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层工作有句俗语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象地说明了基层工作的状态。
面对上级下达的各种指示，最后都得经过居委会或村委会两种基层组织到达每个老百姓。
而如果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发生矛盾，应该如何依法得到“一个说法”？
这就是张艺谋三十多年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探讨的主题。
初次看《秋菊打官司》，我们都会被巩俐故意扮丑，挺着大肚子维权的农村妇女形象吸引。
这个颠覆性形象就像《隐入尘烟》中海清饰演的曹贵英。
《秋菊打官司》整个故事的重点就是秋菊“讨说法”的过程，她极度执着，到最后甚至都让人有点讨厌。
就连她维权的当事人——丈夫万庆来，后来也不能理解秋菊的执着，对她恶语相加。
万庆来在秋菊第二次上市里时已经完全不支持自己媳妇的告状行为。
秋菊这样一层层向上告，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说着她想“要个说法”。
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影片给出了答案，秋菊在和公安局长第二次接触时说，她就是想让村长“认个错”。
换句话说就是道歉，而且是那种真心实意地道歉。
只有村长道歉了，秋菊的心理才能过得去，这才是她要的“说法”。
然而秋菊所要的这个目的和她的维权之路产生了矛盾，她要的是村长认错的“情理”，却走了一条“法理”之路。
按法理来说，乡上李公安的处理和后来县上维持原样都没有问题，很符合逻辑，过程也符合法律程序。
但村长王善堂是个要面子的倔人，他第一次给秋菊赔钱还羞辱她，态度极其恶劣。
第二次、第三次依然没有给秋菊道歉，就像他自己说的“你以为我软了？”
秋菊一直不服，从乡里到县里再到市里，还有人讽刺她最后要不要闹到北京去，根本原因并不是各级工作做的不对，也不是对各级机构的不服，而是秋菊要的说法根本不是经济赔偿和各种处理。
影片结尾时李公安来秋菊家，给她最后的“说法”是村长王善堂因轻度伤害罪将被拘留，这更不是秋菊想要的。
因为她只想要在同村里有点权力的村长给她道个歉，也就是一点面子。
但村长这个人最不能丢的就是面子，他可以在上级、在乡里、在县里丢面子，唯独不能在他的村民面前丢面子。
秋菊和村长的矛盾就是基层群众对基层干部一点情理上的不满。
但从她告到李公安开始，她所要的“说法”就被理解成“法理”。
最后甚至连公安局都上了被告席，村长也被拘留，闹得这么大，却不是秋菊想要的。
所以电影最后一个镜头，秋菊看着逮捕村长远去的警车表情复杂。
关于“情理”与“法理”的矛盾，在片中有两处被忽略的细节。
看过《秋菊打官司》的观众都知道，其实村长并不是坏人，而且秋菊家和村长家关系也没那么差。
秋菊最后要生的时候难产，还是村长帮忙把秋菊抬到乡里医院，后来秋菊还带着孩子上门道谢。
村长作为基层干部和村民打成一片固然很好，但同时也存在一个“法治最后一公里”的风险。
片中秋菊第一次和李公安说案情的时候，她说村长不批她家的辣子楼，也不让她在承包的耕地里盖这个辣子楼。
这件事本来是有法可依的，也就是有文件，但村长就是不给秋菊看文件。
秋菊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多基层“千线一针”的问题，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解决，还依然泛滥。
这三年不知发生了多少“没有文件，一句话就XXX”的事。
上级下达的各种文件、法规、通知……到了基层，都从基层干部一个人的针里穿，那么这个人对他所管辖的小范围好像就有了很大权力和私下裁定的空间，变成了“人治”。
他可以选择给秋菊看文件，也可以选择不给。
还有秋菊闹到市里的复议书，本来应该直接下达给秋菊本人，但文书还是习惯性地先给了村长。
而秋菊本来告的就是村长，这张复议书却先到了村长手里，村长又选择先给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看。
复议书和看文件这两个小细节揭示了《秋菊打官司》矛盾的本质：
秋菊想在一个“人治”的小社会里追求“情理”，却走了一条漫长的法理之路。
而村长这个基层干部在做绝大多数工作时，还是凭自己的自由裁量，一下情绪没控制住踢了村民，故事由此展开。
电影《秋菊打官司》改编自作家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发表于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
陈源斌本身也做过官员，他写的这个故事背景就是电影中提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后。
所谓“行政诉讼”可以简单理解为为“民告官”提供了一套机制和法律依据。
就像故事中虚构“秋菊打官司”是《行政诉讼法》刚颁布不久第一个“民告官”案例。
从这个角度看，原著《万家诉讼》和电影《秋菊打官司》都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普法宣传作用。
在《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一改前几部作品精心置景，刻意的镜头语言等形式化技法，转而故意营造一种纪录片式的“客观”记录感。
片中使用了大量客观镜头，电影一开始镜头客观的对着熙熙攘攘的县上大集，秋菊仿佛是自己闯进镜头的普通农妇。
观众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被张艺谋带入秋菊的故事，与她共同经历了一趟酸甜苦辣的维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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