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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问题领域
一、农业
最急迫的农业需求：
（一）培养更多年轻人、教育更多专家并引进新技术。
（二）提高工资、缩短工作天数、扩大社会保障、保证休假。
（三）改善通信，使技术和机械现代化。
（四）养护土地、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物，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
（五）大小庄园的土地改革，控制小块土地消失的节奏，重新分配大型合作土地。
（六）通过发展水力发电、修筑水坝和疏浚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
（七）更新从农民到消费者的市场组织。
（八）建立工业基础设施，以平衡农业部门。
考虑到西班牙农业的本质——土地分配极度不均，降雨不规律，灌溉不足，小麦、谷类等旱作农业作物的回报率低，依赖农业雇工的季节性农作（如橄榄、葡萄、柑橘、棉花、软木等），机械化程度低，劳力廉价——人口外流到城市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外流本身并不会对西班牙经济造成损害，其实如果能配合以合理的土地改革、现代技术，给农场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提供保护性农业的技术，还会有利可图——一言以蔽之，如果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话。过去几十年来，农业当然有了进步，但它依然处于经济行列的末端。上述改革仍在缓慢地进行，但过程中也有旧结构和新科技相对立的问题。农业领域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能干青年来改造。
西班牙的总面积为123400000英亩，其中8%完全不能进行农业生产，51%是森林和牧场，41%是耕地。这个数字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当，但结果和产量却截然不同；旱作农业占了六成，只有12.6%的耕地是灌溉土地（主要是埃布罗河、东部沿海地区、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以及卡斯蒂利亚的一小部分）。如果能实施良好的灌溉计划，这个数字可以翻倍。
土地改革：在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在于，地主手里有大面积的土地尚未开垦，或者留下休耕，或用于放牧、租给佃农，或只有季节性的农业雇工在其上工作。1971年土地改革法（Ley de Fincas y Comarcas Mejorables）要求大型土地的所有者必须种植部分土地，不然就会被征用，但因上层阶级仍有太多的权力，使得该法并未严格执行，不过已有一些改进。位于托莱多省塔拉韦拉附近的塔霍河畔马尔皮卡（Malpica del Tajo），当地的公爵和他的侯爵妹夫已把他们广阔的土地变成模范农场。虽然他们不得不砍去一些橄榄树，但他们引进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开发出欧洲最大的实验牧场之一。起初，这个死气沉沉小镇的居民持怀疑态度，但现在他们充满热忱，也更加富裕。而供水增加、区域绿化和适合狩猎，反过来吸引人们在镇上兴建周末别墅，所以每个人都获利。
相较之下，也有像卡塞雷斯这样的省份，其中40%的耕地掌握在10%的居民手中，而这些人就是在卡塞雷斯风景如画的老城区拥有空旷豪宅的地主。他们只有在婚礼和洗礼仪式时才返回家园。猪倌皮萨罗的后代正在剥削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因此去往城市和海外的移民潮还在继续。现在这里是哪种征服者的土地？马德里？德国？
这种大庄园制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虽然重大，但一味把这些大片土地分解为小庄园并不是解决办法。仍然留在农地上的人想要的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条件、社会保障、更好的医疗保健及更多的学校，以及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搬到城市的农工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只是他们到城里去寻求这些福利。缺席的地主不仅仅是拥有大地产的人，也包括那些把自己的小块土地交给亲戚或佃农的地主。
另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由土地改革与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and Development）指导，并在其属下的南北两方的小农地上开展。该计划配合水力发电一起实施，以增加耕地的面积和产量。政府还鼓励更有效率的耕种、合作、土壤保护和对抗病虫害。这种土地改革成功引进了机械化（15年内增加了200万台拖拉机），并用新的肥料提高作物产量。这两个因素都取决于地形种类、降雨多寡和灌溉程度。每年在田间都可看到更多的拖拉机和打谷机，但有些地方，譬如阿维拉的一些地区，石头和巨岩太多，这种机器派不上用场。
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开始施行，水库和水坝也已建成。值得注意的是巴达霍斯（Badajoz）和哈恩的广阔的灌溉土地，这两个是第一批获得优惠待遇的地区。梅里达现在是特殊肉类加工业的中心，也是“trashumancia”（冬季把牲畜由北向南移牧）这一传统的结束地。多亏了塔霍河和瓜迪亚纳河的疏浚，巴达霍斯终获灌溉，但卡塞雷斯在土地改善上却未付出太多努力[拉贝拉（La Vera）和普拉森西亚两地除外]。其他重要的水力发电系统，如在阿拉贡干燥的莫内格罗斯（Monegros）地区引埃布罗河水，用杜罗河灌溉铁拉德坎波斯地区（Tierra de Campos），以及北部锡尔河（Sil）和米纽河（Miño）的项目，都已经有了成效。另一个重要的项目是所谓的“塔霍河-塞古拉河运河”（Transvase Segura-Tajo），该项目改变了塔霍河的一段路径，让其流向地中海。这将可灌溉东部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希望能为穆尔西亚和阿尔梅里亚（Almería）的沙漠地区带来生机。顺带一提，阿尔梅里亚这个省已经成为“意大利式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电影的中心。而这也多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就业问题，那就是吉卜赛人。他们在这些电影中扮演印第安人，赚的钱比当地人还多。
农民和农业雇工的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了数倍，社会保障、医疗和退休福利也都已延伸到这一领域。虽然小农场主和农民仍然受经销商剥削，但与新合作社和超市链接而成立的区域农产品市场网络，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只是牧场主和批发商的游说团体在政府中非常强大，使这种援助维持在最低限度。
农业的另一项创新是作物种类的增加，而这反过来对出口产生了影响。先前西班牙的出口以餐前酒、甜酒和柑橘而闻名，但现在西班牙人种植和加工更多品种的蔬果、橄榄油和谷物，以期进入共同市场。
回到农业改革更为积极的层面：一般来说，即使在小城镇，人们现在有更便利、更好的生活条件；电视天线激增；年轻人穿得更好，都有晶体管收音机或录音机，在周日下午散步时为他们的恋人大声播放。今年我重访了迄今仍属落后地区的村庄，如位于萨拉曼卡的赫迪斯（Las Hurdes）和格拉纳达的阿勒普哈拉斯（Las Alpujarras）。从前几乎难以抵达这些地区，如今则已有由木材公司或采矿业者铺设的道路，享受许多现代化的便利。一方面，观光业推广如画的风景，以及村民想要摆脱的落后景观；另一方面，在莱昂、萨莫拉和奥伦塞，仍然有些地区非常原始，是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的牺牲品。如果这些地方有更好的道路和设施，也能成为旅游景点，提供滑雪和登山活动。
位于各省首府附近的村庄实际上也越来越繁荣。现在出现了一种和移居城市相反的迁移现象。西班牙中产阶级如今有更长的周末，也有汽车，可以离开城市。至少在周日，人人都试图逃离城市，结果周日晚上的马德里就像洛杉矶一样出现大塞车的情况。休闲时间的增加和富裕程度的提高，促使西班牙人在各省首府附近的村庄买房子或新公寓，或者改造旧公寓、旧农舍，使之前还远离喧嚣和城市人群的休眠村庄，获得了新生活。
政府也推行保育计划，尤其是在重新造林和渔猎保育方面。索里亚、塞哥维亚和哈恩已经重植松树和桉树。但有些计划，尤其是在沿岸区域的计划，却遭森林大火摧毁。在赫罗纳、马拉加以及加的斯省的山城，有些最美的地方也遭林火焚毁。这是因为游客数量增加而支付的高昂代价。树林保育也与房地产和旅游开发这些强势部门发生冲突，对生态体系造成严重破坏。
在农业中也发生社会转型，可能出现在大家最没有预料到的群体中——在安达卢西亚的中产阶级之间。虽然对工人仍有传统的剥削或蔑视，但地方权贵（cacique）和安达卢西亚封建寡头政治的古老形象正在改变。科尔多瓦成立了技术和管理学校；塞维利亚、赫雷斯及安特克拉（Antequera）也有了农业公司。在经济上，比起被动的贵族，具有较现代眼光的新中上阶层鼓励投资，并引进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塞维利亚的新中产阶级、赫雷斯的农业企业，以及科尔多瓦的工人协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变得更加强大。
传统与创新
西班牙人一旦离开自己的村落，很少会再回去久留，因为那里的气氛太令人窒息。许多年轻人只在参加当地节庆或家庭团聚、结婚的场合，才会回去盘桓几天，但不久住。这是小家园（patria chica）理想及在西班牙仍然非常强大的地方主义情绪的另一面。此外，工业化进程通过迫使来自许多地区的人在面对劳资冲突时团结共处，因此逐渐消除了城市中的藩篱。事实上，很少有学生真的会想回到自己出身的村庄，帮助提高生活水平，并直接进行改革。他们对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抱持理想，通常把土地问题（以某些理由）归咎于政府，但是涉及具体的方法时，他们却很少会抛下私心。
无论引入多少次政府改革，都很难抹除城市男孩——农村男孩（señorito-campesino）的心态。在这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政府代表很难在帮助民众的同时做到不轻视他们，但代表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讽刺的是，这些成就来自“保守的”社会部门：（一）由天主教行动（Acción Católica）组织的扫盲运动，让学生或其他年轻人担任义工，在暑假期间到乡村教村民读书写字；（二）由军队教村里的男孩读书写字，并给予职业培训，这是义务兵在役期间的义务，通常由军中神父执行；（三）由政府补助的长枪党妇女部的巡回教师前往索里亚这样的偏远村落，教授卫生和儿童护理知识，并为村民提供小学课程，无论男女。尽管这背后有政治动机，但执行这些任务的年轻和中年妇女往往在逆境中英勇地工作，工资很少或根本没有；她们秉持着牺牲奉献的精神，不幸的是，更“博爱”的机构却缺乏这样的热忱。
毫无疑问，农业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受过足够训练且拥有雄心的年轻人，来改变整个系统并引入根本性的结构变化。目前没有太多激励因素能使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虽然最近出台新规，教学和医疗专业的青年在申请城市工作之前，要先下乡至少一年（马德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这项规定而罢课）。
通常服完兵役的男生不会返回自己的乡下老家。一个又一个卡斯蒂利亚的村庄都只剩下老人。这些人多少世纪以来都以相同的方式耕种，他们很难理解派来协助他们的农业顾问所提的建议，也听不懂他们对新技术、作物轮作、现代机械、肥料等的说明。当然，在打开狭隘的世界方面，电视立了大功，减少了在村子里的沉闷无聊，也提供了奔赴城市的动力。
这些城镇需要更多的专业训练中心来提供新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农业部已派出一些特别顾问训练农民，但这些人也必须要有传统农村协会的合作。这再次触及重新分配土地，以更好的方式利用大庄园，以及合并小庄园的问题。很难让这些人相信，较大面积的耕地利润较高，每年产量更多，并且一年能收获多次。
与此相关的是这几年来政府大肆鼓吹的“模范城镇”带来的问题。这些城镇失败的一个显著原因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已迁往城市，留下来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已在这些小块土地上工作了几个世纪。这些老人不愿被重新安置。这还是一个美学问题。在每个较古老的村庄，无论多么贫穷，每一幢房屋都有自己的个性，而模范城镇则整洁、洁白、枯燥乏味、欠缺个性，可以与都市中工人所住的蜂巢住宅相比拟，不过的确更舒适，也拥有更多的现代化设备。
在拉曼查、安达卢西亚及埃斯特雷马杜拉，就有很多像这样的新型模范城镇。它们大多位于平坦的地区，有大片土地可供耕种、灌溉、饲养家禽及牲畜，而在一切设施的中间，最突出的建筑物就是教堂及其钟楼。拉曼查地区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ñas）附近的一个新城镇就曾是这种模范城镇的样板，政府也鼓励游客前往那里参观。
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曾经到过几个像这样的城镇，外观破败，或许是因为居民认为它们并不属于自己。其他许多小镇已遭遗弃，因为没有人愿意住在里面。萨莫拉省有一个全新的模范小镇根本没人居住，因为其建筑是安达卢西亚风格，并不适合萨莫拉的气候和特质。
与新模范城镇的遭遇类似，许多古老的村庄也被完全遗弃了，尤其是在瓜达拉哈拉、特鲁埃尔（Teruel）和索里亚省。这些幽灵村如今空荡荡，因为它们在中世纪存在的理由——对抗摩尔人的防御前哨——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很少有人能够忍受这些地方恶劣的气候。还有一些村庄是为了兴建水坝和水库而被遗弃的。居民迁移到三个拥挤城市的“神经痛三角”（neuralgic triangle）区，或者到沿海地区找建筑或旅游业的工作。有些村庄，我只看到老人，他们请我拍照好寄给他们在德国的孩子。有些地方的老人则向相机丢石头，他们气愤不已，认为外国人想拍摄他们悲惨的生活好在国外展出，而这的确情有可原。同时，政府又宣布许多这类的村庄是“国家古迹”，却没有为了保存其景观而采取任何改善照明或卫生的行动。有些城镇只是拆除了他们的“典型的老旧住宅”，改建为单调的公寓，但也有些城镇正在保护这些旧建筑，同时兴建风格相同的新屋，以保持建筑形式的统一。
在从农村到工业环境的转变中，在文学上一个不可避免的损失就是可以吟唱传统歌谣的人少了。古老的民歌也逐渐消失。游客现在很难在较大城镇和城市的街道上听见歌声。西班牙的儿童也和美国儿童一样，唱的是电视上播放的歌曲，而非古老的童谣。不过如果在安达卢西亚或南方的任何一个村庄的主要街道上散散步，就会听到几种方丹戈，包括小方丹戈（fandanguillo）、孤调（soleare）及弗拉门加达（flamencada）。人们再次对各种类型的弗拉门科舞产生兴趣，在赫雷斯甚至有弗拉门科舞的专门学校。到处都举办各种比赛，可能是为了吸引观光旅游。不幸的是（或者对邻居来说倒是幸运的是），酒吧和小酒馆里禁止唱歌的标示牌更寻常可见。我倒从来没有看过告示牌禁止电视声的轰炸，或者在安静的乡村道路上狂飙摩托车的声响，又或是西班牙人不停地打弹珠台的敲击声。
在农业整体情况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一）是缺乏工业基础设施来平衡农业，并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到城市；（二）缺乏训练有素的年轻人来引进新技术。哈恩虽有大片土地种植橄榄和小麦，却只有一家电视组装厂和一家制造拉链的工厂，失业人口达7000。虽然政府多年来承诺修建人民迫切需要的公路［由希洪（Gijón）到塞维利亚］终获批准，但放射状的交通路网仍是主流。要从巴达霍斯到阿利坎特，还是得先往北到马德里，才能转往阿利坎特。至于建设新道路和工厂的材料从何而来？原本一家新的亚什兰水泥厂可以提供原料，但工厂主人却因劳资纠纷，干脆解雇了工人、关闭了工厂。一群有心发展的商人想在巴达霍斯兴建纺织厂，但因带来污染而被居民大声抗议——那年7月，瓜迪亚纳河浮出数百条死鱼。
政府试图通过成立职业学校［Institutos laborales，现称职业大学（Universidades laborales）］，在农业领域培训年轻人，教育下层和中下阶层的学生，将高中教育和在农业、畜牧、工业、采矿、渔业及管理的实际训练相结合。学生在为期7年的课程结束后可以取得毕业证，进入技术类大学。尽管入学人数和学校数量都有增加，但这些学校却因为几个原因而遭人诟病。首先，它们的选址不佳，位于科尔多瓦、希洪、塔拉戈纳和塞维利亚，且校园大多造价不菲（在卡塞雷斯和萨拉戈萨的新职业女校看起来就像现代大学的校园）。另外，毕业人数比例低，有些学生又因课程或其他因素，与教育部门发生了冲突。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观念认为真正杰出的教育是高中的人文教育，而非与“低级”农业课目相关的课程。但是类似职业学校的技术学校表现要好得多，也更受欢迎。它们的目标是为工业培训有熟练工和师傅水平的技术工人。这种学校受欢迎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教的技能在城市比在乡村来得实用。
总之，农业和工业缺乏年轻的专业人士，是西班牙最紧迫的问题，和各种类型的教育的欠缺一样，。再加上目前大学的困境，恐怕会产生一整代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都未做好准备的“未来领袖”。
一位敏锐的人类学家最近对西班牙农业做了研究，结论如下：“内战终止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及针对集体土地使用的政府和工人运动。如今的政府首要关注的是旅游开发，而非土地改革。”他还指出：
政府和地主发现，与其实施内部改革和耕种土地，不如把一部分祖产出售给外人——外国投资者和观光客——更能获利。于是，西班牙海岸归德国、法国、瑞典、荷兰、比利时及美国的公司和个人所有。《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的一则广告告诉读者，大西洋沿岸的最后一片土地可供出售，而查询信息的联络地址在德国。为了避免社会重组或征收所得税的问题，西班牙发现干脆交换人口更为便利：把没有土地的失业西班牙工人和农民换成带着现金的投资者和观光客。
在佛朗哥政权的36年中，大型庄园仍然很大（除了少数例外），而拥有土地就拥有地位的古老观念依旧盛行。在安达卢西亚尤其如此，50%有生产力的土地仍然由2%的家庭所拥有。
除了极少数之外，所有这些大庄园都没有花多少资金或时间，只是随意管理。大地主和过去一样，通常都住在离他们的庄园很远的地方，也许在马德里，他们不常造访，顶多周末前来视察。有些人每年只出现一次；也有人只来看过一次土地，之后就再也不现身。他们的收入来自他们更加在意的其他来源。如果降雨季节来得晚，不在现场的庄园主也不会知道牧牛缺乏草料。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意他们的牛群死亡。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土地种植庄稼甚至青草，这需要组织、投资，以及增加劳动力。有些保留或出租作为狩猎保留区的庄园饲养鹿或更加珍奇的猎物。在这一年，庄园会有武装警卫的保护，以防止当地人盗猎。然后在一个节日，一群人和他们的随从会来到庄园，在一天之内射杀200头鹿。
如果他们不猎鹿，就会饲养斗牛用的牛，这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十分普遍。因此土地改革是当今西班牙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佛朗哥政府绕过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认真对待它。农业的机械化和灌溉仍不足，迫切需要对土地进行彻底的重新分配。
由农业转向工业
人口转移。由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工业经济，最明显和最极端的特征就是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由乡村到城市，由西班牙到更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和美洲，这样的迁移产生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为最贫困的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四年发展计划，譬如设置工业园区、纾解重工业集中的工业园区问题，还有农业土地再分配及移民安置计划。其中一些措施非常成功，但也有些只是加重了原本的问题，而移民浪潮仍在继续。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说明问题：
（一）根据1984年的人口普查，西班牙的人口为3910万，较197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11%。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平均寿命为67岁。
（二）自1900年以来，远离农业的人口稳步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有200万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从1900年至1968年，乡村人口的占比由67.8%降为43.2%，而同时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比由69%降为43.2%。1984年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30%。
（三）在最近的20年（1964-1984年），25个省的人口全都减少，同样这25省的人均收入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安达卢西亚减少了34%的人口，而埃斯特雷马杜拉则失去了50%。
（四）除了马德里之外，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塔拉戈纳的人口在近15年中增长了81%）。人口迁移的方向是由内陆到海岸，从山区到谷地（高原、埃布罗河和杜罗河盆地）。
（五）工业化进程非常危险地把人口和所有的财力集中在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的三角地带。这个地区约占西班牙总面积的4.5%，却有全国28%以上的人口、39%的国民收入、49%的储蓄和投资。股票市场、金融寡头和中产阶级企业家也都在这三个关键中心。
（六）根据1975年的数字，有300万西班牙人，约占总人口的10%，都在国外。200万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部分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和古巴，而且可能不会返乡。在欧洲各国的逾百万西班牙人（主要在德国、法国和瑞士），则已返回西班牙。他们总共占西班牙活跃劳动人口的8%左右。
二、劳工
主要问题：
（一）工业集中在三个主要地区。
（二）缺乏熟练工人。
（三）劳动立法不足。
（四）高失业率。
（五）工人很少参与管理和组织。
（六）工资不足以应付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
（七）强调提高生产量，却未考虑流水线生产中的人为因素。
（八）社会服务不足以应对农民工移居城市而引起的问题。
旧结构与新情况之间最紧张的冲突发生在工人阶级、工业寡头和政府之间。一方面，西班牙工业化过程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工人阶级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工人被他的上级视为生产者、工具，而非消费者。
不过，工业化过程促成了三个传统领域的变化：（一）地方主义情感因移居城市而瓦解，被阶级意识和团结精神取代；（二）教会自由派成员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不同于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教会-统治集团-国家间的联系；（三）马德里由原本的官僚首都转变为工业首都。
政府发布了《开发和疏解聚集之要点》（Polos de Desarrollo y Descongestión），试图重新安置或重新布局产业，以减轻人口高度集中在马德里-毕尔巴鄂-巴塞罗那的问题。除了污染、贫民窟、住房不足，以及工业化过程常见的犯罪问题之外，这样的集中还带来了政治问题，形成了一种易使劳工躁动的氛围。
汽车业是已经解决了聚集问题的产业。设在潘普洛纳、巴利亚多利德、萨拉戈萨及其他首府的工厂吸收了来自周边乡村大部分的劳动力，同时也使这些地区传统农工业之间不平衡的现象稳定下来。福特在萨贡托的工厂和通用汽车在塞维利亚的工厂也有类似的目的。在西班牙政府封锁了直布罗陀的陆路通道之后，直布罗陀工业园区（Campo de Gibraltar）也试图雇用当地工人。政府还草拟了重大计划，要把工业集中在塞维利亚，以吸收安达卢西亚的工人，但成果有限，因为流动工人潮仍然向北移往三大工业城。根据目前的开发计划，传统的农业区加利西亚很快就会成为重要的工业区。
三、向外移民
西班牙向欧洲高度工业化国家出口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向德国、法国和瑞士。在佛朗哥时代晚期，逾百万西班牙人在国外工作，现在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大部分出国工作的都是年轻男性，其中53.3%的年龄在15岁至25岁之间，46.7%在25岁至39岁之间。他们来自农村（40%是农民工）和城市（55%是非技术型的雇工）。无论来自哪里，他们显然都不是技术工人，尽管他们可能会在工厂中做较专精的工作。
很多人批评政府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工人外流。向外移民甚至可能受到政府鼓励，因为劳动部（为想在国外工作的西班牙人拟定合约）每送出一个工人，就能获得一份佣金，约占工人工资的10%。多年来，政府得自这个来源的收入都仅次于来自观光业的收入。
这些工人占西班牙潜在劳动力的8%。政府尽量在新闻中贬抑这种移民的重要性。有一次我在马德里的火车站看到了用绳子捆绑的大批行李，它们的主人在轨道一旁准备离去，正在向亲戚道别。这是我所见过最悲伤的景象之一。他们是从奥伦塞来的，要赴德国工作。
这些工人在外国的生活通常和在西班牙一样艰难，但他们却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送回故乡。最近对这些“外来工”在“东道国”所受的待遇有很多批评。西班牙女孩有时会自行赴巴黎、伦敦或医院做女仆，但她们在外国的环境中很少感到幸福，西班牙政府也很少为她们提供服务或社交活动。
西班牙未来的一个谜团是，这一大群人永久回国后在社会中将扮演的角色。虽然他们被雇主剥削，但他们也体验到了政治自由，并逐渐注意到工会的运作。他们参加共产党、工人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人的聚会，也参加罢工。有些人学到一些技术，但他们不会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留在城市使那里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更加膨胀。
在西班牙人出国务工的同时，西班牙也接受外来务工者。西班牙有许多北非人和古巴人，而这当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欧洲各地也充斥着北非移民，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他们被视为最低类别的移民。显然这股移民潮也涌至西班牙，而且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摩擦的源头。这种劳动力来源使西班牙的失业问题益发严重。
另一个较小但可悲，而且也无助于改善劳动情况的问题来自古巴难民，仅马德里一地就有2.5万人。其中一些人靠天主教慈善团体的照顾和来自美国亲属的支票维生。会说英语的难民获得了普雷道斯（Galerías Preciados）和英格列斯（Corte Ingles）两家最大的百货公司的聘用；这两家公司的老板在移民古巴后致富，因此用此举作为回馈。其他难民则在广告或公关公司担任秘书或翻译。但由于古巴人无法让美国式的广告文案或宣传活动配合西班牙环境，因此效果不佳。有些难民为美国电视节目配音或翻译，但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译文和口音反应甚差，他们不得不停止作业。还有其他许多可怜的难民家庭在马德里附近四处流浪。有些创业资本家设了热狗和爆米花摊位，由古巴人顾摊。但其中许多人只等待美国来的支票，或者进入美国大使馆，争取赴美国的签证。佛朗哥的政府与卡斯特罗依旧保持良好的官方关系，定期派遣文化和经济代表团赴哈瓦纳，并向古巴出口农业机械和公交车。卡斯特罗则允许伊比利亚航空每个月由古巴载送一定数量的难民出境。
总而言之，虽然佛朗哥对西班牙是功过参半，但在他任内达到的“秩序和进步”却是这个国家的新体验。这样的结合是独裁统治的灵丹妙药。讽刺的是，不相信上帝的实证主义者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佛朗哥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火花，但他提供和平与物质发展的氛围，促使西班牙进入西欧的主流文明，结束了1931年西班牙共和国不切实际的梦想，以及将军自己恢复16世纪专制国家的幻梦。代价太高了吗？一场血腥而可耻的内战、30年的压迫、对媒体的管制、失去的尊严和自由、在智力停滞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以及将持续几个世纪的仇恨。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曾指出，历史是由充满活力的人创造的，他们遵循着决定事件进程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大多是错误的。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则明智地评论道：“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佛朗哥既已离世，唯有时间会证明西班牙人是否已经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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