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0】【加餐】青苗法如何诱导年轻人“荒唐”地消费？

大家好，我是吴晓波，又到了每周日跟大家分享大师思想领教营的时刻。今天学习司马光大师营中“司马光为什么反对新法”一节，导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姜鹏老师。

大家好，我是姜鹏，欢迎回到大师思想领教营。

我们说到，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一个注重经济的增长，一个注重分配的正义性。司马光曾经提醒宋神宗和王安石搞财政改革，要注意政治生态。这个政治生态是什么，就是我们这的主要内容。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古代是比较纯粹的权力社会，官府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占有绝对优势。官本位的环境当中，政绩是普通官员追求的最高目标，司马光提醒的正是这一点。他担心新法推行以后，很多地方官员会把经济法令作为提高他们政绩的工具，实实在在地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下青苗法的推行，就能够从中体会到司马光的深刻。

什么是青苗法？在相对单纯的农业社会里面，的确会有一些农民碰到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和下一季的播种都会陷入到困境当中。有一部分农民会选择向富豪人家借贷，利息非常高，半年的利息就在30%以上，最终无法偿还的话，就拿质押的土地、房屋去抵债，因此造成失地农民和流民问题。

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就是官方出面向百姓放贷，利息相对地低一些。民间借贷利率在半年30%以上，而官府的借贷利率一般是半年20%，可以适度放宽，但是设定的上限就是30%。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官方的这个利率也是非常高的，用简单的加法计算一下，年利率是高达40%。我们知道巴菲特的年化收益也就是20%左右，所以股神老巴同志他是借不起王安石的青苗钱的，这一点大家先明白。

但是王安石在说服宋神宗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方案既能够减轻农民的负债压力，又能够让国用充足，唯一受到挤压的是民间高利贷经营者的利益。在宋神宗看来这个计划非常完美，他只看到了青苗钱可以让农民半年期的负债率，从30%下降到20%，又能够增加国库的收入，却没有看到更多问题。

司马光说只看这些的话就太天真了，司马光引述了《左传》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作法于涼，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这里的“法”指的就是税法，即便税法是从体恤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税率比较低，最后都难免会导致这些政府官员，或者说是税吏变得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从老百姓身上讹诈更多的财富。如果这个立法本身就是以搜刮财富为目的，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作法于贪”，设定税法的目标就是为了挣钱，那它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司马光最担心的问题，在新法实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那就是官员为了政绩，为了提高国库收入，强行向老百姓摊派青苗钱。官员以政绩为导向，地方官员总会看中央政府的态度，他想升官就得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来，中央政府现在下令放青苗钱，他管理的这个地方几万、十几万人口，一个人都不来借贷，那还有政绩吗？如果所有老百姓都觉得我不需要钱、不来借贷，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必然是强行摊派。摊派的青苗钱越多，他的政绩越好，升官的机会就越大。这就是司马光讲的“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

那么，有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司马光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有。官员们从全国各地送到开封的奏报，证明司马光的判断是正确的。比如有一位名叫王广渊的官员，他在河北发放青苗钱，被一些御史官员纠察弹劾了。他不仅向百姓强行摊派，还制造舆论假象欺骗朝廷。

北宋的时候，政府根据每户老百姓的家产，按照贫富等级把他们分为五等，最富有的是一等，最贫困的是五等。王广渊向辖区内的老百姓依次摊派，最富有的一等户必须借贷15贯青苗钱，接下来第二等、第三等的配额分别是10贯、5贯，第四等的被摊派到1贯零500个铜钱，最穷的五等户也必须借贷1贯钱。

当时的1贯钱是多少呢？770个铜钱，等于最穷困的老百姓也要借走770个铜钱，然后半年之内要还给政府924个铜钱。最富有的人家必须借走11550个铜钱，半年内缴还13860个铜钱。不管你需不需要，必须借。这是王广渊的青苗政策实行过程当中的摊派。

那么假造舆论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这种摊派老百姓能满意吗，所以纷纷地聚集在一起跑到官府投诉，王广渊居然谎称老百姓聚集讨论是在歌颂朝廷的圣德，上奏朝廷说青苗钱让老百姓欢欣鼓舞。那王广渊的弄虚作假被御史揪出来了。

你想，当时负责监察的官员人数本来就少，技术手段又有限，不像我们今天手段非常发达。宋朝的疆域又如此广大，有多少弄虚作假是没有被揪出来的？另外，王广渊的案子之所以能够被揪出来，应该跟他在河北的顶头上司有关。

这位顶头上司就是著名的三朝老臣韩琦，韩琦从宋仁宗时代就开始做宰相。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的时代，韩琦是最有政绩、最有口碑的宰相。后来宋神宗继位也得利于韩琦的辅佐。这样一位三朝元老，他的人品、能力当然是有口皆碑，威望、地位都非常高。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很多内容韩琦也不同意，但当时他已经从宰相的位置上卸任了，去河北做了安抚使，我们可以理解为河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王广渊弄虚作假就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当然不会纵容这种行为。

另外韩琦批评青苗法的意见，可以对司马光的观点形成一种补充，同样是揭示了新法设计没有关注到整体的社会政治环境。韩琦提醒宋神宗，任由这一类摊派行为发展下去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些被强行摊派的青苗钱的贫困户到时候还不出钱，那些热衷于政绩的地方官不可能善罢甘休，更不可能自己垫钱去偿还，必然逼迫地方上的富户履行连带偿还责任，这就把矛盾转嫁给了地方上的富人。那这样的话，到时候整个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怨声载道，活不下去了。

后来北宋的历史证明，司马光、韩琦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担心的情况一一出现了。他们会正确预见这些情况，就是基于对当时政治生态环境以及人性更加深刻的洞察，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仅仅关注理财方法本身。任何方法都是在具体环境当中实施的，不能凭空设想，这就是王安石新法最大的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表面看上去富户带给农民的这些钱，半年30%的利率、一年60%，这个利率非常高，但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民间的自愿借贷关系，很多农民知道，你借年利率60%的钱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不会轻易地去借。而作为富户来说，他仅仅是地方上的有钱人，农民要真的还不出来，他能够怎么样，他真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吗？在这个时候官府还能来做一个中间人。

再加上中国古代的乡绅，这些地方上的精英，他们是维护地方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所以本来这个借贷现象就小，老百姓自己会控制风险。即便出现还不出这个高利贷的情况，那么从乡绅要承担地方秩序的责任，和有官府在中间调停，其实给给贫穷的百姓造成的问题还是比较小的。

现在官僚体系上上下下都要去推动青苗钱，绝大多数的地方官都把发行青苗钱作为升官的必要途径和重要工具，你想想这会是什么后果？更何况40%的年利率，表面上看比60%低很多，但事实上它的本质仍然是高利贷。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我们要深入到历史当中去看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看到，大量的教科书式的讲法都只讲王安石的正面、王安石好的一面，反而把司马光这样的人给抹黑，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司马光批评的强行摊派青苗钱行为，就衍生了一个王安石等变法派一开始绝对想象不到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对年轻人消费行为的误导。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试想一下，那么多不需要青苗钱的家庭，拿到这些钱以后会流到哪里去？或者换一个角度想一想，那些行为谨慎的年长者在拒绝青苗钱之后，官吏们为了政绩会从哪个角度下手来确保自己的政绩不受影响？

总有一些家庭会有缺乏风险意识、想花钱却得不到钱的年轻子弟，这就是那些官吏的下手之处。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他在诗里描绘了那些轻易得到青苗钱的年轻人的荒唐生活，“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东坡在这里指出的，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青苗钱诱导消费的问题。

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一看政府贷款这么容易得到，消费欲望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了。以前不敢轻易借贷的心理边界被打破了，他们又缺乏相应的风险意识，那就跑去借钱，甚至瞒着父母去借钱。借了钱以后到城里面吃喝玩乐，转手就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学了一口城里话，一年到头有多半的时间是在城里虚度。

这样的事情在现代社会里面也很多。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信用卡的滥用。前些年很流行通过各种手段发放信用卡，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也被我们学校和某个商业银行联合强行地赠送了一张信用卡。一些银行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提高业绩，最后就变成诱导低收入人群透支消费，这当然是不道德的。

青苗法是王安石非常得意的制度设计，但无论是三朝元老韩琦，还是才华纵横的苏东坡，在这个问题上都和司马光站在一条战线，从各个角度对他提出了不同意见。其实当时反对青苗法的著名官员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苏东坡的弟弟，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甚至还有苏东坡的老师，文坛宗主欧阳修，还有大思想家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程颢。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都和司马光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向宋神宗、王安石提出了反对意见，可见司马光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不是孤立的，更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经济，来否定司马光。在所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官员当中，司马光是表述反对意见最系统也是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

这里介绍的青苗法只是观察他和王安石思想差异的一个窗口，司马光还有很多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没有直接体现在和王安石的辩论过程当中，而是隐藏在《资治通鉴》对历史的叙述评论当中。在大师思想领教营中，我们继续从《资治通鉴》当中，来挖掘司马光的经济、财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