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而对汪东兴来说，这一生最重要的，是遇到了毛泽东。因此，历史对他的书写，不可避免地要和毛泽东纠缠在一起。
1916年1月，汪东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困的生活让他过早成熟，并寻求改变生活的机会。土地革命时期，汪东兴就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16岁的汪东兴加入共产党，同年参加了红军，正式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后汪东兴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汪东兴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1947年3月，胡宗南带领国民党军队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选中了汪东兴，任命他为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
汪东兴后半生与毛泽东不离不弃的亲密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汪东兴上任以后，工作非常细心，积极布置中央的撤退方案。他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叶子龙回答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
汪东兴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在汪东兴的安排下，中央机关顺利撤出了延安。6月7日，国民党军刘戡的部队又向中央机关临时所在的王家湾扑来，敌人的行进速度很快，中午时距离王家湾只有20里了，周恩来等人都劝毛泽东赶紧撤离。
毛泽东却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
任弼时急了，他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但毛泽东坚持说：“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
此时周恩来为了打破僵局，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等看到敌人再走？”
毛泽东于是回过头来，对身后的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果断地脱口而出：“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
毛泽东高兴地说：“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5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带着这个加强排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并阻击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由于敌人不知我军虚实，汪东兴只付出了一人轻伤的代价，就三次打退敌人，最终使得敌人比到达王家湾的预定时间整整晚了12个小时，为中央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事后毛泽东表扬汪东兴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几天以后，毛泽东又交给了汪东兴一个新的任务，让他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去袭扰敌人后方。汪东兴不仅多次打击了敌人，还帮助群众收了800多担麦子。
事后毛泽东再次夸奖汪东兴：“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800多担麦子，这同消灭800个敌人一样重要。你们这次深入敌后开展的活动，
一方面了解了敌情，打击了敌人；另一方面也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得很好。”
通过这两次的考察，汪东兴真正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以后，汪东兴担任了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仍然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作义亲自来西柏坡拜见毛泽东，会见结束以后，毛泽东让汪东兴送傅作义回石家庄。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他们发现前方的河面上有一群大雁正在戏水，傅作义于是对汪东兴说：“这样的雁在北平可是看不到啊！打它一下怎么样？”
汪东兴说：“你打吧，我这里有卡宾枪。”
两人来回谦让了一阵，傅作义还是坚持让汪东兴打，汪东兴于是打了一枪，但稍微高了一点，一只大雁被打伤了。
傅作义不禁喝彩：“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要是前面是敌人，肯定没问题。”
能够得到戎马一生的傅作义夸赞，足以说明汪东兴的枪法高超。
1949年3月，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向北平进发。汪东兴亲自带人为中央领导开道，见证了“进京赶考”的历史时刻。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主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工作。
1949年底，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他自己则负责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工作。
到了莫斯科后，有一次毛泽东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汪东兴在值班室里等候了5个小时，连饭都不敢去吃，只喝了一瓶汽水。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感动，他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此后汪东兴先后担任过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3月，汪东兴离开北京，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但在1960年9月，他突然接到了毛泽东“提前回京工作”的指示。
汪东兴回京以后，毛泽东对他说：“我要你提前回来，是要你帮我‘抓老鼠’。我发现身边的‘鼠害’还严重哩，这可不行啊！”
原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发现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北京和随他外出期间有多吃多拿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日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嫌疑，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他才召回汪东兴，让他对身边的人进行“整风”。
汪东兴于是组织召开了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了“整风”的计划，然后组织大家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最后让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自我批评中，大家都如实地检查了自己的问题，有的人说自己在天津时，吃过人家的大麻花；有的人说自己到郑州时，因为正是夏天，所以接受了当地政府的西瓜；有的人说自己到山东时，曾收过别人给的“大公鸡”牌香烟……
最后汪东兴总结说：“以后地方送东西来，都必须经过管理员，该给钱的要给钱，一分不能少！”
汪东兴组织的“整风”长达50天，最后为了挽回这些不良作风的影响，他派人下去一一如数退赔，对个别问题严重的人，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
正是因为汪东兴十分忠诚，毛泽东曾感慨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
1967年1月，江青想指使造反派打倒汪东兴，他们喊出了“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但毛泽东知道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
毛泽东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批评汪东兴，但不能打倒他。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马上就被打下去了。
此后汪东兴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1969年，他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都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抓紧进行夺权活动。10月2日，叶剑英找到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并对他说：“我们要以快制慢，‘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当天晚上，汪东兴研究行动计划到凌晨，制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10月6日晚上，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并坐在屏风后亲自指挥抓捕行动，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他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这天晚上的抓捕非常顺利，“四人帮”全部被抓获。事后汪东兴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
”他的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但随着党和国家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汪东兴似乎一下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但面对这种大起伏，他却很快适应了社会角色的转换和生活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汪东兴长期赋闲在家，深入简出，他很少会客，但接待家乡的干部和父老乡亲却很热情。
1994年，弋阳的同志前来拜访汪东兴，并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
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
但汪东兴坚持说：
“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最后在汪东兴的坚持下，方志敏和余汉潮都被收录进了《弋阳党史人物传》。
晚年的汪东兴生活非常规律，他每天早晨、上午看“大参考”、报纸和读书，会客大多安排在下午。晚上7点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7点半后再打1小时的台球活动身体，之后如精神尚好，再看一会儿书才就寝。
国外曾有很多有背景的出版商邀请汪东兴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他都当成大日子来过。每年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日子，他都会去纪念堂献花、瞻仰，即使年纪大了、身体变差，也没有耽误过一次。毛泽东的诞辰更是他家里的节日，全家人要吃面条庆祝。
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100岁。
怪力乱神经
嗯
怪力乱神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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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胆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