在秦汉时期，虽然90%的人口都从事着农业生产，但是很少有关于农民的史料记载。农村的生活维系于土地之上，散发着粗鲁和野蛮的味道。而知识精英们更喜欢描写五彩斑斓而又充满乐趣的城市生活以及朝廷的明争暗斗。
神农氏，中国古代神话中农业的发明人。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靠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淮南子》说“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
秦帝国的立国方针就是建立在对农耕家庭生产力的依靠，以及抑制商人财富增长之上，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汉朝，并且发展出一种“籍田”礼，汉朝皇帝手扶着犁，象征性地犁三下，以表示农耕季节的开始。然后高级官员们也轮流进行，用这种仪式来表明朝廷对农业的重视。皇后也有类似的仪式，她模仿嫘léi祖zǔ进行纺织，象征从事蚕桑业的第一人。虽然这两种仪式并非经常举行，但帝国的确在寻求利用各种激励政策，来保持一种由小农和自由农构成的农村社会。
铁器、灌溉以及规模经济
在秦帝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有好几种重要的技术革新被引进，包括灌溉系统、施肥，以及诸如 畜拉犁等铁制农具。其中有机肥至关重要，它提高了收成，据《吕氏春秋》的记载，有机肥能够“变薄田为良田”。此外，铁犁头能够耕得更深，陶砖有助于让灌溉井更加坚固耐用。
但是，新技术的引进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历史文献中记载了那些落后地区的官员们如何力图发展和鼓励新技术的应用。
比如，在西汉初期，农民们在田地里先用耙子把土块打碎，疏松土壤；然后挖一个犁沟，或者一条深渠（这叫作“圳畎quǎn”，大约有6寸宽），每两条圳畎之间有一个比较宽的垅（大约有5尺宽）；之后把粟、小麦或大麦的种子播在垅上；当庄稼抽枝后，再间去多余的苗。圳畎也用于灌溉，水顺着这条沟渠可以直接渗入庄稼的根部。这里除了最初疏松土地之外，牛和犁很少被用到，所以大多数农民并没有这些效率更高的农业工具。
到了汉武帝时期，推行了一种新的农业技术——叫做“代田法”。庄稼地里的沟渠“圳畎”被加宽，种子播种在圳畎的底部，而不再是垅上。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圳畎中。这样，禾苗的根系就可以培壅得很发达，夏天时可耐干旱。到了仲夏时节，垅上的土已经被削平，圳和垅也就相齐了。到了下一年，圳畎和垅的位置就被颠倒过来使用，因此名之曰“代田法”。这种做法避免了过去把种子播在垅上，容易被风刮走的情况，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土壤的肥力和水分。
这种耕作法首先被使用在那些通常由犯人们耕作的国有土地上。但是，它需要很大的资本投入。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只有用得起两头牛和铁犁的人家才可能使用它。因此，富裕农民或者地主在生产力方面就享有了更大的优势，而贫穷农民仍然要使用传统的木制工具手工操作，遇到农业歉收年份，他们几乎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用陶砖来砌内衬的新方法意味着水井能够挖得更深，汲取到更多的灌溉用水。在华北平原，特别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区，水利灌溉主要依靠井水。打井技术的进步和铁犁一样对农业产量大有影响。富裕农民能汲取更深的地下水，获得更多的水资源，这使他们能够忍耐较低的降水量，获得更好的收成。而小农户因为缺少资本挖掘深井，不久就会负债。而一旦借了高利贷还债，就几乎没可能偿还。因此，很多农民最终被迫卖掉他们的土地，或者把土地抵押给一位地方权贵，自己则变成这位权贵的佃农。
东汉时期的农民还发明了一种牛鼻环，一个人能控制两头牛和犁。而播种机械“耧车”的出现，则使一个人就能够在犁地的同时完成播种。但是，这些技术进步也只有那些富有之家才用得起。同时，由于新技术使农业对人力的需求降低，导致大量农民最终被迫离开土地。
我们再来看看长江流域，这里具有和北方极其不一样的农业历史。潮湿的南方很少经历干旱。这个区域最大的麻烦是水太多，到处是泥泞的沼泽。绝大多数农民焚烧野草丛林，留下肥沃的草木灰，然后在地里种上水稻，再把水灌入这块地。当植物开始长出来一点儿时，就清除杂草，继续给水田灌水。当时还没出现禾苗经过育秧后再移植到水田的技术，土地也还必须每隔一年就进行抛荒，只有这样，庄稼才能长得好。因此当时南方的农业产量相对北方来说 是比较低的。
随着灾荒和战乱的发生，北方农民不断迁徙定居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开始逐渐增长。一些有实力的家族率先引进了一种新的灌溉方法，他们把一些小峡谷的一端修成水坝，制造一个湖，再通过水闸放水来进行灌溉。然而，南方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排涝，而非灌溉，因此这种技术变革并没有改变南方的农业。直到公元4世纪早期，当大型灌溉成为可能后，南方豪强大族的数量才明显增多，同时也鼓励了地主所有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文人都认为，国家经济发展优先考虑的 应该是刺激农业发展并保护农民。如同近代欧洲早期的重农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制造业和商业 如果不认真加以控制，就会威逼利诱农民远离土地，或者堕落成佃农，而不再向国家提供赋税和劳役。
在战国时期和早期帝国时代，国家主要依靠农民来交纳赋税并服役，而向商人征税则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财富很容易被隐藏。农民的土地是可见、可测量的，而且不可能转移，土地每年的预计收成也能够直观地计算出来。但是，商人却能够把财产用商品或货币的方式隐藏起来，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即便根据商人申报的财产来征税，在当时 也只有让他们投资到土地，或变成地主时才可能实现。并且，强制征税，政府还要冒着与豪强大族发生战争的风险。于是到了武帝统治时，这种强制征税的方式就被废除了。
在秦和西汉高祖时期，赋役有好几种形式。每位15到70岁之间的成年男丁，都由国家登记在册。任何身高比特定标准矮的人，都被登记为“侏儒”，只分配给他们较轻的义务，或者被登记为残疾人，免除一切劳役。
到公元前186年，男丁在20至24岁时要进行登记，而且要依据他们的父亲在“二十等爵制”中的级别，到了58至65岁时，国家会部分免除他们的劳役。法律没有规定妇女提供强制劳役，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她们也会被征募，为国家建设服务。
被登记在册的男性一生中必须为国家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在都城或者前线为“正卒”，另一年则在他们自己的郡县里担任常规军人，即“戍卒”。一部分被挑选出来的个人会被训练成精于弓弩的“材士”，或者“车骑”和“楼船士”。这些有技能的士兵会比普通士兵享受到更高的爵位和薪水。在服役结束之后，每个成年男子还必须每年为国家服役一个月，这被叫作“更卒”。
虽然所有自由男丁都要为国家服兵役，但正规军都是从“材士、车骑以及楼船士”这三个精英群体中抽取兵丁。其他士兵主要从事运输、警戒，或者担任卫兵。武装力量被分成：训练有素的、从事关键性拼杀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军队以及转运辎重的军队，这是战国时期流行的做法，秦帝国也继承了下来。
除了在前线服役之外，军队还担负着守卫疆土之责。每年的第八个月，每个郡县都会举行阅兵仪式，展示他们的军事技艺。长年的训练项目和阅兵，能够保证这支特殊的农民队伍娴熟地使用武器，成为一支地方警察部队，有效打击大规模的流氓犯罪，或者抵抗小规模的敌人入侵。
一个普通农民能接触到的国家官员都是地区级的官员。一个地区通常包括一个有城墙环绕的镇，人口在1万到2万人之间。虽然人口数量很低，但对官员来说，他们不可能在任上和大部分民众面对面相遇，因此，他们就依赖于地方显贵大族对农民的管理和支持。当然，为了缓解农民遇到的困苦，官员也会采取措施，哪怕只是短期措施，来避免农民破产和沦为佃户。在饥馑的年份里，一些地方官会开仓放粮，在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还会向百姓散发朝廷赈济的现钱。
这些活动经常被记录在一些石刻上，以赞颂某些官员的美德。比如东汉一位官员曹全，就是“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寡，以家钱籴米粟，赐癃盲……风雨时节，岁获丰年，农夫织妇，百工戴恩。”
虽然这些刻辞都是逝者的亲属或者下属所写，似乎并不完全可靠，也并非都是民众的真实感受，但很有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官员比那些朝廷长官更能保护他所管辖区的子民。
村庄和乡野
农村地区的行政组织一般分为乡，乡又被分为亭，亭又被分为村或者“里”。所有这些组织都拥有由政府任命的、半官方的地方领袖，最低一级的是村上的“里魁”。
我们确实知道汉代的农民会有一些机会与官员打交道，比如当官员编计人口时，农民向国家缴税和服徭役时、播种季节向政府借贷种子时，都会与官员有所交往。农民也会通过他们之间五人或十人一组的这种义务纽带的方式，按照告奸与连坐的规定，与官员们发生联系。现存的唯一一份汉代遗嘱表明，在涉及民间土地分配的这类遗嘱签定时，官员也要在现场作为证人。
一个典型的村落由大概一百户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块不大的土地。邻居之间通常没有亲缘关系，除非镇子里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豪强大族。而农民个人的地位会按照一个头衔级序来划分，这种等爵制起源于秦朝，用于奖赏军功或者向军队资助粮草的人。汉代有二十个级别的军功爵位，其中高等级的都被官员垄断。除此之外，特定地区、集团或者个人都可能因为具体贡献而获得不同爵位。
爵位可以带来很多特权。首先，拥有高级别爵位的人可以免除一些法定义务。其次，爵位还可以用来抵罪——比如减轻因某种罪名而受的惩罚，或者为父母抵赎劳役。最后，爵位还决定了一个人在村庄中的地位，在政府发起的宴享中，座次的安排或酒肉的分配等，都能反映出爵位的差异。比如汉代一本算术书中有这样一道题说：“今有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欲以爵次分之，问各得几何？”（这里的“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都是汉代二十等爵中的爵位名）。国家其实是利用这些朝廷颁发的爵位来消除地方自发产生的权威，以施加朝廷的权威和标准。
汉代的农场规模，最常见的是小型自由农民的农场，通常由一个四到五人的家庭耕种。公元前154年，汉景帝时的大夫晁错曾经写过一段话，描述了那些一直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民生活：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chèn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东汉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个时期的平均耕地面积比晁错说的百亩还要小，通常在40—50亩。
与此相反，地主的生活是相当舒适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
如果一个新近失去土地的农民足够幸运，能够保持分成制的佃农身份，他就能够以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收成作为代价，使用地主的土地、工具、耕牛和一间屋子。如果他还能被地主从政府统计资料上抹去，那么他就能够逃避国家的赋役，生活水平也能得到提高。由于他要付的地租是以他的实际收成按一定比例来计算的，所以除去农业歉收的季节，他就不用把谷物换成现钱向国家缴税，避免了最悲惨的命运，同时，他还能有机会使用那些他本人无力支付费用的耕牛和农具。
小米、大麦、小麦以及大豆并非汉代仅有的农产品，因为妇女们还织布。这种男耕与女织的情形，在“神农法”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表达。多数纺织品由麻或荨麻织成，布匹被用作交易的中介物。秦律对作为货币流通的布匹的纹饰、质量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同时和货币兑换的比率也有规定。汉武帝时代制定了“均输法”，希望能够根据市场商品的价格高低 购进或者抛出商品，以达到平抑物价的作用。武帝搜集了几百万匹的布料，这表明当时已经有大量民间生产的纺织品进入了流通。
在所有纺织品中，丝绸是最为昂贵的。早在《诗经》一书中，就有关于织布生产的诗歌，从养蚕、采桑到纺织和染色都有描写。除了国家或豪强大族的大型生产作坊里会雇用少数男劳力之外，大多数作坊都是妇女从事这项劳作。汉代有记载指出，一些豪强大族能够雇用700多名妇女来进行纺纱织布，以供家用或出售。富家的主妇一般也会从事纺织。男耕女织的观念甚至影响到了汉代的神话创作，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织女星成了家喻户晓的角色。
桑蚕经济是汉代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荀子》一书中，就有一篇押韵的猜谜诗这样写道：
有物於此，倮倮兮其状，
屡化如神。
功被天下，为万世文。
礼乐以成，
贵贱以分。
养老长幼，
待之而后存。
丝绸还作为金属货币的补充成为交换的等价物，有时候政府也用丝绸作为军饷。无论是给匈奴的贡品，还是给部落盟友的恩赐，它都是首选物品。丝绸也是汉人在边市交易中的大宗货物，比如在宁城。丝绸从这里被转售给中亚地区以及印度，又辗转到达罗马帝国。
罗马学者 老普林尼曾经抱怨说，罗马所有的黄金白银都流向了东方，去购买这种薄如蝉翼的纺织品，因为罗马的妇女喜欢穿戴丝绸，把她们打扮得更妩媚。罗马的黄金、羊毛、琥珀、象牙以及玻璃制品因此被运往东方换取丝绸。沿着与古代“丝绸之路”相同的中介链条，这些西方商品也逐渐被引入汉朝人的生活。
然而，对普通农民而言，这类奢侈品贸易，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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