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是谁？（下）

2023-12-13 08:04:4415:44 3906

声音简介

中国现代科学史上最被低估的人，可能是他

原创张星云
三联生活周刊
2023-12-06

04
“三驾马车”诞生

尽管此前中国也有煤铁矿产和铁路修建，但如今人们将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视为中国现代科学机构之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向本刊解释，那是因为此前西方传教士、探险队乃至李希霍芬等学者来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而丁文江想要建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是由政府部门组织，建立起一套全面系统的科学体系。傅斯年后来做过类似的总结：现代学术研究是工厂，要集众研究，不是单打独斗的。

因此丁文江提议，如果想要建立起完整的地质学科学体系，光靠他一个专业人士是不行的，需要先培养一批人才，同时开展与教学相辅的地质调查。随后他找到章鸿钊，章是当时除了他之外在中国唯一懂得专业地质学的归国留学生。1911年丁文江回国后，曾在北京参加清朝学部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一同参考的就有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毕业回国的章鸿钊，两人当时一起考取了“格致科进士”。

翁文灏从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归国，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他拒绝了高薪的钢铁公司总工程师职位，加入地质调查所，此后成为丁文江终身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之一。章鸿钊后来回忆说：“我是偏于理想的，丁先生（丁文江）是一个实干家，翁咏霓先生（翁文灏）思想实行面面俱到。”三个人之间互相需要，互相支撑。

翁文灏承担了大部分教学工作，他向学生们解释，地质构造学是研究地面的现象与地质的构造间的关系，以此推断地壳中的各种变动，而传统观念中“天下山脉发源于一”“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是错误的。他第一次指出中国的地势有西高东低、自东向西三个台阶的特点，使人们对中国地形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科学变革。“对于自然界，应该恳恳切切地和它接近，老老实实地看看它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们第一步的任务是要把我们中国亲切的认识了。”

1916年，地质研究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18人毕业，绝大部分进入地质调查所担任调查员，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者。他们多年后成为中国地质界的中坚力量，主持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还有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地质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说，在几年前出版的《温家宝地质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总理温家宝在进行地质调查时的很多操作模式和规矩，仍都是丁文江当年开创的，一代代沿袭至今。

地质调查所的参与者成为第一批走出书斋、进入野外调查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将西方理论方法引进到中国的同时，倡行系统地进行科学田野工作。地质学也由此成为一种“母科学”，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延伸出古生物学、岩石学、地层学、地理学，以及地震、地球物理、燃料石油、土壤乃至考古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05
实业救国，丁文江的困局

那一代知识分子从主观到客观，始终难以解脱实业救国的迫切，也可以说是历史命运下的人生局限。1921年，丁文江宣布从地质调查所辞职，前往热河担任北票煤矿的总经理，由翁文灏接任代理所长职务。这个选择让外人无比震惊。北票煤矿位于热河省朝阳县，丁文江用了五年时间，将那里发展成为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但北票地区和产煤运销的京奉铁路，都属张作霖的管辖范围，丁文江不得不经常去沈阳进行谈判，他越来越厌恶奉系军阀的穷兵黩武，也开始渐渐对实业丧失信心。

四处奔波的他，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了解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1926年，他离开实业，却决定从政，接过了军阀孙传芳抛来的橄榄枝，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但不久，孙传芳不敌北伐军，转而向张作霖求援，丁文江为此愤然辞职。后来，正是这段短暂的从政经历让他饱受诟病。

对丁文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1919年时他还曾劝说梁启超放弃政治活动，从事学术研究，但如今他也如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踏入同一条命运的河流，一次次重蹈覆辙。他只能自嘲地对胡适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1928年，绕了一大圈的丁文江回归学术，重返地质调查所，后来又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重续旧业，组织地质调查所对西南地区进行了一次铁路工程配套地质调查，用时一年，这是丁文江人生里规模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地质调查。1935年底，他到湖南谭家山勘察煤矿，仍然像年轻时在云南个旧那样，下矿洞考察，结果浑身被汗浸透，感染了风寒。当晚在旅馆过夜时，服务员为了照顾他能睡得暖和一些，关紧门窗的情况下生了火炉，结果丁文江不幸煤气中毒。医生抢救他时，连续做人工呼吸，压断了他的一根肋骨，刺破胸膜，引发感染，过了很多天才发现。1936年1月5日，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去世。一手建立起中国现代科学的创始人以这样的方式早早结束了一生。

当年对地质调查所影响巨大的“三驾马车”，先后被裹进了命运的复杂迷局。章鸿钊在1928年后就因为伤病辞去地质调查所职务，后半生开始专心研究用现代科学方法为中国古代金石学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顾问，1951年病逝。

翁文灏像当时的很多学者一样，在抗战期间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进入政府，并曾出任经济部长和行政院院长。由于长年与蒋介石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被定为“第12号战犯”，不过他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经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1951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下，他成为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前国民党高官，余生20年里谨慎度过几波政治运动，1971年终老于政协委员的身份。

从1913年至1950年，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最终新中国成立，国家不断裂变、新生，就是在这样的时局夹缝里，地质调查所一共存在了30多年。其间，地质调查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主导发现并开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油田——玉门油田；勘察并发现西山铁矿，选址石景山建炼铁厂，即日后石景山钢铁公司和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建立中国第一座现代地震台——鹫峰地震台；发现并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主导并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编制中国第一套根据实测资料绘制的地图集——《申报地图》，首次用等高线和分层设色表达地形，其挂图传播甚广，毛泽东在西柏坡办公室里悬挂的就是这幅图，新中国初期一些边界谈判时官方使用的也是这幅图。此外，中印公路勘测、三峡大坝选址、南沙勘测、发现铀矿、发现攀枝花，都有地质调查所的参与。

今年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110周年。本刊曾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运动百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仰韶文化发现百年、西南联大80周年时，分别采写过纪念专题，而这些历史文化事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值得我们从各种角度，反复地讲述和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中国如何与现代世界接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做出过怎样的选择，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本期封面专题，在回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历史时，我们还想去了解更细致的问题，为什么是地质调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对于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何研究科学？何为科学精神？我们通过追寻中国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以及他的继任者翁文灏的个人经历，去探究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科学从零到一的过程；通过地质调查所成立初期就深度参与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故事，希望重现中国科学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以及作为“母科学”，地质学以怎样的方式发展出本土的研究体系，并延伸到中国其他学科领域。我们也重点回顾了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这是一场持续近两年，最终集结了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讨论和对“唯科学主义”反思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窥见前面那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地质调查所作为科学机构只存在了30多年，但其影响和意义并不限于地质科学本身，也不仅在其时其地，就像胡适后来所说：

“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