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最新出炉！女性劳动领域问题为何受到全球关注｜《事业还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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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北京时间10月9日，202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凭借着她“对女性劳动市场结果的理解”，获得了这项殊荣。

以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更专注于货币与金融，例如，在1999年凭借金融期权的数学模型取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莫顿，在2008年，凭借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然而，这次获奖的戈尔丁所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历史学与劳动经济学，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她是历届获奖者中为数不多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

这也反映出了近年来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在劳动市场话语权增加的社会趋势。

今天我们就依托戈尔丁的获奖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本书，来聊一聊最新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她的观点有何发人深省之处。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的名称应该被叫做“瑞士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瑞士中央银行增设并提供费用的，它虽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个奖项，但分量与其他五个奖项地位相同，这份奖项的设立旨在奖励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每年二月份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将会给他们认为有能力和资格提名的人发送机密文件，由他们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选，不允许自我推荐。

之后，诺奖经济学委员会将会在受到推荐的几千人中进行筛选审定。获奖者的筛选工作是绝对保密的，即使是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也无权干涉诺贝尔奖的评选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诺奖奖项有着同样的要求，即每年获奖人数不超过三人。每年十月中旬，诺贝尔奖委员会将会公布各项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名单，并且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挪威的奥斯陆分别举办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诺贝尔奖的往往由瑞典国王出席颁奖，今年颁奖的依旧是现年77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和其他奖项不同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的领域通常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例如，在2018年全球气候变暖，环境危机加剧问题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学者诺德豪斯，以此来表彰他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

2022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美国经济不景气、世界金融危机的特殊时刻，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S·伯南克以及其他两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W·戴蒙德、菲利普·H·迪布维格，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近几年以来，经济学诺奖从曾经只关注纯理论倾向的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向着考量公共政策影响力以及对世界贡献的方向转变。

近年来，随着女性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女性力量的觉醒，诺贝尔奖经济学委员会也将目光投向了女性劳动市场的研究。早在前几年，专门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就曾经预言到，诺奖迟早会给经济学中关于性别差异研究的领域一个奖项。

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森是这样说的：“了解妇女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非常重要。由于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克劳迪亚•戈尔丁女士，是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罕见的单人诺奖获得者，这就意味着，她将独享728万人民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

戈尔丁1946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儿时曾经希望自己成为考古学家，大学时，她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就在这时，她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1972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博士期间，她所研究的领域是经济历史，主要研究的内容是美国战前城市和南方奴隶制。在研究之中，戈尔丁逐渐发现，女性工人的重要性在经济学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的对象。

由此，她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女性参与劳动市场的研究中。她的研究课题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白人和黑人妇女劳动参与情况的对比以及美国工资不平等历史的研究。1990年，戈尔丁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聘书，他是哈佛经济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

同时，她的研究成果也不单单聚集在经济史研究中，针对现如今女性结婚后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避孕药的出现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等等问题，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都被收录在她本次获奖的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本书中。

这本书在开篇，便提出了这样一个困境，即不同性别的劳动所受到的差别对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受到歧视是阻碍她们发展事业的主要因素。20世纪30到50年代的历史文献中留有大量证据，确凿地证明就业和收入方面存在偏见与歧视。30年代末，公司经理告诉调查机构，“贷款工作不适合女性”，“从事汽车销售的人要接触大众……女性并不适合”，此外，还有“不会让女性从事经纪工作”等等。

这是大萧条末期的实景。而即使在5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张，市场普遍缺乏劳动者的时候。公司代表也断然表示“不雇用有孩子的女性”“不鼓励带孩子的已婚女性重返岗位”，以及“怀孕是自愿辞职的理由，虽说公司很乐意让这些女性在孩子上初中后再回来上班”。这种对已婚女性的就业限制，到了今日变得更加隐秘，但并非不存在。

许多在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的公司，所采取的弥补措施，往往是毫无诚意的象征性行为，比如将一位女性引入董事会，或者几家科技巨头开始引入陪产假等，但是，本书的作者戈尔丁认为：“从经济意义上来讲，这类解决方法等同于扔给黑死病患者一盒创可贴。”

女性在劳动待遇上所遭到的不平等问题的根源，是时间冲突。投身事业往往意味着早期投入大量的时间，而这一时间段正好是世俗意义上女性“应该生孩子”那几年。1970年左右，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初婚年龄中位数都在23岁上下，这也就意味着，女孩在在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早婚往往阻碍女性继续进修，至少不能马上进修。新婚夫妇搬家更多是为了丈夫的前程和子女的教育，而不是为了妻子。

女性总是很难最大限度地改善自己未来的职业前景。相反，她们常常牺牲自己的事业成全家庭的幸福。当时的女孩们早婚的原因也非常现实，20世纪60到70年代，缺乏由女性控制且高效的避孕措施，女性的选择十分有限，甚至在许多时候，关于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却不能由女性自己决定。1970年之后，避孕药技术逐渐成熟，年轻单身女性使用避孕药限制也被解除。自此，美国女性的头婚年龄也在慢慢上升，现如今，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头婚年龄平均在28岁左右。

在解决了早婚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之后，第二个问题又接踵而至。个人在30岁出头时迎来首次升职。到了最近，首次升级出现在35到40岁之间。当个人首次晋升至合伙人、终身职位或其他高职位后，这个时间点已不再是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最佳年龄。而如果在被称为职业里程碑的30岁之前生育，那么孩子又往往会颠覆掉原有的职业生涯。

养育孩子需要时间，发展事业也需要时间。哪怕是最富裕的夫妇，也无法将养育一个孩子的所有工作全部外包。换言之，必要时谁将放下工作居家守候。同为家庭成员，父母双方负的责任应该是相同的。然而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却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

在这里，作者选择了一对夫妻作为典型案例，一对待在同一家公司，从事相同职业的夫妻，伊莎贝尔和卢卡斯。他们在决定要孩子之后，便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家庭那边至少需要一位家长随时待命。他们不可能都在同样的职位上工作，毕竟这个职位的工作时间不灵活且不可预测。

“万一学校医务室打来电话，或孩子的托儿所突然中午关闭，两人就都抽不出时间应对了。倘若工作要求他们周四上午11点务必准时到办公室，他们只能祈祷孩子不会在这个时间摔下秋千，或家里的老人不会在这个时候去看医生。”然而，如果两人同时选择家庭，又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下降。因此，和大多数想要孩子的夫妇一样，伊莎贝尔选择了时间更加灵活自由的职位，卢卡斯则继续待在他们原有的职位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卢卡斯的收入持续超过伊莎贝尔，他们的收入差距只增不减。他扶摇直上，而她原地踏步。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这也恰恰是男性与女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虽然我们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性别平等时代，但在某些方面，大家仍然生活在过去。人们的观念停留在只有男人可以同时收获事业与家庭。“我们整体经济囿于老旧的运作方式，受到原始责任划分方法的重重阻隔。”

这本书并非是一本解决问题的答案之书，它更像是代替在劳动市场上面临困境、在婚后收入下降、职业发展受阻的女性提出问题，呼吁关注的有力呼喊。

正如书中所说，“本书即是讲述过去百年间，人们对事业、家庭和公平产生渴望的历程，以及在今天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行途径。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通过最终理解问题并正确命名问题，我们将能够为未来开辟更好的前进方向。”曾经探讨性别妇女的公平问题，被认为是学术界的非主流议题，但在现在，消除性别歧视乃至促进城乡公平，社会公平，区域公平等问题，正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透过今天的诺奖，我们能够看到，世界正在给予各种不公平现象以正向的反馈，这将会成为一个好的开端，相信我们的世界将会越来越好。

今天的热点就讲到这里，评论处准备了一个书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