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鼻山水月洞有两则似乎是“对着来”的石刻作品。一幅在水月洞的东石壁上，是一篇无题额的记，后人常用《朝阳亭记》称之，全文如下：
丙戍上已，余与张仲钦、朱元顺来游水月洞。仲钦酷爱山水之胜，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识公意，即其上为亭。面山俯江，据登揽之会。
五月晦，余复偕两贤与郭道深来。水潦方张，朝日在牖，下凌倒景，凉风四集。仲钦欣然举酒属余曰：“兹亭由我而发，盍以名之？”余与仲钦顷同官建康，盖尝名其亭曰“朝阳”，而为之诗非独以承晨曦之光，惟仲钦之学业，足以凤鸣于天朝也。今亭适东向，敢献亭之名，亦以“朝阳”，而岩曰朝阳之岩，洞曰朝阳之洞。元顺、道深，合辞称善。即书崖石，记其所以。张孝祥记。
另一则刻在水月洞的西石壁上，题额为《复水月洞铭并序》：
复水月洞铭 并序
水月洞剜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时至，湍流贯之。石门正圆，如满月涌，光景穿暎，望之皎然，名宾其实旧矣。近岁或以一时燕私，更其号为“朝阳”，邦人弗从。且隐山东洞既曰“朝阳”矣，不应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吴人范成大、莆田人林光朝，考古揆宜，俾复其旧。成大又为之铭，百世之后，尚无改也。铭曰：
有嵌孱颜，中淙涨湍，水清石寒。圆魄在上，终古弗爽，如月斯望。漓山之英，漓江之灵，复其嘉名。范子作颂，勒于巃嵷，水月之洞。
这一东一西的两则石刻定下了桂林风景营建的一个基本原则。
《朝阳亭记》的作者是张孝祥。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生于1132年，卒于1169年，今安徽和县人。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54），考取进士第一名，张孝祥文笔过人，尤工诗书法。南宗乾道元年（1165）以集贤殿修撰出任静江知府兼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林前后二年，《宋史》说他在桂林“治有声绩”，说明他对桂林的发展建设是有贡献的。张孝祥在桂林共留有题诗、题记、题名、题名石刻共十一幅，分别留于七星岩、南溪山、象鼻山、屏风山、青秀山等处。中国历史上的南宋时代面临的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侵扰，当时的政治家中又分成对金人主和与主战两派。张孝祥在南宋政治家中属主战派，因此，他在桂林的诗刻多与关心人民疾苦和渴望祖国统一相联，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水月洞紧靠《朝阳亭记》石刻之侧有张孝祥的另一则题诗石刻，之中题诗三首，其第三首云：
饥肠得酒作雷鸣，痛饮狂歌不自程。
坐上波澜生健笔，归来钟鼓动严城。
不应此地淹鸿业，盍与吾君致太平。
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
这首诗是1136年，张孝祥即将离开桂林，提点刑狱公事张维在水月洞的朝阳亭为他送行而作。诗中他用激愤的心情表现出他不愿淹留在远离沦陷区的桂林，故要张维为他请长缨，以珍惜已到伏枥之年（其实张孝祥此时才34岁）的时光，奔赴前线，杀敌报国，所以这则字里行间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石刻亦是桂林石刻中罕见的珍品。游人今天仍可从这种为国效命的爱国情怀中得到启迪。
《朝阳亭记》记叙的是一个事情的原委。1166年3月3日张孝祥和提点刑狱公事张维（字仲钦）以及朱元顺来游水月洞，张维酷爱水月洞的风光，至夜舍不得离去，居象鼻山的僧人了元（看来美丽的象鼻山当时修有佛庙，住有僧人）知张维心意，特在水月洞上为张维修筑了一座亭子供他赏景（很显然，这座亭子今天不存在了），张维与张孝祥不久前同在建康（即今南京）做官，相交很深。张维请张孝祥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张孝祥想起在南京时曾将张维的一座亭子命名为“朝阳亭”并题了诗，因此将桂林此亭也命做“朝阳亭”，将象鼻山岩称做朝阳岩，将水月洞府改作“朝阳洞”，此举得同游者称好，因此作石刻记之。
七年后，即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范成大来桂林做官。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今江苏苏州人，是与张孝祥同榜进士。范成大在桂林为官二年，遍游了桂林山水，留下石刻十件，其中七星岩四件，屏风山三件，龙隐岩、还珠洞、中隐山和水月洞各一件，水月洞这件即《复水月洞铭并序》。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田园诗人和爱国主义者，一生著述很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所著的《桂海虞衡志》是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由桂林调任四川为官的途中，“惓惓于桂林”追记而成的一部反映今广西、广东西南部等地山林川泽的专集，是研究岭南特别是广西历史的一部杰作。该书开篇之为“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高度概括了这位名家对桂林山水的赞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主要来源之一。
范成大抵桂林后不久就与福建莆田人林光朝共游水月洞，当他了解到水月洞原即称水月洞，只是近年被张孝祥与张维更名为朝阳洞后，就写这一篇《复水月洞铭并序》刻于水月洞的西壁上。
范成大在《复水月洞铭并序》的序中先用文学家的优美笔触介绍了水月洞。水月洞洞梁高悬，洞内空阔，踞于流水之滨，春水适时而止，急流穿过洞中，洞中正园，宛如十五的月亮从水中冉冉升起，光映穿照，望过去非常洁白明亮。因此本地人称其为水月洞，“名其实归也”，意即名副其实。接着范成大就张孝祥和张维“以一时燕私，更其号朝阳”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三点：一是“邦人不从”，违背了当地群众常年形成的习惯，不足使人信；二是隐山已有一个朝阳洞，故“不应相重”，使其各有特色。三即上述水月洞名副其实，朝阳洞之名不足以描绘这里形象的风景。因此，范成大又将洞名改回水月洞，并写了这篇《复水月洞铭并序》勒石于水月洞，希望“百世之后，尚无改也”。
南宋两位伟大诗人，爱国者围绕改水月洞名和复水月洞名而引出一段笔墨轶事，见碑如见人，读来饶有趣味，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对风景点建设应持什么原则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范成大在《复水月洞铭并序》中所持的观点对桂林后来影响较大。他强调在桂林风景区的建设中，应当实事求是和尊重当地群众的观点和习惯传统，风景点命名应当名副其实，不要过分强调个人的偏好，游人稍留意范成大之后刻在水月洞的碑刻就会发现，不少人以赞赏的态度提到了范石湖的《复水月洞铭并序》，说明该碑的特点为后人广为接受了。
出处：《观石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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