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简介
在母亲输液的一个小时中，我们和医生讨论了她的状况。因为止痛药和退烧药的作用她终于睡着了。“现在她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医生说。肿瘤穿透引发败血症，也许是器官衰竭的第一个征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和胰脏，肿瘤在癌症的关键诊断结果出来之前就已经穿透肠子，两个星期的人工营养补给虽然把洞补好，肠子的洞消失了，但是癌症依然存在。我们最后只希望她能够回到家，在家里略微休养，这样的希望只维持了五天，且早已耗尽。
母亲静静睡在床上，然而我感觉到她的身体里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组织对组织、器官对器官的肉搏战。我猜测医生不会这样说，但是癌症晚期应该就是类似的情况吧。
在这时候，不确定性是最难承受的负担：接下来会出现什么状况？还会持续多久？能够让她没有痛苦吗？这些问题不断围绕着我们，没有人知道答案，我的父亲、姐姐、女友甚至医生都不知道，但是医生能够描述医学上所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身体支撑不了太久。”医生最后这么说，当时我们都坐在客厅里。一片沉默之后，我父亲静静地说：“不会太久了。”
“我们要如何谈论死亡？”这同样是个棘手的问题，在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还是无法回答。那年我母亲在9月19日获知癌症的诊断结果，当天下午医院的医生确诊后，也让我母亲知道了。“您得的是胰腺癌，无法开刀治疗，这是绝症。”主治医生宣布。这就是医生宣布病情时肯定的声调，他认为应该让病人知道真相。
那一天，母亲流了很多泪，与我父亲和我姐姐一起时，当然也自己一个人哭。我确定她完全了解医生说的话，也知道那些话的意义。之后她就再也没提起这件事，她不愿意，也许为了她自己，更可能是为了我父亲，为了她的孩子——我姐姐和我着想。在那天晚上我没有和她通电话。
我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家庭医生发了短信给我，请我回她电话，说有关我母亲的病情。当时我刚完成一场成功的演讲，正和女友坐在瑞士洛桑的街头咖啡馆喝咖啡，那一天阳光灿烂天气暖和，不像是接到这种消息的日子。我坐在咖啡馆和医生通电话，她毫不隐瞒但是谨慎并善解人意地对我说明情况，我没有多问，我根本无法开口。“还有多长时间？”我问了一次。“我不知道。”医生说，“也许一年，也许三个月。”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圣诞节，大约再过三个月就要过节，我完全无法相信也不能想象，圣诞节的时候母亲可能就不在人世了。
那一天下午我打了几通电话，当我开始一步一步理解医生的话时，我痛哭，完全不知所措。我打电话给在医院陪伴母亲的姐姐，打电话给晚上回到家的父亲，他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关联的句子，我没有像平常一样打电话给母亲——自从母亲住院之后，只要我没办法到医院看她，我就会天天打电话给她。
我没有打电话给她，因为她不希望。她请父亲告诉我，希望我隔天再打，她太累没办法接电话，而且她会哭，这让她受不了。她当然会哭，她当然很累，她听到的是可怕的消息，现在她必须面对自己的生命终点。如果她对着我们把自己的痛苦大声哭出来，向我们求助，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母亲没有这么做，她接受了诊断结果，就好像接受了可怕但是无法避免的命运，之后她在我们面前绝口不提。
母亲过世的前一夜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它有两部分。在梦的第一部分我伫立街头，看见一辆很长的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当车子像慢动作镜头从我面前滑过时，我认出坐在后座一个好朋友的脸。她看着我，没有招手，而且面无表情，当车子在街上慢慢驶过时，她只是注视着我，直到车子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她仿佛要对我说：“你看这里，我不是也被接走了吗？”
我的好朋友伊莉丝在圣灵降临节时自杀了，距离我做那个梦有六个月，她的死一直盘桓在我脑海里。为什么一个39岁的人要自杀？为什么选择注射毒品自杀？一个人怎么能够多年来为了自己的死几乎是愉快地做着准备？“我要在心情真正好的时候才死，现在我的心情真的很好。”她在遗书里这么写道。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在荷兰帮她举行了葬礼。她在遗嘱中写下遗愿，希望她的骨灰能撒在海上。在德国碍于官方的限制，她最后的愿望无法实现，海葬必须遵守德国的既定法规，不能按照死者的愿望，因此她的骨灰不能撒在海上，只能装在特制的骨灰坛里沉入特定的海湾。政府不希望有特例或是有人与众不同，在德国即便是死亡也被“照顾得很周到”，因此，如果要完成死者的遗愿，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伊莉丝的男友希望能实现她的愿望，因此她在荷兰火化。为了将她的骨灰撒在海上，我们在八月的一个星期天搭船出海。那是一个不像八月天的寒冷日子，而且风很大，船上机油的气味夹带着一点儿鱼腥味。事前我已经有预感，这一天我必须克服两个挑战，一是在海上和一位挚友作最后的道别，一是忍受晕船。
我和一位好友从科隆前往荷兰，出发后不久我们在一家药店前停下来，因为想到上船后还有大浪，我的胃已经开始翻搅，我想买咀嚼时可以抑制反胃的口香糖，可惜刚好卖完，我只好买药片。“您为什么需要这个？”女药剂师透过门上的对话窗口问。“我现在要到荷兰参加一场海葬仪式。”我回答。我猜想她大概以为我开了一个很差劲的笑话，好为自己的酒瘾找借口，我推测那一天早上我看起来大概也像喝了酒的。
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太大，大到可以在上面一起跳个惜别轮舞。每个人各自站在偌大的空荡荡的轮船的一角，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大船的平衡似的。其中一个女性朋友把骨灰坛、两张伊莉丝的照片还有一些鲜花放在船头，船开了大约20分钟之后，船长把船停住。
我已经吞了一颗旅行药锭，真的就叫作旅行药锭，也适合这最后的旅程。当我试着在摇晃的甲板上保持平衡时，脑子里一直想着那颗药。我觉得好像还有残余物卡在食道里，但也有可能是悲伤哽在喉咙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要抑制想吐的感觉也只有靠药锭了。然而为什么没有抑制悲伤的口香糖？没有止泪的眼药水？
整个情况有些超现实，再添上一笔的是，我还学到了如何打开一个密封的骨灰坛：用螺丝起子。一个女友打开盖子之后，我们在船舷栏杆前围成一圈，每个人轮流拿着骨灰坛，取出一小部分骨灰撒向大海。风很大，骨灰立即飘向四面八方，落在我们的头发、衣服还有眼睛里。仿佛伊莉丝不想放开我们，仿佛她在最后一刻又改变了主意，她的骨灰紧紧抓住我们。最后响起三声船舶号角，船在伊莉丝的骨灰与大海结合的地方绕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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