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与节日
在汉末到唐朝之间，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族墓地群的建立，二是分散至各地的同宗家族成员 在寒食清明节时，会在墓前进行定期的聚会。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把更多人当作亲属联系在一起。
在西汉，宗祠是与个人墓葬相结合的，因此被当作个人纪念堂。到了东汉时期，人们开始在多墓穴的家庭墓葬前建立祠堂，祠堂逐渐变成了家庭或家族的纪念场所，在那里，后代们向共同的祖先 及其他埋葬在一起的前辈们献祭。
除了为一个家庭建立的多墓穴墓葬，汉代的中国人还更进一步，将在世时没有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亲属 埋在同一墓园里。在东汉晚期，安排亲戚埋在同一个墓地的做法在精英家庭中更为普遍。陕西潼关附近发现了弘农杨氏的墓葬，有七个家庭的独立墓葬从东往西依次排列。现存的墓志能够确定其中六个人的身份以及四个墓的埋葬日期。杨震的五个儿子有两个埋在这里，其他墓穴则是辈分较高的直系亲属。
另外，取代汉室的曹氏家族墓地也反映出这种松散的结构。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描述了这个2世纪晚期的墓地。他写了四个墓。其中三个属于一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墓葬，各自组成一团，另一个墓属于另一分支的家族成员，也在同一墓地里单独安葬。开始于1974年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发现了五个大型的多室墓，松散地分布在方圆1.25公里的区域内，唯一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墓穴属于一个父亲与他的儿子。在这个大区域内还有一些小一点的墓葬群或大墓丘，当地人通常称之为“曹氏山”。这个家族墓地的墓葬有的有祠堂与石碑，有的则没有，差异很大，而这种松散的安置关系也可能反映了：这个家族在现世生活中就非常分散与疏远。
在现代山东省发掘的武氏家族墓地包含了三代人的至少五座墓葬。由石柱搭起的拱门与石头雕像标志着墓地的入口，墓葬分散为几个单元。这些墓葬都还没有被发掘，但是这一地区的精英 流行把不止一代家庭成员葬在 同一墓室中的多个墓穴中。因此，武氏家族很有可能也是采用这种形式。
在南方，考古学家发掘了宜兴周氏家族的墓地，墓葬的时间是在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有六座墓葬聚在一起，这个地方被称为“周墓墩”。埋葬在这里的人们属于南方的一个周姓名门望族，六座墓沿南北轴纵列，进入墓穴的通道面向东南方向。
这样的家族墓地也存在于西北边境一带，在嘉峪关、酒泉、敦煌都有所发现。墓葬以石环或土城墙区分出属于同一谱系的墓葬群。环内的墓穴按照亲属的辈分关系进行排列。许多墓葬在坟墓入口处的围墙上绘有壁画，这象征着个体家庭的边界。
南北朝时期，家族墓地也出现在诗歌中。潘岳在《怀旧赋》中提到在洛阳城南五十里的地方，探访岳父及其二子的墓地，描写了“坟垒垒而接垄，柏森森以攒植”的景象。
几十年后，陶渊明描述了在周氏家族墓地翠柏成行的树荫下野游，这个周氏家族墓和上文提到的应该是同一处地方。至此，家族墓地已经成为精英生活的标准特征，也只有精英创造并享有这样的生活。
这一时期的人们还发明了“功德寺”，将一块土地正式捐给佛教寺庙，并以此当作家族墓地。作为寺庙财产，它是免税的、永久归寺庙所有，但是在实践中，它只用来满足捐献者家庭的需求。这些家族可以为“他们的”墓地指定寺庙主持，然后一再捐献，使自己能够掌控寺庙，并把这里当作自己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场所。
在汉朝时期，既有在宗庙的献祭，也有在墓前的献祭，但是没有记录表明在某个特定的节日进行献祭。《四民月令》写成于东汉，其鼓励在四季的每个季节都进行祭祀。春季祭祀是在农历二月，与当地的社稷祭祀结合起来。一些东汉的文献 提到这期间有几天不能动火，甚至要禁火两个月，在此期间只能吃冷食。这是为了纪念公元前7世纪的一位官员介子推。介子推不言禄，隐于山，晋文公为了迫使他出仕，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却被烧死。为了纪念他，他的老家太原附近形成了专门的献祭活动。汉代政府曾经禁止这种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寒食做法。206年的时候，曹操也颁布法令禁止它，指出应该在冬至过后105天，也就是说在清明节举行献祭活动。
《齐民要术》解释了这个 在全国范围举行的节庆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荆楚岁时记》援引《周礼》说明，在春季的第二个月，使者会振着“木铎”宣布在该国都城禁止用火。一些战国晚期与西汉早期文献中的统治者年历，还记录了敲响木铎来禁止性行为和禁止放火烧山的行为，因为正是这种焚烧山林的行为害死了介子推。这些文献明确地将这种对历史事件的纪念 与一个广泛的禁火令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辞旧迎新仪式的一部分。每年一次，通过禁火来熄灭旧年的火，然后点燃一把新火，这种仪式可能推动了隋唐时代扫墓习俗的出现。
在唐朝早期，寒食节为家族成员的重聚提供了机会，那一天，他们齐聚在祖先墓前，扫墓、献祭，并且享受盛宴。与墓前献祭相关的逸事最早出现在隋朝。到了8世纪的唐朝时期，这一活动变得普遍，正如732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所指出的，虽然古人经典中没有提及在寒食节扫墓的做法，但是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并应该得到鼓励：“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行拜扫礼……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几十年后，流亡中的柳宗元感叹，他身边的兽医和田间的农民都能够到祖先坟前献祭，而流亡在外的他却无法前往自己祖先的坟墓。可见，当时的寒食扫墓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习俗。
对于祖先崇拜而言，这样的发展带来两个主要的后果。首先，家族墓地的修建鼓励人们去祭祀更多更久远的高祖。因为越往前回溯祖先，就会有越多的人建立起亲属关系。其次，寒食节为共同祖先的后代们提供了聚到一起的机会，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熟悉程度。这就可能形成规模更大、更有自觉意识的家族，使家族成员们能够一起行动，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
书写血统
这一时期，有自我意识的亲属集团通过新的写作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最著名的要数“家训”和家谱的出现。尽管早期文献记载过一些口头的或简短的书面遗言，少量汉代文献中也提到了“家规”，但南北朝时却产生了现存最早的、传给后代的详细作文，它规定了家族的独特家风，这对家族的繁荣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最经典的是颜之推所写的《颜氏家训》。这部文献给所有试图维系家族世代的人提出忠告。其中包含的内容有：批评再婚的危险性，警告妻子的野心会离间兄弟友爱，坚持不断地管教孩子，呼吁家长为防止失去权威身份应避免与子孙过度亲密。颜之推同样强调了细心管理家庭物质财富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信任奴仆。作为一个学者，他强调要认真对待书本，并花费几个章节来说明学习与熟练写作的重要性。
除了给予忠告，这部书还描述并评价了不同地区家庭生活的差异、他们不同的营生手段和不同的家庭价值观。有一整章特别专注于“风操”，包括如何避免提及已故父母的名字，以及节日仪礼、悼亡等其他相关事务。这部书经常把北方与南方的风气进行对比，并引用经典文献中的评论，来判断哪个地区的行为更加得体。
他说，南方人坚持 只在成文的著述中讨论家族史，而北方人更喜欢面对面地谈论这个话题，甚至会针对客人的家庭背景提一些冒犯客人的问题。颜之推还讨论了在南方和北方，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认定为亲戚，以及该如何去对待他们。
虽然有一些争论的问题还不清楚，但是颜之推的文本阐释了几个重要观点。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精英家族都会追溯数十代，甚至上百代的亲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赖于一份详细的家谱。
最后，《家训》中还有一部分材料是传给颜之推的子孙的，专门强调要给颜氏家族的成员看。颜之推花费了很大心血，指出维系其家族的家风与家庭信念的规则。其中，他警告后人不要卷入军事纷争。他从孔子时代开始，列举了成为文士学者的颜氏成员，而只有两位家庭成员选择了戎马生涯，皆遭遇祸败。因此，避免从军应该成为家族的共识，也是出于对祖先传统的尊重。
另外，他敦促家族成员信奉佛教：“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颜之推用专门的一章来证明佛教的真实性，紧接着又用一章来批判道教，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遵循家族传统。成为颜氏家族的成员，意味着必须要信奉佛教。
颜之推强调，学术研究与文学活动 应该是一个正常人、乃至一个正常家族的中心事务。他提到自己的儿子在北方 与胡人一起长大，所以他们只能从文本中学习到恰当的风操与正确的家族作风。他指出，颜氏家族几代人的文学作品都“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同时，他也坚持书法的重要性，将书法描述为颜氏的“门业”，对家族生存至关重要。而写作则是维系颜氏亲属纽带的基础，这样的传统也会使家族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
他认为鼓励孩子羡慕和仿学优秀邻居的行为很不明智，因为最好的行为榜样存在于汲取历史精华的文献当中。他断言 最高的智慧与知识来自眼，而非来自耳。要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而非道听途说，同时也是指 要亲自从书本中找寻真相，而不是相信别人所说的。
有趣的是，他还从经济方面论述了学习的重要，即对经典研习提供了最好的——即便不是唯一的——家族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便战争可以摧毁全部家产，害死所有亲属，但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不会丢失，并且总能找到 需要它的市场。这比土地和爵位更有价值，因为土地总会分散，而随着短命王朝的崩溃，头衔也会消失。而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却能在任何地方生存，这其中 写作是最有用、也最为高贵的技能。颜之推年轻时曾一贫如洗，经历过几个王朝的更迭，又在北方被俘。他自己的这些经历已经将这门手艺的价值“刻在了骨肉里”。
除了家训以外，家谱的写作在这一时期也变得很重要。尽管汉代文献中就提到过族谱的编撰，但是南北朝时期，进行家族记录已经成为精英家庭的普遍现象。他们以谱系来证明其家族成员的身份，确认他们是否属于一个杰出的家族分支。而国家则依据族谱来决定谁的家族背景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势。因此，族谱成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决定因素。
南北朝时期的族谱都没有流传至今，但是从那一时期其他的历史记载及文章中，我们可以重塑它们的基本特征。家谱描述家族的起源、分支及其相应的地位、担任过的官职和婚姻状况等等。《世说新语》的注释中常常会引用一些家谱的摘要来提供逸事主人公的个人信息。
最佳的证据是《河南于氏家谱后序》中的选段，在这篇序中，作者说明了自己家的族谱可以回溯到北魏时期，那时，家族获赏了新的姓氏与封地，都是授予一个叫作于谨的祖先的。家族保存了超过170年的官职与婚姻记录，但是却在756年的安禄山叛变中遗失了。作者现在重修家谱，他解释道，家族现在划分为九个分支，分别是于谨的九个儿子的后代。每一个分支都用两卷书来描述。第一卷记录该分支的高祖及随后的四代祖先，这五代祖先都被供在祠堂中享受祭祀；而第二卷则记录这些分支当下的领头人物，以及他的父亲和他的后代。
简单地说，南北朝时期的家谱，如同汉朝的那些家谱一样，并没有记录下所有的血亲，而是只记载那些有地位的、官宦生涯或婚姻生活成功的家族成员，因为只有这些人值得被认可与纪念。王朝历史中的各种逸事，都体现出这种双重原则，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广撒网，另一方面又把所有没多大作用的小鱼扔出去。
有一个例子能证明家谱中信息的广博，一个叫韦鼎的人告诉隋文帝，他的亲族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分支，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因为有家谱，所以他依然能够找到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联系。保存在日本的 一份唐代族谱序讲到，作者需要记录下详细的族谱，以便使那些已经疏远的旁系能够更容易地追溯他们共同的祖先。相反，也有一些逸闻讲述了成功的亲戚们如何拒绝把贫困的孤儿当作自己的亲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满璋之试图为儿子迎娶显贵家族的女儿，却没能成功，因为调查者发现他的家谱中虽然有官员，但是也有平民。
唐朝的官方正史明确表示，把不成功的亲戚排除在家谱之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在家族成员构成这一关键的问题上，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不允许情感因素干扰对现实利益的算计。只有那些通过出仕或者联姻而在世俗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人，才能被算作真正精英。
家族谱系的这种构建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在社会中的一种运用。要想代代都能保持高位，就需要家族成员不断获得提拔。同样的，要保证成员能以家族资历入仕，那么每代就都要有人获得更高的官位，才能为后代打好基础。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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