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感慨，我们的国产电影，已经越来越缺少血气了。
这里指的血气，不是说战场上的冲与杀，或者慷慨激昂的口号。
它应该是一种发自肺腑、不吐不快的真性情。
几年前的《我不是药神》有血性。
它替病人说出了“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也喊出了“我不想死，我想活”的生存渴望。
直戳人心，底层共鸣，说的就是这样的电影。
念及此，我会想起一位已逝的老导演。
他就是谢晋（1923-2008）。
他的《芙蓉镇》里的那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当时不知看哭了多少国人，即便放在现在也依旧震撼。
而与《芙蓉镇》一起组成“伤痕三部曲”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当年也都是观影人次过亿的现象级电影。
其中，《天云山传奇》不仅是三部曲的开篇，还是第一部敢于直面“反右”问题甚至反思整个十年动荡的电影。
转眼四十年过去，重看这部敢讲真话、敢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天云山传奇》，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天云山传奇》的故事从1978年初冬讲起。
虽然结束四人帮动乱已经两年了，但长年积压下的无数起冤假错案还在处理中。
宋薇刚刚提为组织部副部长，她恨不得加班加点解决这些冤案。
但实际上，她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导，真正的决定权都在他的丈夫——组织部部长吴遥手里。
而此时的吴遥去温暖的南方休养了，所以手头的申诉只能堆着。
宋薇感慨，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但这里却还是犹如死水。
一天，年轻的女性朋友周瑜真来拜访，跟宋薇聊起她在天云山遇到的一个拉马车的“怪人”。
随着对方的讲述，宋薇才意识到这个怪人是她年轻时下乡建设天云山时的恋人罗群。
1956年，宋薇与罗群在工作中结识并相恋，起初一切都很美好，建设小队也取得了成绩。
但知识分子罗群的直言与实干触犯了上层领导。
于是，在后来的反右和WG批斗中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当时还在党校进修的宋薇，因性格软弱、不想被孤立而选择了与恋人“划清界限”。
后来宋薇与当时追求她的书记吴遥结婚，对方地位高、政治底子硬，两人就这样组建了家庭。
罗群从此在宋薇的生活里消失。
与宋薇形成对比的是，一起下乡的好友冯晴岚选择了留在天云山陪伴身心倍受摧残的罗群。
两个苦命伴侣收养了一名孤儿，一个做马车夫、一个做山村教师，一起过了十几年的贫寒生活。
时间来到1978年，身患重病的冯晴岚在临终前给宋薇写了一封倾诉信。
信中回忆了她们过去参与天云山建设的青春岁月，也表达了屡屡为罗群申诉却始终得不到政府回应的无奈。
陷入无限自责和忏悔的宋薇不断回想起她与罗群曾经甜蜜的过往、与冯晴岚的友情。
她也想急切地查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罗群一直没有被平反昭雪。
没曾想，查到的结果是她的丈夫吴遥一直在背后操纵，两年来的申诉材料均被他私自截下。
本就是因软弱因惧怕才委身吴遥的宋薇，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年自己的沉默和退让酿成了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她毁掉了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最亲的爱人，一个是最要好的朋友。
宋薇最终觉醒，她撬开了丈夫的抽屉，将罗群案上报，并与吴遥决裂。
只是，当她终于摆脱掉一丝负罪感、再次踏上天云山的土地时，她还是无法面对罗群，只孤零零一个人在冯晴岚坟前献上了一束花。
电影《天云山传奇》以1956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斗争起，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终。
通过三个下乡青年的不同命运，串联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
艺术需要典型，也需要理想化。
罗群和冯晴岚这对苦命鸳鸯，便是那个红色年代里最朴实真诚和最有理想主义的一代知识青年。
罗群，是“一个纯地像水晶一样的人”，有着“火热真诚的心”。
他是烈士后代，在延安长大，又在前苏联留学，见多识广的他性格开朗幽默，作风清正，专业过硬。
即便身为天云山建设队的政委，但没有一点官架子，十分愿意与年轻的学生打成一片。
可前任政委吴遥对年轻人有偏见，他总认为这些“小青年儿、小知识分子儿，话多主意多，不好领导”。
罗群没有听从上层领导的“劝戒”，只秉着做实事的姿态带队。
不听话，有运动来的时候当然第一个遭殃。
很快，反右运动来了，罗群被认定为“讨好知识分子”。
之后，大跃进也来了，反对不切实际大放卫星的罗群，又被举报“搞独立王国，不听指挥”。
罗群和他的同事很苦闷，因为上层领导只听信小人的小报告，却根本不关心他们在天云山增产了多少粮食、勘探出了多少矿物。
“我愿意检查自己，可是我认识不到的问题，我不能瞎说”，执拗的罗群被调离岗位，劳动下放。
就算被扣上帽子屡遭批斗，罗群也没有心生怨念。
只是遗憾被小人掌权，从此甘愿在山里过着清贫生活，还完成了他对天云山建设看法的著作。
冯晴岚，有着与罗群一样倔强的性格。
是她最早看清了罗群的真诚善良，并鼓励宋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人。
然而，运动来了，歪风邪气，人人自危，好人被摧残，恶人得高升。
冯晴岚眼见罗群奄奄一息孤立无助，她选择了放弃前程，用一生陪伴这个真诚、高贵、可怜的人。
同事曾劝她“他现在连公职都没有，你养他？你的家庭会怎么看你，社会上怎么看你？你们又怎么生活呢？靠你那几十元工资么？”
一连串的反问没有动摇她，冯晴岚还是一人拖着车将罗群从劳改地带回了天云山。
在冰天雪地中，她还笑着对罗群说，“我现在身上还有五块钱，五块钱结婚，也够了”。
罗群与冯晴岚有多理想主义，片中的反面角色吴遥就有多阴险冷漠。
吴遥是对知识分子戴有色眼镜的老派掌权者的代表，这样一个负面的党员干部角色，其实在开拍之初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毕竟当时社会才刚刚从十年动荡中走出，就算鼓励自我反省和批判，但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形式去呈现，依旧让人隐隐担忧。
如果被扣上抹黑的罪名，那么《天云山传奇》的所有主创都要受牵连。
好在这个角色被完整保留下来。
影片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一天不挨训就会走上邪路”的敌对心理，他还以反右之名谋私欲，因想霸占年轻的宋薇而给罗群编织罪名。
他先是胁迫宋薇写信与罗群断绝关系，后又以他的书记身份、政治地位威逼利诱宋薇与他成婚。
婚后也对宋薇的工作有着极强的掌控欲，他将罗群的申诉截留，把妻子调入同一间办公司室，还安排亲信监视。
就算外出休养，宋薇每天做了什么也都在他的监控中。
片中可以得知，其实吴遥也被四人帮斗过，但他却没有同理心，反而进一步加害他人。
这就像《芙蓉镇》里秦叔田对当年整他的李国香的忠告和讽刺：
“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
但吴遥拒绝否定自己。
当运动结束后，整个社会都不允许整人了，他就整自己的老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他的威严，心理已经极度扭曲。
不过，相比于前面这两类人，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软弱的知识分子宋薇才是最大多数国人的写照。
因为像罗群和冯晴岚那样坚守理想的、洁白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大多数都是像宋薇那样怕犯错误，怕挨批评，怕被孤立，不敢独立思考的随波逐流的人。
年轻的宋薇缺乏社会经验，本是孤儿的她内心渴求安全感。
所以不敢脱离组织，可以不爱吴遥而与之结婚，只为找到靠山。
与年轻时代的宋薇类似，为了一时的安全和稳定，与爱人决裂与亲人反目与同事为敌的真实案例太多太多。
这中间不乏有人做出了过分的违心事，并造成了悲惨的恶果。
据说当年《天云山传奇》上映以后，有一位女观众的自身经历与宋薇非常相近。
她在看过电影后大受刺激，同样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愧疚不已，后来因承受不了精神压力而选择了自杀。
所以从这些角色身上，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所谓的正面角色、反面角色。
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无数个体的缩影，他们都是一代的中国人，一代悲剧的中国人。
谢晋导演后来回答说自己为什么连续拍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三部悲剧：
“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
“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
并且谢晋的父亲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而喝药自杀，母亲受不了后跳楼自尽，是谢晋把母亲的尸体抱回家里。
总之，过去那个人人戒备、人人互戕的冰冷时代，于他而言实在有着刻入骨髓的体验。
这才让他在拍电影时不吐不快，即便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直白。
他发自内心地不想再发生电影里的悲剧。
不能“再像冰库里的鱼那样生活了，又冷又不见天”，不再重复“你要踩我，我不踩你我就活不下去”的日子。
这是他希望实现的，也是本应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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