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都督夫人的董竹君，从不逃避问题，亦不沉迷富贵，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人们对她的看法。
她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不认命，不信命，也为日后的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两个人思想差距变大，渐行渐远时，分开是必然的。董竹君发现与夏之时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向他提出了离婚。
恼羞成怒的夏之时，不同意离婚，他说：
“董竹君，我们暂时不考虑离婚，分开5年。若你带着4个女儿，没有在上海饿死，我夏之时到时候来看你，在手掌心给你煎鱼吃。”
就这样董竹君带着4个女儿，净身出户来到上海。她不想利用夏之时的人脉，都督夫人的名头，只想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她相信自己能做到。
来上海后，一直关注着时事政治的董竹君，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飘零的国人，她决心要做些什么，她找到了地下党的领导申请入党。
然而，当时的董竹君却没能通过，他们评估了董竹君的情况，认为她首要的任务是活下去。
1930年春末，董竹君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全典当了，换来800多元，又靠集资，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那段日子，她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看着厂子一天天走上正轨，再累也是高兴的。
2年后，纱管厂被日军炸毁，所有的一切化为灰烬。董竹君看着这一切，心如刀割。
面对废墟，董竹君忽然笑了，一种力量从她胸口涌起。她在自传中写道：“既然生活以如此残酷的方式考验我，挺直腰杆，努力地活下去，是我唯一的选择。”
董竹君的自强不息，感动了留学归国、留军工作的李嵩高。李崇高这次专程找到她，愿意资助她2000元，助她东山再起。
1935年3月15日，靠着这2000元，董竹君在上海开了“锦江小餐”，专营川菜。从店铺陈设、店徽，大厨的选聘、服务人员等，都由董竹君亲自操持。
色香味俱全，“锦江小餐”一炮而红，当时上海最有头面的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及政要人员吃饭，也得排队。
杜月笙更是常客，几乎天天来。一次，杜月笙排队排得不耐烦了，忍不住发火了。
他冲店员嚷嚷道：“叫你们老板娘赶紧扩充店面，这点店面够几个人吃的，若有困难，就直接来找我。”
就这样“锦江小餐”扩充成了“锦江川菜馆”。
董竹君在上海站住了脚跟。可她的眼前时常浮现，在日本时，她被邻居小孩指着鼻子叫“支那亡国奴”的情形.
那种屈辱毕生难忘。董竹君投身革命的念头越发强烈，她再一次找到地下组织，请求入党。
她又一次被拒了。组织让她保持自由身份，以便协助革命工作。就这样董竹君以一个“编外党员”的身份，不遗余力地为革命提供全方位的支援。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在上海复兴花园附近，开办了“锦江茶室”。
这个茶室除了供雅士休憩、谈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人提供掩护。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更是将市值15万美金的锦江两店，无偿捐赠给国家。
董竹君的壮举，引众人侧目，朋友们不解，也为她感到惋惜。董竹君却说这是她一生的目标。
为了革命她不惜财力，只要国家需要，她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全部。
董竹君的前半生跌宕起伏，她的晚年也是波折丛生。
1967年10月23日，董竹君在北京的家中被带走，被污蔑是特务、国际间谍。67岁的董竹君被关进了监狱。
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到了最后，晚节不保。在狱中的时候，董竹君告诉自己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洗清冤屈。董竹君规定自己每天刷两次马桶，坚持跑步。
她将监狱当成家，每天怡然自乐。坐在床板上时，她就想以前的可口的饭菜。
如香酥鸭子，鱼香肉丝；盯着墙上裂纹，虚构几幅画面，自娱自乐。有时，甚至与地上的蚂蚁对话半天。
1970年2月10日，董竹君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迎来70岁生日。这一天，没有鲜花蛋糕，更没有亲人，她写道：
“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霜雪寒，巍然挺立天地间。”
诗里有委屈，有不屑。董竹君坚信，事实不会被歪曲，她终得自由。这一等就是5年，1972年10月22日，董竹君被安排出狱。
1979年3月29日，董竹君正式平反。接到平反文件后，79岁高龄的董竹君，颤巍巍的坐在书桌前，激情澎湃，挥笔写下内心的感受：“沉冤已昭，死可瞑目。”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病逝北京，享年98岁。在她生命的最后8年，抱病写下47万字的传记《我的一个世纪》。
董竹君从青楼歌女逆袭成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这一路上她历经磨难与苦痛；得到过，失去过。但，从未放弃过。
回顾董竹君的一生，身陷淤泥而不染，身在富贵而自立，身处谷底而自强，身陷囹圄而不惧，不为名利而惑。在动荡的年代里，她活出了自己，续写了精彩。
回首这一个世纪，董竹君在自传中说，“我这一生从不因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然而，这样一个奇女子，在生命的最后，她说，“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对爱有点儿遗憾。”
或许，人生有点儿憾事才是圆满。但不能否认的是，董竹君在乱世，用自己的双手，续写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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