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读第二卷分裂帝国的结语。在这篇结语中，作者并不是对整个帝国的分裂时期，也就是南北朝的历史做总结，而是对这个时期的终结篇隋帝国做了一个非常简略而精准的概括。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之后，中国于589年由短命的隋朝完成了统一。虽然隋以及其后的唐王朝自称是汉室的正统后人，但是隋唐王朝所颁布的很多律令以及行事规则。都沿袭了他们胡人先辈的传统。这些胡人先辈指的是公元五六世纪统治着中国北方的北魏，北周和北齐。
隋朝征服南方的过程很迅速，杨坚于581年发动政变，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这让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力量。因为在此之前，北周的前身西魏就已经占领了四川和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577年，北齐也在北周的攻击下覆灭了，而南方的最后一个朝廷——南陈王朝也风雨飘摇，看上去随时就要灭亡。只不过，北周王朝的内部斗争以及杨坚随后的夺权政变延缓了他征服全境的脚步。
到了587年，隋文帝的处境逐渐安全了，他开始准备征服南方。之前，阻止他南征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于是，隋朝的将军们开始在四川训练一支主要的水军，在长江中游和沿海地区也开始组建较小规模的舰队。同时，大量的陆上军事力量也在不断集结。588年，以皇子杨广为统帅的南侵开始了。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后，隋军从水上横扫了南陈的军事力量，并穿越长江，占领了都城建康。南陈统治者被俘，只得下令投降。
从此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政治分裂结束了，但这两个地区关系持续紧张。因此，杨广在南方实行仁政，使抵抗不断减少，直至消失。他部分重建了被摧毁的南陈都城，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丹阳。随后，杨广还成为南方佛寺与文学集会的资助人，并经常对其进行赞助。
如同所有新兴的王朝一样，隋朝建立了一系列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的制度。除了重新由国家出资，对经典文献进行学术研究之外，隋文帝还支持制度化的佛教与道教。他的宗教政策包括将主要的寺庙视作由国家支持的机构，允许一定量的剃度，向佛寺赠送礼物等等。隋文帝向帝国各主要城市分发舍利，并建立了一个合法的税收结构，由国家控制重新分配土地，他还根据北周的府兵制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最后，他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沿袭xí自汉朝以来就形成的传统，继续与高丽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还与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和远在日本海的一些岛国持续发展双边关系。
隋朝第一个重大创举是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隋朝自创建起便发起了一系列的官僚制度改革，包括恢复汉爵、重新启用只设两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制度。这些都是为重现统一的大汉风范所采取的举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行政改革是废除中正官，并不再依赖有家庭背景的人通过推举制来出任朝廷官员。以往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制度都是保证某些豪门大族 占有社会主导地位的关键机制，甚至连王朝的统治者也受到这些家族的制约，无法彻底掌握官员的任免权。583年，这一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由中央官僚机构中的吏部选曹，并且通过年度考课加强控制，这标志着皇权迈出了压倒世家大族的第一步。随后，隋朝开始尝试引入一种新的科考制度，这一制度后来成为中国文人出仕的最主要途径。
隋朝另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建造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它坐落在汉长安城东南，地处渭河河谷。尽管汉长安古城已经衰落了几个世纪，但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仍然十分突出，而且隋文帝本人也是在这里夺取的政权。通过选择这里建立新都，隋朝明确地宣告：他们的统一壮举是对汉室大一统风范的继承。
大兴城在实际建筑过程中，外墙是最先建成的，接着是宫殿群落，所以583年，皇帝最先迁入了这座巨大的空城，随后是皇族的王府和上百座寺庙拔地而起。但是，在整个隋朝的短暂历史中，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始终空无一人。直到它成为唐都长安之后，才真正变成了一座民声鼎沸的繁华都市。
605年 隋炀帝继位后，又重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东都洛阳。尽管这座城市只比大兴城的一半大一点，但是城里有很多复杂而昂贵的建筑，耗资巨大，而这种铺张奢侈的作风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隋朝没落的命运。
隋朝最重要的创新还是体现在对水运的重视上，第一条大运河的修建为大宗商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船运提供了便利。这一庞大工程旨在促进人员与货物的大规模流动，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能够连接到一起，结束这两个地区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粮食就可以从南方运到北方，因为，此时南方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粮食产地，而北方则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大运河的修建通常被归功于隋炀帝，但实际上，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连接新老运河及水路的工程。584年的时候，隋文帝决定重建汉朝旧有的运河——广通渠，让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能够从东部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 运向人口拥挤的关中地区。605年，隋炀帝开始修建运河的第二个分支——通济渠，它连接了洛阳与淮河，然后通过一条以前就存在的旧河道——邗hán沟，从江都附近汇入长江。大运河的第三部分，则基本上遵循古运河航线，从京口，即今天的镇江一带出发，沿着江南运河抵达杭州湾尽头的余杭镇，沿途皆是用来存储和转运粮食的粮仓。
大运河的最后一部分开建于608年，从洛阳附近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出发，向东北方向开凿到今天的北京附近。这是大运河中唯一需要进行大量新开凿工作的一段。 它使得东北能够与中部平原以及南方相互连通，也就是通过水道将当时中国的所有主要地区连接了起来。为对高句丽的军事远征提供了后勤补给。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粗暴地批评大运河的修建。但是，这条运河对中国长期的政治统一起到了毫无半分夸张的重要作用。它与南方已经存在的运河网络一起，使除四川以外 中国的每个粮食产地都能通过水道向首都进行船运。因此，大运河既是一种统一的象征，也是一种实际的交通方式，它把已经分裂了四个世纪的、南北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重新纳入到了一个政体当中。当经济与人口的增长让南方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与生产最高效的地区时，这种连接变得尤其重要，南方向北方提供供给与支持，主要就是依赖这条运河。北京 之所以在后来的元、明、清各朝成为首都，也是大运河向北方延伸的结果。
尽管对后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对大运河的建造者而言，这却是一场灾难。它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隋炀帝同时还在其他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上挥金如土。他在都城及其他地方建造了巨大的、富丽堂皇的宫殿群落。当隋炀帝巡幸时，这些行宫为他提供舒适豪华的下榻之处。尽管这些城市确实具有政治和战略价值，但它们也代表了对国库的超常消耗。
这些城市的建筑是隋炀帝所谓“欲望迷宫”神话的现实灵感，在江都，即今天的扬州，他幻想出了一种城市结构，在这里他可以在隐秘的深宫中，放纵地享受每一种愉悦感官的活动。在帝国晚期的小说中，这一建筑及其居住者成了任性和淫荡的固有意象。甚至当隋朝因这些巨大的工程建设而濒临破产时，隋炀帝仍然发动了对高句丽的一系列远征，而这些战争最终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当经过近30年的统治，政权逐渐稳固之后，隋朝试图恢复中国在东亚世界应有的中心地位。他们在南方发动了几场战争，虽然没有获胜，但也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中亚取得了更多的战争胜利，在那里，高昌及其他几个主要国家投降，并对隋朝朝贡，认可其宗主权。隋朝成功地将控制北方广大地域的突厥 划分为两个国家，并操纵了地处现今蒙古的东突厥内部的王位争夺战。
然而，607年，当隋炀帝与臣服的东突厥统治者进行会面时，遇见了一个来自高句丽的使团。他担心这两个潜在的北方敌人会结成同盟，因此发令要求高句丽正式臣服于中华帝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隋炀帝于609年初夏开始征讨高句丽。但中国军队被沿着辽河的一系列坚固城池所阻挡，雨季的到来也使这次征讨无功而返。
613年第二次远征，又激起许多遭受洪灾的地区发生叛乱，导致征讨再次被迫中断。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了第三次远征，坚持远征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情结，尽管此时国内已经因叛乱而四分五裂。这一次，隋炀帝与他的军队抵达了高句丽的首都，并得到了高句丽王投降臣服的承诺。当发现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时，皇帝又下令发动另一场远征，但是这个时候，全中国都陷入了公开的叛乱之中，已经没有军队响应皇帝的号召。国家崩溃，陷入内战，皇帝也逃到了他心爱的南方，并于618年在江都被谋杀。尽管隋炀帝曾经取得很多成就，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始终被描述为一个残暴狂妄、毁灭自己王朝的暴君。
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隋炀帝性格的缺陷，但见微知著，这也预示了帝国晚期社会基本架构所导致的矛盾。隋炀帝愿意遵循对突厥分而治之的经典战略，但又毫无理由地坚持对朝鲜北部进行实质上的征服，这可能是因为 在他的观念中，游牧民可以保留差异，而定居的族群则都应当囊括在中国领域之内。然而，东北的各个民族其实具有与游牧民族同样的心理和品性。之前北朝的燕、魏、周、齐等国，就一再抵制中国将其纳入版图的尝试。而中华帝国晚期那几个能够征服中国全境或者大部分地区的朝代——辽、金、清——都是起源于东北。
隋炀帝在不知不觉中，为中华帝国后世把政治中心都建立在东北方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认为统治帝国的关键 就是要对那些动荡区域进行直接的统治，因此他将自己的都城设置在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洛阳。但他明显更喜欢繁华的、发展更先进的长江下游的生活，他在那里越待越久，拒绝把战略上更加安全的大兴城当作都城，而大兴城是关中地区的中心，还是北周与隋朝统治精英的地方基础。隋朝末期，当国家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官员们曾劝说隋炀帝撤退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这里有他最好的将军和最忠诚的军队，但是他拒绝了，选择留在江都，在这里面对他命中注定的失败与死亡。
尽管隋炀帝对南方的依赖主要基于个人情感，但长江流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确实成了中国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隋炀帝个人的政治悲剧，对军事征服东北的执着和对南方生活的痴迷，不仅造就了他个人的一种分裂，也体现了帝制中国晚期在地理布局上的矛盾分化。国家疆域从此被这些城市的建筑是隋炀帝所谓“欲望迷宫”神话的现实灵感，在江都，即今天的扬州，他幻想出了一种城市结构，在这里他可以在隐秘的深宫中，放纵地享受每一种愉悦感官的活动。在帝国晚期的小说中，这一建筑及其居住者成了任性和淫荡的固有意象。甚至当隋朝因这些巨大的工程建设而濒临破产时，隋炀帝仍然发动了对高句丽的一系列远征，而这些战争最终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当经过近30年的统治，政权逐渐稳固之后，隋朝试图恢复中国在东亚世界应有的中心地位。他们在南方发动了几场战争，虽然没有获胜，但也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中亚取得了更多的战争胜利，在那里，高昌及其他几个主要国家投降，并对隋朝朝贡，认可其宗主权。隋朝成功地将控制北方广大地域的突厥 划分为两个国家，并操纵了地处现今蒙古的东突厥内部的王位争夺战。
然而，607年，当隋炀帝与臣服的东突厥统治者进行会面时，遇见了一个来自高句丽的使团。他担心这两个潜在的北方敌人会结成同盟，因此发令要求高句丽正式臣服于中华帝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隋炀帝于609年初夏开始征讨高句丽。但中国军队被沿着辽河的一系列坚固城池所阻挡，雨季的到来也使这次征讨无功而返。
613年第二次远征，又激起许多遭受洪灾的地区发生叛乱，导致征讨再次被迫中断。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了第三次远征，坚持远征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个人情结，尽管此时国内已经因叛乱而四分五裂。这一次，隋炀帝与他的军队抵达了高句丽的首都，并得到了高句丽王投降臣服的承诺。当发现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时，皇帝又下令发动另一场远征，但是这个时候，全中国都陷入了公开的叛乱之中，已经没有军队响应皇帝的号召。国家崩溃，陷入内战，皇帝也逃到了他心爱的南方，并于618年在江都被谋杀。尽管隋炀帝曾经取得很多成就，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始终被描述为一个残暴狂妄、毁灭自己王朝的暴君。
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隋炀帝性格的缺陷，但见微知著，这也预示了帝国晚期社会基本架构所导致的矛盾。隋炀帝愿意遵循对突厥分而治之的经典战略，但又毫无理由地坚持对朝鲜北部进行实质上的征服，这可能是因为 在他的观念中，游牧民可以保留差异，而定居的族群则都应当囊括在中国领域之内。然而，东北的各个民族其实具有与游牧民族同样的心理和品性。之前北朝的燕、魏、周、齐等国，就一再抵制中国将其纳入版图的尝试。而中华帝国晚期那几个能够征服中国全境或者大部分地区的朝代——辽、金、清——都是起源于东北。
隋炀帝在不知不觉中，为中华帝国后世把政治中心都建立在东北方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他认为统治帝国的关键 就是要对那些动荡区域进行直接的统治，因此他将自己的都城设置在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洛阳。但他明显更喜欢繁华的、发展更先进的长江下游的生活，他在那里越待越久，拒绝把战略上更加安全的大兴城当作都城，而大兴城是关中地区的中心，还是北周与隋朝统治精英的地方基础。隋朝末期，当国家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官员们曾劝说隋炀帝撤退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这里有他最好的将军和最忠诚的军队，但是他拒绝了，选择留在江都，在这里面对他命中注定的失败与死亡。
尽管隋炀帝对南方的依赖主要基于个人情感，但长江流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确实成了中国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隋炀帝个人的政治悲剧，对军事征服东北的执着和对南方生活的痴迷，不仅造就了他个人的一种分裂，也体现了帝制中国晚期在地理布局上的矛盾分化。国家疆域从此被划分为两大区域，即军事、政治占主导的北方 与经济、文化占主导的南方。
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