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梅读书 | 王安忆《我终究不忍把顾城想得太坏》（一）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姐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个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

        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

        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1987年，是5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出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专案，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既已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