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读书 | 王安忆《我终究不忍把顾城想得太坏》（二）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出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局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项目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这一个落脚之地，倘不是以那样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丽的童话，特别适合一个戴着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话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时又觉得天注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潜藏危机。这个岛屿不知怎么，让我总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并非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像出于刻意，刻意制造一种人生，准确地说，是一种模型。所以，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

        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片段，在反复转述中组织成各式版本，越来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哗，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许事情很简单，最明智的办法是不做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

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还是在那个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顾城和谢烨。

        说实话，他们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也感到现实的累赘，只是没有魄力和能耐抽身，还因为——这才是决定因素，将我们与他们分为两类物种，那就是常态性的欲望，因此，无论他们的故事如何吸引人，我们也只是隔岸观火。香港《明报》月刊约我撰稿人物特写，我想好了，就写顾城，后来文章的名字就叫《岛上的顾城》。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个岛，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传说，即便是顾城自己的讲述，如今不也变成传说之一？我沿着大街拐入小街，无论大街小街，全是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电车铛铛驶过，被我问路的夫人建议我搭乘两站电车，可我宁愿走路。走在远离家乡的美景里，有种恍惚，仿佛走在奇迹里，不可思议，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后，我再来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还是年岁使心境改变，这城市褪色得厉害，它甚至是灰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