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看自我：“性”的解释功能
王小平(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桑”的故事（上）
桑，1970年出生，男，东北人。
桑和我是在新浪博客上认识的，他经常光顾我的博客，后来发信息给我，要我的QQ号码。桑知道我的研究者身份，关于他的姓名、工作单位等情况，我根本就不去询问。在我们师门里，这是为对方保密的最可靠方法。
我们通过QQ聊天，避免了面对面谈话的某些尴尬。聊到后来，他说，当他闲下来的时候，总想找我聊天，每次聊天他都很愉悦，总有说不完的话，恨不得全部倾泻而出。因此，聊天的内容相比较而言还是较为真实可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有关部门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生产高质量的避孕药具，满足群众需要。”随后，“计划生育”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进了1982年宪法。当时卫生部门发放免费的避孕套，老百姓似乎并不使用，随便放在家中或者让孩子拿去玩儿。
桑说，他以前对于避孕套没什么概念，“直到上大学，才知道小时候整天玩的气球原来是避孕套。白色的，吹得大大的绑起来，拿着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不亦乐乎”。他还感叹道：“现在的孩子是享受不到那种快乐了。”
桑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互联网、媒体又非常不开放的情况下，没人告诉过他，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龄的孩子们大多是听过小伙伴们胡说八道，几乎没人曾经听父辈们说过他们的经验。当时的他，仅仅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性与快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他一无所知。桑叙述道：
改革开放初期，报纸是不可能有人买的，电视在一个村里也就那么几台，几乎与外界隔绝。更多的谈资就东家长西家短，谁的媳妇和哪个男人一起走路了，都会被议论好多天，当新闻来传。在农村，信息闭塞，谈性，会被认为淫荡或品行不端，甚至想想都会脸红！那时除了把那些打扮漂亮的女人叫作“骚”，或者四处传播某某人生活不检点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关于性的话题了。
那时候，有个年轻女人，在家和老公做爱时可能没忍住，声音比较大，被人听了墙根，很快就传开了。所有人，大人小孩都满村嚷，把那个女人推到风口浪尖，被当作荡妇的典型。那个女人含羞自杀，喝了农药。那以后，别人就更加小心翼翼了，有夫之妇尚且如此，别人还敢怎么样呢？对象都是介绍的，自己处对象是大逆不道的、放荡的。
小孩们过家家，那是在小学，班长A人比较凶，常常强迫我们做事。他让一个女生躺在桌子上，撩起裙子，他一个人看，说是了解人体构造。我们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看的权力。
这可真是“权力无处不在”，就连在小学生群体中，在“性”这个领域，也彰显了权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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