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前世与今生！

儒教的前世与今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岚奇哲学，今天我们来讲儒教！说到儒教，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儒教是一个宗教，或者说儒学不存在宗教。但其实以儒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儒教实际上是一个成熟且控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两千余年的精神支柱和宗教体系。

在公元前5世纪孔子以“仁”/“礼”/“命”和有教无类创立了儒学，刚开始儒学只是一种思想流派，而经儒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因此儒学便作为王权的意识形态来掌握和发展国民的整体运作模式。

在儒学思想的整体发展过程中逐步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得儒学成为具有神秘特征的宗教体系；并且这个从儒学到儒教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思想扩张与思想变革。但儒教的基础本质依然遵循着孔子思想中的“仁”/“礼”/“命”三大基础要素。儒教的发展过程和全部教义也都是在这三个理论基础层面上展开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好好的来讲一下儒教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以下我们将通过孔子的大致人生历程/孔子的思想主张以及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发展和儒教的衰落来把握从儒学到儒教的整体经过和儒教的构成要素！

（孔子的人生历程）

在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的陬（ zōu ）邑（yi），（也就是今天山东的曲阜）；据说孔子的远祖是殷贵族，周灭殷后，孔子的远祖受封到宋国当诸侯，但后来宋国发生内乱，孔子的先祖又奔向鲁国，成为鲁人。而随后孔子很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一名鲁国人，或者说出生在了鲁国。但孔子在他的身份认同中却始终以殷人自称，而且在临终前还嘱咐弟子要以殷人之礼将他入葬。

孔子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他随母亲迁居曲阜，过着贫贱的生活。孔子从小就很聪慧，15岁的时候便立志于学。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吾十有五而至于学”。少年立志于学习，这也是孔子走向成功的开始。

在孔子17岁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于是孔子成了孤儿，生活也就更加的困苦。为了谋生，这个时候的孔子不得不从事各种劳动，很受人鄙视。但是他并没有好高骛远，而是对自己做的工作认真负责/矜矜业业。同时孔子也利用空余时间学习各种知识。

在孔子20岁的时候也成为了鲁国季氏管理粮仓和牛羊的小官吏，由于他谦虚好学，而且无所不学，内容非常广泛，所以孔子成为当时最博学多闻的学者。他自己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到了22岁，孔子开始筹备他的教学计划，孔子从此开始了办私学的生涯。

那么为什么办的是“私学”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或者说在孔子之前，学习的地方都是被官府给掌控的，能够入学学习的都是贵族子弟，老师也是官府委派的官吏。所以孔子所创办的学院在当时的环境中称得上是“私学”。而孔子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位以私人资格教授学生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壁垒和贵族垄断教育的机会，让许多普通百姓也能接触学习和了解文化。从这一点来看，非常符合孔子的教育理念，也就是“有教无类”。

到了孔子34岁的时候，他已经名声显赫。随着名声的扩大，人们也逐渐发现了孔子的贵族血统。这无疑会对孔子后来的道路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改变世人对孔子的看法，他的私学更加的兴旺；另外一方面，贵族血统身份的加持也使得孔子参政的欲望更加的强烈。

随后孔子曾做过地方官“中都宰”，由于他政绩明显，不久又被提拔为司空，后来又被提拔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也就是孔子51岁时，开始代理鲁国宰相。在代理期间孔子屡获优秀的政绩，鲁国在孔子的辅佐下也日益昌盛，同时鲁国的兴盛也使得齐国感到恐惧。为了挑拨离间鲁国的君臣，齐国送给鲁国一个庞大的女子乐队。之后，鲁定公多日不上朝听政。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很明显看到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十多名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流离生活，试图在其他国度中寻找自己政治抱负的施展之地。这时的孔子已经55岁。他先后到过齐/卫/陈/蔡/宋等国，但都得不到任用。在谋求出仕的过程中，孔子和弟子们也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和危险，他和弟子们曾经绝粮多日，许多人饿得站不起来。但是好在鲁哀公十一年，鲁国战胜齐国，随后鲁哀公召孔子回国，这时的孔子已经68岁。虽然孔子在鲁国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但是此时孔子已经明白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再贯彻或执行自己所信奉的先王之道。到了鲁哀公十四年，鲁国贵族外出狩猎之时，捕获一只麒麟瑞兽，寓意着圣人陨落。此时孔子触景生情，哀叹道：吾道穷矣

鲁哀公十六年的春天，孔子病重去世，死于73岁。

（孔子的思想主张）

孔子在世的时候除了他的政治抱负之外，他对于他思想的传播和教学也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孔子思想的传播在那个时候也很大的影响力，其中当然离不开社会背景的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时期，旧的社会秩序遇到极大的危机，而孔子的儒家学派也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中产生了出来。孔子面对于当下社会现状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论纲领，主张通过主体的道德修养和恢复以往西周的礼治秩序并实现仁爱的社会和谐关系。

虽然孔子他本人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是通过他的口述和弟子们的记录，我们也能很清楚的了解孔子的主要思想主张；而正是孔子的只述不作也让他的思想在后来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后人们通过孔子的主要的思想纲领发挥出巨大的诠释和思维扩展的空间。这也为后来的儒教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扩充的温床！

孔子的思想主张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天命观/“仁者爱人”的伦理观/“为政以德”的政治观/中庸思想和“有教无类的教育观。

首先是天命观：孔子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听天命，尽人事”，正所谓俗话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表达的是一种天道规律的不可抗性，天道自有其运作的目的，而人们能做的和要做的便是在天道的基础下顺应天道实行自己该做的事情。

二是“仁者爱仁”的伦理观。仁是春秋时期的新观念。孔子认为“仁”就是克制自己恶的一面，展现出自己善的一面来对待周围的一切人群，要做到善的自己，注意自己的道德修为，并且要和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达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第三是“为政以德”，表达的是君主在治理国家和人民之时，要以仁为主要目的，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从仁爱之举出发，思考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孔子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治国方法，认为仅仅依靠刑罚来治国是不行的，只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同时最重要的是，统治者需要做好表率，正所谓正人先正己。

第四，是“中庸思想”：孔子把中庸看作是最高尚的美德。这是孔子在“礼崩乐坏”/社会纷争/新旧交替的历史条件下所总结出来的调和/折中社会关系的方法。这种“折中哲学”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中庸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不能为了和而和，不是做好好先生，而是要依礼而行。

第五，是“有教无类”。孔子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教育上，他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教育学说是孔子思想中最积极的成果。他提出来教育要为治国服务，部分贫贱富贵的实行教育；教育要因材施教，学习要学思结合；教育的内容包括知识/德行/文/行/忠/信，也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等等，孔子推崇的教育理念涵盖范围很广。特别是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开创了教育下移的新模式，发扬了育人精神。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地的偏远或贫穷的地区开设孔子学院，便是遵循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崇高育人理念！

以上就是孔子的人生历程与大致的思想主张，在孔子的思想主张中最突出且最重点的便是“天”/“仁”/“礼”，孔子通过这三个思想理论基础扩张到其他各个人类社会领域之中，这三个理论基础也融会贯通于不同的理论形式之中，“天道”/“为仁”/“尽礼”，共同作用着人们的行为处事之道和社会国家建立的基础。

（儒教的形成）

而在后续的儒教发展中，也以“天”/“仁”/“礼”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神话儒学的思想体系。

儒学在建立之初的确只是一种学说，并非宗教。但儒学理论中对人们终极关怀的关注，为它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基础根据。它的政治主张，又为它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

真正的儒教传统始于孔子死后好几百年的西汉王朝。儒教的诞生始于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在汉朝，当时的儒学已经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直接导致汉武帝使用儒学来治理国家的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很快也就平定下去了，但此时的汉朝内忧外患，急需要一套治理方针来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平和，君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是完全依靠天佑，还是做好人好事以获得天佑？王道大坏的原因是人事的原因还是天命的原因？那么也就是在这一些列有关治理国家的天人关系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汉朝的建立，需要一种思想体系为统治者辩护。

而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直接和系统回答的是董仲舒，他从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出发，对儒学思想进行一系列神学化的阐述，从而直接导致了儒教的形成。

董仲舒根据孔子主要思想的“天”/“仁”/“礼”，进行了扩充解释。

首先在天命观中，在董仲舒看来，天人感应，而且天人相副，天降好运还是降灾难，在于人的自身行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不否定上天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所发出的天命或天道，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天对人间是非善恶的感应。董仲舒认为天与人的感应在于“气”双向传输与运动，它是先从人到神再从神到人的双向运动，而不仅仅是从神到人，由神命令，人只需要照做的单向运动。因此，天人感应这个说法一面把神的作用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事物大小，无所不管；一面又认为神的意志完全随人的善恶为转移，是人的善恶在支配着神的意志。因此在天道之中，世间降临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善是恶，而产生相应的惩罚与鉴赏。

于此同时，在天人感应的对应中还存在阴阳的对立面，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其阴阳的对立面，例如善恶/高矮/胖瘦/昼夜等等阴阳之面，阳为尊/阴为卑，阳为德/阴为刑。因此董仲舒认为只要弄清楚阴阳的关系，也就能理解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关系。

在阴阳的一切事物运转之中又会生出五行之气，五行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随着阴阳的周年运行，五行之气也开始循环运动，从一年的冬至开始又回到冬至，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五行之气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从而造成世间一切事物的生成与毁灭。

在董仲舒看来，所谓的顺应天道，便是依天道运转模式而行事，人们想要善的结果也就必须行善事，对应着阴阳五行的运转之道，人们也应该顺从该天道规律，在行动中效仿天道的运作形式。例如：和五行对应，人间的主要官职也要有五类，其中木为司农/火为司马/土为司营/金为司徒/水为司寇等等顺应阴阳五行的天道运作形式。

不仅如此，在“为仁”的人性论中，董仲舒也有重要的思想与看法：他认为人的本性既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他把人的本性比做茧/卵和璞。他认为雏鸟是从卵孵化出来的，但卵不是雏鸟；丝是由茧缫成的，但茧不是丝；玉是从璞中出来的，但玉不是璞。同时人性的善是从不确定是不是善教化出来的。因此这些比喻所要说明的是：人的本性中蕴含着向善的可能，但本性自身并不是善的。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说性恶就否认了人本性是存在向善的根据。因此他主张必须施以教化，改变或促进天性向善，所以董仲舒认为教化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本性中具备了向善的可能，但本性自身不全是善。而要使人向善，也就必须实行外在的教化。善是外在的教化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本来就具有的东西。

而孔子思想中的“礼”，也就在人们顺应天道和向善的教化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人类社会中“礼”的存在，礼也很难不在顺应天道的一片祥和中诞生。

同时，董仲舒还对祭祀进行了分析与讨论，给当时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制定了标准化的祭祀模式。

因此，在董仲舒对儒学的再解释和扩展中，把儒家所强调的“天”/“人”/“礼”看作是神秘的天人感应的需要，这样也就使得儒家的政治抱负依附于神学。他借助神学化的儒家之说为封建君主和封建王朝制造了神学根据，通过阴阳五行与封建的三纲五常相比附，使得儒家伦理学具有了宗教意味，又凭借“天人合一”的天人感应论，使儒家的政治思想带上了宗教神学的色彩。从中国宗教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神学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创立官方神学的开始，儒学从此开始成为政教合一的儒教。

（儒教的发展）

如果说汉朝时期是儒教的形成时期，那么唐宋明时期则是儒教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些时期中，儒教的思想体系和儒教教义都有着巨大的发展，体系也更加的完备。

由于有了自汉代以来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并且儒教也为封建政权意识形态的建立提供了很多的思想理论，在这之中封建政权也从中获得了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的诸多好处，因此在后续的唐宋明时期儒教不仅是权贵们的治国利器，而且在诸多统治者的重视下，儒教体系也越发的完整，也使得儒教进入在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发展的鼎盛时期，儒教的影响和理论扩充也达到了空前的巅峰。

在唐宋明时期，统治者们格外重视儒教，他们要求设立孔庙，大力推崇儒教的建设，在贞观年间，除了发展孔庙祭祀制度之外，对儒学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撰写《五经正义》，另外在宋朝之中宋代著名学者朱熹也为儒学的扩充著作了《四书集注》。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就是这四书体大思精，影响深远，为后人们百年的官方定本，成为封建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并上升到五经之先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四书后与五经的出现，但在我们的口语中却前于五经的地位，也就是广为人知的《四书五经》。

除此之外，在唐宋明时期，儒教能够得以进一步的理论扩充和完整的儒教体系发展还需要两个人的推波助澜，这两个人分别是宋朝的著名学者朱熹和明朝的王守仁。这两个人在儒教的发展和整体完善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孔子思想的“天”/“仁”/“礼”和董仲舒的神化中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儒教的理论体系，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他们将儒教思想恰如其分的融合并解释于当下社会环境之中，使得儒教更加地于情于理，天地人和的适应当下社会环境的变化之中。

首先，宋朝的朱熹他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思想史上公认的最庞大的思想体系，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容。但他的思想体系的主要核心便是“天理论”，而“天理论”的主要核心又在于当中的气，也就是天理与气的关系，“理气论”。他认为，天理是宇宙本源，天地/人物都是因天理而存在，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所承载。那么在“天理”与“气” 的关系问题上，朱熹认为理为根本，气是依附于理的，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但是理也不能脱离气而独立存在。

那么在对于“天理”和“气”的相对之下，朱熹有区分了“人心”和“道心”，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所以人心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

与此相对应，在道德修养中，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朱熹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了起来，认为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克得一分人欲，就复得一分天理，当人欲被克尽之时，便是天理流行之时，这也就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

进一步，在明代儒教的发展中，王守仁的思想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守仁对儒教的贡献在于他创立的“心学”体系。这个心学体系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部分的内容。

首先，“心即理”表明的是，心是宇宙天地万物之主，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就是物，心就是理。世间的一切皆心而动。既然心即是宇宙的主宰又是我的主宰，所以在心中，也就没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宇宙万物的存在就在于心的感知，只有被心所感知到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存在。

当然，王守仁的“心即理”所谓的心是万事万物的一切，表达的并不是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或意志为所欲为，在王守仁看来，心虽然是我们认识一切的存在，但我们并非能够很直接的意识到心的本真作用，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也并不全是对心的本真的认识。因此我们要去获得本真的心，去获得本真的真我，这才是“心即理”的最高体现，也就是王守仁所说的“致良知”，良知是真我的意思，也就是本真的心，致是获得/掌握的意思。我们要去认识和掌握我们的真我或本真的心，这才是“心即理”的主要体现。

王守仁“心学”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知行合一”的认识论，“知行合一”表达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想法和做法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想与做的同步进行，与双向作用的互补关系，在王守仁看来：知行合一，有知便有行，有行便有知。我们总是在行动中才体会到某些事物的关系本质，这是行动带来的知识来源，同时我们总是从知识出发，在行动中明确知识的确定性。知与行是不可分的，没有知，显然行也就没有主意和目的；没有行，知不但不能达成，即便达成了，那也只是道听途说，抽象/空洞的理解，缺乏实际意义！

综合以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儒学的起源以及从儒学到儒教发展的整个阶段的大致过程，从一开始孔子以“天”/“仁”/“礼”有教无类创立儒学之际便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随后在历史长河诸多朝代的兴起没落中儒学也在其中扮演着封建权贵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起初儒学只是一种学说，但是在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具有政权和终极关怀的儒学逐渐成为儒教的神化教义基础来源，在儒教的发展中尽管不同时期又不同的对儒教的注释，但也始终围绕着孔子思想的“天”/“仁”/“礼”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论神化和扩张。在董仲舒与朱熹和王守仁等人的主要贡献之下，儒学从一开始的难以施展政治抱负的理论学说，逐步发展为控制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庞大的宗教体系，并且也是政教合一的国民一大宗教！

（儒教的衰落）

甚至到了清朝初期，儒教仍然是国民一大宗教体系，清朝初期是我们历史上的强盛期之一，儒教也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儒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及建设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历经了多年发展的儒教，它的衰败也犹如它的兴起一样，始于一个历史事件：自1894年清朝甲午战争战败后，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八国联军乘虚而入，西方文明强势入侵中国大地，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炮火的攻击下，儒教开始走向衰落。

在不同文化的对比与抗衡之下，让人们开始思考儒教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以及儒教在中国大地作用统治两千余年的是非对错。新事物的出现也使得儒教这一相对传统的理念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逐渐人们也开始放弃儒教，轻视儒教，从而转向科学主义带来的全新体验！

随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清朝政府也在同年的3月10日解散，从此中国进入国民时期，在这个时候国民政权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天命而产生的权力，所以这个政权成立的时候也不再举行告天礼仪，对天的祭祀就此从官方之中排除了出去。这对于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这个事件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儒教也从此失去了它的物质载体，成为落不了地的理论游魂！

至此，中国国家从此摆脱了对儒教的依赖，只有一般民众，还以个人的身份祭祀着传统的神灵，向它们祈福，求它们免灾。近代人看到这些儒教湮灭的余韵，于是便简单粗暴的认为中国民众信奉多神教，并把这种看似分散没有系统的信仰和祭祀叫做民间地方信仰。却不知道其背后的悠久历史，人们也逐渐忘记了他们所崇敬的信仰，在最初其实始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并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被封建社会国家列入祀典的真正的官方信仰！

甚至在后来，孔子成了众人批判的对象，儒教的余韵也进一步遭到毁灭性的否定。

当然，到了我们当代，儒学的身影也逐渐的显现在众人的眼前，许多地区和不同国家也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以光大孔子的儒学思想，还整理出版了《中国儒学史》等儒学发展脉络的书籍，提供大家学习和认识，从近代以来至当代，儒教的没落或许就是儒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