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往往冠以“文明”二字，如“文明棍”、“文明镜”、“文明头”等。1910年后新剧开始盛行于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新剧既新，当然也冠以文明的头衔，俗称“文明戏”。
文明戏用京腔或方言，是对话形式的戏剧。1928年，经著名戏剧家洪琛提议，将运用对话、动作、表情，传情达意的戏剧定名为“话剧”。
郑州花园口刘庒人刘瑞璘先生，清未进士，1904年清政府李鸿章派他赴日本考察，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在郑州发起“郑州通俗学社”，从上海等大城市引进“文明戏”，宣传进步思想，“文明戏”开始在郑州兴起，一直延续到今天。
1927年，冯玉祥将军第二次主豫时，积极倡导新文化，“活报剧”盛行。活报剧是以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为政治、军事以及民众教育服务。当时，正值大力推行“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冯玉祥将军经常派司令部剧团，来郑州演出，如破除迷信、禁毒、放足的新剧目。妇女放足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郑州扶轮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自发成立了戏剧社，自编自演小型“活报剧”在街头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
1937年11月，上海著名戏剧家田汉、洪琛，率领抗日救亡话剧团在郑州演出。金山、王莹、欧阳红婴、宋元等演员在扶轮中学礼堂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新仇旧恨》《九一八》《到明天》《塞上风云》等话剧，一时间轰动郑州。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同年12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封孩子剧团”应邀来郑演出。在陇海礼堂公演《保卫卢沟桥》《杀鬼子》《八百壮士》《死亡线上》等抗日救国的新编话剧。
郑州解放后，为庆祝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了街头活报剧、短话剧活动。
郑州话剧团在武汉演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武汉同济医学院读书，有一天我乘公交车路过武昌首义广场，看到武昌剧院张贴有郑州话剧团演出“平型关大捷”的海报。我离开郑州时，不曾听说郑州市有话剧团，出于热爱话剧和对家乡的情感，我特地临时下车买了张票，准备晩上一看究竟。
那晚武昌剧院坐无虚席，郑州话剧团演出非常成功，我记忆剧中有个情节，一个小脚老妪，随着逃难人群艰难前行，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你们走吧！我走不动了，死了算了！”演得十分逼真。
演出了十几天，观众爆满。后来我才知道，郑州话剧团的前身是北京实验话剧团，实验话剧团前身是北京民艺话剧团，原来是京都的话剧演出水平。
郑州话剧团中郑州藉演员丁一，是国家一级演员，曾多次获得金鸡奖最佳配角奨。她与河南省话剧团陈裕德先生合作演出话剧《咱们的牛百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丁一女士当年在北京矿业学校读书时，爱好话剧，从此走上了话剧之路，并一举成名。陈裕德先生是喜剧演员，改革开放后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势头不在陈佩斯和朱时茂之下。丁一女士和陈裕德先生两人的表演事业正日如中天时，因病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最近我听一位业内人士说，女戏骨陆丽珠曾被誉为中国的“玛丽莲·梦露”。50年代她与王心刚搭档，在“永不消失的电波”电影中，出演风情万种的女特务柳尼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演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女士，也是来自郑州话剧团的老演员。
喜剧影星韩兰根的即兴表演
小时候我家里来了位远房姑姑，她年轻有文化，特别喜欢看电影和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钱塘路上普乐园改成“大光明影剧院”（现已建成“二七纪念堂”），是当时郑州条件最好的影剧院。晚上她去看戏，常带我做伴，使我对话剧、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著名喜剧明星韩兰根先生，率领一批上海电影界的老演员们，在郑州大光明影剧院演出话剧。主要演出民国时期如《雷雨》《秋海棠》《家》等进步剧目，使许多老郑州人一睹久仰的明星风采。
有一天晩上去看他们演出，此时我见韩兰根先生正坐在前排陪客人喝茶看戏，可能是那天观众特别多，他一时兴起，从座位上直接登台，没有化妆，即兴表演了一段小品。
一个正在扫地的仆人，看到桌子上摆放了一碟点心，见四下没人，趁机吃了一块，做出很好吃的样子，犹豫了一下，索性将碟子里的点心大把抓进衣袋里。此时，他又看看碟子里的点心所剩无几，似乎觉得不妥，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些点心放回碟内。真不愧是著名笑星，没有一句台词，却把那个仆人演绎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后来韩兰根从台上下来，继续陪客人喝茶。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旧时的舞台演出是那样的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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