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文学与娱乐
从形到心，这个标语式的艺术论，在绘画领域也能看出。这么说，其实是因为宋代的一个特征是把书法和绘画放在同一平台上论述。徽宗在宫廷设立的书画院，不但编纂了《宣和书谱》，还编纂了《宣和画谱》。崇宁三年（1104年），在前一年设立医学（医术专门学校）、算学（算术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徽宗又设立了书学、画学，积极培养画工。不过，书学和画学很快即被废止。令人感兴趣的是，《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两书中都收录有日本的作品。《宣和书谱》的最后列举了各国政府公文中书法比较优秀的，与五代、南唐、大理国一起，还有“日本国康保伪告”两篇。康保是村上天皇年号，相当于公元964年—968年，宋朝的太祖时期。“伪”，大概是因为作品上有这样的日本年号。“告”是公文的一种。这些文件应该是奝然带去的。而《宣和画谱》在山水画中列举有“海山风景图”一幅和“风俗图”两幅共三幅作品，从解说上看，也是奝然带去的。估计因为语言不通，题名只是按画上的图案随便起的。因为是进贡的作品，所以可以想象肯定是使用金粉等精心绘制的。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做到的。所以编者高度评价道：“非礼仪之地，而能留意绘事，亦可尚也。”事实是《宣和画谱》中收录的外国作品，只有日本的这三幅。顺便说一下，北宋时期日本刀作为艺术品也很受欢迎。欧阳修就曾作有一首诗《日本刀歌》。到底是学者欧阳修写的，这首诗虽然说的是日本刀，后半却感叹说两国文化交流不够紧密。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欧阳修这首诗作于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年后，在平氏政权统治下，日宋贸易兴隆，南宋有许多文物传到日本。宋朝沿海的贸易港为后面将要详细介绍的明州（今宁波），因此被日本的寺院收藏并保存至今的宋朝绘画多为明州制作。主要的当然是表现他们信仰的如来、菩萨、罗汉、僧侣等佛教绘画。在中国本土，后来因为宋代繁荣的佛教寺院要么渐渐败落，要么在战乱中被破坏、烧失，其结果，在日本反而保存了大量宋代绘画。于是这般，日本人便在茶室挂上中国传来的绘画，然后跪坐画前，品鉴在宋瓷茶碗中做的抹茶。这种清静孤寂的光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完全是充满传统“日本情趣”的光景。可是，其源流，却是承袭唐宋变革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文化。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宣和画谱》的存在就说明，当时绘画最大的买主和最大的收集家其实是宫廷。五代十国各王朝都拥有宫廷画师。宋统一后，他们都被集中到了开封。其中特别是从南唐宫廷来了很多优秀的画师。他们画的障壁画装点了开封皇城内建设的大量宫殿和官厅建筑。这是一个从视觉上象征华北王权吸收江南文化，作为大唐帝国的继承者君临天下的事业。一百年后，也就是我们在第三章述及的元丰官制改革后，一部分的官厅建筑被改建。装点新建设的厅舍的，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郭熙的障壁画。这个事业对大宋帝国有庆祝重建财政取得成功、重获发扬国威自信的意义。另外，当时尚书省的墙壁没有用绘画，而是用翰林院的职业书法家书写的《周礼》装饰。因为《周礼》是元丰官制的榜样。郭熙是华北系统的山水画家，继承和发展了宋朝初期李成的画风。只用墨一色描绘山水这个画法，据传是源于唐代的泼墨技法。先泼墨于纸上，然后按偶然泼出的模样构思绘制成山水。李成是大唐帝国皇族出身，家住山东平原地带，创造出了“平远山水”的画风。郭熙在李成的画风上融和了范宽描绘的陕西地方高耸的岩山“高远”画风。郭熙儿子郭思编辑的郭熙画论集《林泉高致》论述了高远、深远、平远的构图法和山、木、人的配置法以及云和霞等的画法等。徽宗对郭熙也给予高度评价。徽宗自己也画画。不过他画的不是山水画，而是花鸟画，也就是运用色彩真实描绘动植物的生态。他接受的是宫廷画家崔白系谱画家的指导，并开拓了自己独有的境地。他的画风，因与翰林图画院有关，故被称作院体画。与徽宗本人命运一样，他的作品也被移送到北方的金国，后来成为清朝宫廷的珍藏品。也有一部分流传到民间的作品，后来流传到国外，成为世界各国美术馆的珍宝。日本也珍藏有《桃鸠图》等数幅作品。笔者熟悉的波士顿美术馆收藏有《五色鹦鹉图》。恰在笔者客居波士顿时，该馆曾经展示在同样来自开封宫廷的瓷器上层的展室。此画有徽宗亲笔书写的其独创的瘦金体题跋。靖康之变后，以徽宗宫廷画家李唐为中心，形成了南宋院体画派。李唐与山水画家郭熙的画风不同，他开辟了笔致简洁、表现物体质感的画风。属于该系谱，临安出身的夏珪的画风后被称为浙派的流派所继承，该流派对十五世纪从日本来游学的雪舟产生了很大影响。与以上院体画相对的，是士大夫们的画，即所谓文人画。明代出现南宗画概念后，两者常被混用。但是文人画从本来的语意上来说，意指“业余画家的画”，并不是一个特定流派的概念。而且宋代也没有“南宗画”这个概念。这个系谱其实是后世创造的。而文人画的名家则是苏轼，盟主也是苏轼。北宋后期士大夫们形成沙龙。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党争。前边已经叙述过，反王安石的士大夫都集中居住在洛阳。苏轼周围也集中了敬慕他的文人墨客，他们吟诗、写字，（可能也）谈论政治。这样的现象，被形容成一种叫做“西园雅集”的宴会。实际上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宴会，但是通过十六个同好聚会的设定，成功把苏轼的沙龙理想化、理念化，并传给后世。所使用的媒体当然是绘画。这一派画家中最有名的是李公麟。他因为绘制了这些人物的肖像画而著名。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肖像画就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的。就像皇室有神御殿、景灵宫一样，一般士大夫祭祀祖先的时候也开始使用肖像画。因此，肖像画重视描绘对象人物的个性等，描绘方法也在不断创新。程颐曾经提倡从宗祠撤去肖像画，安置牌位。他的论据之一就是“一根头发画不好，这幅画就不叫真容”。当时非常重视精细的写实摹写，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认为这个现象也与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诞生有关。作者何时何地，为何创作该作品那时也兴起了诸如此类的研究，出现了编纂作家年谱的现象。比如对于杜甫的诗，也开始从“杜甫是何时，在何种状况下创作此诗”的视点鉴赏。从这里也能看出心性层面的唐宋变革。与他们同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书画家米芾。他曾经兼任上述书学和画学的博士（教师）。米芾的作品，枯瘦淡泊。米芾虽属徽宗的宫廷画派，但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拓者之一。可是这幅作品画的是什么呢？所谓“研山”，其实也就是盆景。从外地运来石头装点庭园，人工制造自然景观，据说始于唐代的白居易。他从自己任职的苏州和杭州等地把自己喜欢的石头运回洛阳家中装点自己的庭园。唐时都城西为长安，东为洛阳。到了宋朝长安称作京兆府，为永兴军路政府所在地，地位比四京还低，仅为一地方城市。而洛阳，虽然只是宋朝京西北路的中心河南府城，但是却作为西京具有陪都的地位。太祖时依然向往洛阳，甚至曾设想迁都洛阳。到了神宗时期，开封已经确立了首都的地位，但是因与开封保持有适当距离，洛阳遂成为批判新法党的代表人物的聚居之地。他们因为被迫远离政治实务，只能住在洛阳悠闲度日，不免互相走动，高谈阔论。而走动议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庭园。当时李格非编著的《洛阳名园记》介绍了洛阳十七所庭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司马光的独乐园。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困乏时，有时一个人，有时同许多朋友一起游园消遣。这些庭园大部分都是在唐人庭园的基础上重建的。白居易故居大宁寺，《洛阳名园记》中也有介绍。这些庭园不像早于白居易五十年的诗人王维在长安郊外修建的那个著名的辋川山庄那种“空山不见人”似的规模宏大。正因此，才有必要在院内极小的空间内修筑山、挖水池，从远处运来巨石配置，人工制造迷你深山的感觉。在都市空间人工创造自然，然后通过这些人造自然享受自然，他们创造的就是这么一个倒错的现实——虽然对于我们现代的文明人、城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日常的现实。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徽宗的万岁山（艮岳）的建设工程。宣和年间，徽宗听从道士的劝告，为了求生皇子，在开封宫城东北建设人工山。当时徽宗已经有后来的钦宗和高宗等皇子，但是他还有让宠爱的妃子给自己生皇子的欲望。此时他刚满四十岁。为了建设这座庭园，要通过大运河从江南的太湖大量运送该地特产的巨石“太湖石”。为此组成的船团就是“花石纲”。承担此项营造任务的是造园师朱勔。朱勔因此后来在政界也被重用，与蔡京、童贯并称三大“君侧之奸”。一心要找徽宗和蔡京政权岔子的江南士大夫们，认为就是花石纲拖垮了国家经济，最后招来金人入侵。但是，当时喜欢石头的不只是皇帝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组成船团来搬运，但是建造庭园也是离不开巨石的。不仅造园，他们甚至把石头都搬进了室内。大部分都是为了观赏，但是如果能作为文房道具使用，他们就称之为砚台或文镇。据传南唐后主李煜就是把一块有三十六“峰”中心凹陷的石头当作砚台使用。米芾也是一个用盆石装点书斋的爱好者。他在名石产地当地方官的时候只管收集奇石，不用心工作，受到按察使杨杰的诘问。可是他不正面回答，只是从自己的袖口里一个接一个拿出奇石给杨杰看。这个传说的结果是，杨杰终于也被米芾的石头所迷惑，捡了一块说“太美了，这块给我!”拿上就走。这个传说是想说明杨杰其实也有爱石之心。庭园变成了迷你的盆石，士大夫们从盆石中看到大自然的风景。不用说，盆栽也是出于同样的审美观。这种心性，也与禅的思想相通。日本人都知道禅宗寺院的庭园是大自然的象征，而其枯山水的源流，其实就在这里。朱熹的故乡在福建的山区，他在真正的大自然中生活、思索和写作。但是朱子学的自然观——在个别中看体现宇宙的理——与宋人全体的艺术观并非无缘。在他们看来，不论纸上写的字、淡墨画的山水、掌中的怪石，都寄宿有宇宙，寄宿有神灵。我们已经说过，苏轼年轻时受到欧阳修赏识。他中进士的时候，正是欧阳修当考官的时候。其实年近五十的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上京赶考，最照顾他们的就是欧阳修。不仅他们父子，连王安石，都因为受到同属江西出身的这位先辈官僚的推荐，才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我们在高中文言文学过的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和柳宗元以外，其余六人都是同一时期的。就是上述五个人外加一个曾巩。与其他七人相比不太突出的曾巩能进“八大家”，据说是因为朱熹特别喜欢他的文章。关于曾巩我们在第七章讲述农业问题时曾经提到过。不管怎么说，这八个人作为“古文”的名家，受到后世推崇，并编辑刊行收录他们代表作的文集。其中特别是清朝沈德潜编著的《唐宋八大家读本》深受欢迎，后被带入日本，刊行有各种木板刊本。收集包括他们的作品在内的古今名作《古文真宝》，在日本也深受欢迎。北宋初期古文还是非主流派。虽然有推崇韩愈的文人们小规模地开展着古文运动，但是这不过是与中央政界保持距离的一部分中下级士大夫的行动而已。当时垄断朝廷的是擅长骈文的文士们。其领袖人物是翰林学士杨亿，他们的文体被称作西昆体。庆历改革也带来了文体改革。太学直讲石介一改欧阳修平明流丽的文风，提倡险怪奇涩的文风，其文体被称作太学体。苏轼作为欧阳修的继承人，痛批太学体。用现代日语解说不容易，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具体举出这三种文体看一看吧。杨亿《景德传灯录序》节选：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不践楷梯径登佛地。逮五叶而始盛，分千灯而益繁。达宝所者盖多，转法轮者非一。石介《答欧阳永叔书》节选：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倡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苏轼《正统论》节选：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显然苏轼的文体平易近人。苏轼无可非议是代表宋代的一个诗人。其作品叙景诗很多。这其实是宋诗全体的特点，感情也寄托在风景中表现。这种表现方法令人想起给朋友送旅途风景明信片，诗与画在一种共通的基础上成立。上一节说过的把人的人品和长相完全象形化的肖像画，和展现在眼前的风景变成文字化的叙景诗，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表里一体的关系。我们介绍一首苏轼有代表性的叙景诗：春夜，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最后一句描写的是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庭院中，只有秋千静静地摇摆着。这是一首让人在静谧的气氛中能感到凛然意境的作品。另外，现在虽然不太受人关注，但是王安石作为与苏轼齐名的大诗人在南宋时期也大受崇拜。在诗论随笔的诗话中，经常出现王安石的大名。南宋也有许多著名诗人。其中陆游以高产出名。现存诗作一万余首，一生创作估计超过两万首。他的祖父是王安石派的陆佃。虽然不是诗，我们在前面中提到的《入蜀记》就是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年）乘船从故乡绍兴赴四川任地的旅途日记。可能经过他自己的润色，总之该作语言平易，与他崇敬的欧阳修和苏轼的诗作相通。用时达五个月的这次长途旅行，在每个停泊地他都要与当地的地方官员和社会名流交游——当然他们之间会有诗作的交流，但是《入蜀记》却没有相关记录，游览激发诗兴的名胜古迹，非常悠长优雅。这里完全看不到十年前海陵王率领金军侵略时的那种紧张感。但是，如此优雅的陆游其实是有名的主战派，也因此到了近代才被当作爱国诗人评价。苏轼以后，宋人虽然喜欢杜甫，但是至少在南宋的诗人诗作中，看不出杜甫的那种忧虑现实、凄凉悲怆的情感。说到宋代韵文作品，还有一种“词”不能不提。我们现在说“作词作曲”，不说作“诗”，就是因为“词”是用“曲”来演唱的作品。先有曲子，然后给既有的曲子配上相应的词，叫做“填词”。所以，原有的曲子的曲名“词牌”与填词作品的题名毫无关系的现象很普遍。“词”本来的意思是“词汇”。现在日语的“辞典”在中国被称作“词典”，与以汉字为主的“字典”相区别。“词”的日语发音与“诗”同音，为了区别，中国文学专业的人之间习惯用汉语发音“cí”，或者用“诗余”——那种认为词的价值低于诗的说法称呼。苏轼在词的领域也是最著名的。北宋前期有名的古文家柳永也是一个作词的名手，但是苏轼把词提高到艺术领域。有一位比他晚一辈的女词人叫李清照，就是我们在本章第三节“书画”中提到的《洛阳名园记》作者李格非的女儿，第二节“金石与名物”中介绍过的金石收集家赵明诚的妻子。我们举一首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九日（选）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题目中的“醉花阴”是这首词原来的曲名（词牌名）。五句一阙，上下阙反复，共五十二字。我们引用的是下阕。“九日”是这首词的题目，咏唱的是九月九日重阳节自己一个人寂寞的心情。思念的当然是丈夫赵明诚。这首词还有一个轶闻。李清照把这首词寄给丈夫，赵明诚完全被感动，也自愧不如，遂下决心也想作首比这还好的词。此后好几天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作得词五十首。他把李清照的词夹到自己做的词里给朋友看。朋友看后说只有三句写得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说明他还是比不过自己的老婆，李清照到底是一位卓越的词人。丈夫早逝，艰难度过南宋初期辛苦生活的李清照，一直被看作是代表宋代的女性。不过，能不能把她当作宋代女性的典型来看，还有商榷的余地。她像欧阳修、范仲淹的母亲一样，作为士大夫的子女，体现了男性文化。男人们在追求作为自己精神伴侣的女性的同时，为了一时的快乐还追求妓女。有很多词就是歌咏那些华丽淫靡的青楼世界的。苏轼随笔《东坡志林》记录有小孩听人讲故事的段子。据记载，小孩们听讲三国时代群雄割据，当听到刘备胜利时兴高采烈，听到形势对曹操有利时则喝倒彩。简直就像迷上三国志电子游戏的现代的孩子们似的。宋代正处于从正史《三国志》到小说《三国演义》的演变过程。被正史编者陈寿诋毁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诸葛亮演变成百战百胜的稀代军师；“骄于士大夫”的关羽演变成仁义之士；而敌方的曹操则演变成残忍无情的奸雄；刘备成为抵抗奸雄曹操、捍卫汉王朝、保卫民众的正义之士，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众多仁人志士、英雄好汉。既然如此，可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能统一天下？他们的理想在五丈原的秋风中以失败而告终。宋代的小孩们可能在入迷地听着这些历史故事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将来投射到故事中。讲三国故事的人当时叫做“说三分”。记录徽宗时代开封的那部《东京梦华录》在所列举的各种有人气的艺人中所介绍的“说三分”的名嘴是霍四究。同一“说话”部中还有说五代乱离的，说世态人情的，说插科打诨的等。其他的，还有木偶剧、杂技、摔跤、模仿叫卖等。传说“小唱”的妓女李师师就是徽宗的情人。这些演艺一年四季在瓦肆中演出。小说《水浒传》虽然反映的是明代的社会，但是也描写了开封等其他城市的这些阶层的人情世态。这是与勤勤恳恳耕田种地的农民完全不同的市民社会，与黑社会也有关系。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唐宋变革后文化的变质。变革以前的演艺是王公贵族独享的。现在歌舞伎界还在使用的雅称“梨园”，是唐玄宗的宫廷歌舞团的别称。郊祀等朝廷主办祭祀活动时老百姓偶尔也能看到这些演艺，但是它们平时只能是供一部分特殊阶层的人取乐的存在。本来唐朝的城市实行坊市制度，每个坊都有木门，开闭都有严格的限制，所以不可能在花街玩到深夜才回家。而到了宋代，花街却成了不夜城。饮食店的美酒、妓楼的美女等，人们为了除去日日的烦恼，需要这些娱乐。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些艺人们绝对不是良民，但是宋代人却通过鉴赏他们的演艺，花街柳巷一天。或者说正是因为民间娱乐的这些大发展，才导引出了扮着道德家面孔的老夫子们“不像话”的哀叹。不论何时何地，伦理观都是从批判现实产生的。我们仅从《东京梦华录》等其他史料就能看出，宋代还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征，那就是缺乏国际色彩。没有类似吸引了长安人眼球的胡旋舞那种令人感到异国情调的节目。这明显反映了作为世界中心的大唐与仅限于汉族世界的大宋的国力和政治力量的差异。但是，也正是因此，才带来了个别艺术的深化和发达，传给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还能看到的那些民间艺术。与此有关无关我们不可而知，总之现在演出的历史剧中以宋代为题材的还很多。其中表现官界的戏剧的主人公中最著名的有文官包拯和武官狄青两人。他们两人都是活跃在仁宗治世后期、庆历改革与熙宁新法之间的政治停滞时期的真实人物。包拯科举合格后步步高升，直到重要官僚地位。据传记记载，他在当扬州天长县知县的时候巧抓盗牛人，当康州东边的端州知州时一改前任弊习，坚决不用有名的端砚行贿。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包待制”，是因为他曾任天章阁待制、开封府府尹。与江户男町奉行大冈忠相同样，包拯也是首都的行政和司法长官。其实话应该这么说，大冈传说的大部分，都是包公传说的翻版。或者说实在的大冈其实是以包拯为榜样的。清廉洁白、刚正不阿的包拯，实际上在官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是非。因为他当御史中丞时弹劾了三司使张方平，而后来自己却当了三司使。因此被人骂说“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骂包拯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欧阳修。在虚构的世界里两人齐心协力帮助仁宗统治天下，可是在实际官场，却似乎并不和睦。另一个狄青是从一介士兵干上高官的军人。宋代基本上是文官指挥军队，但是狄青却少见，竟然当上枢密使。当时兵士被迫刺字，纹身的狄青站在宫廷的官僚中被士大夫们当作异己分子看待，受到相当排斥。而排斥狄青的中心人物，也是欧阳修。欧阳修这个人物，擅长把自己的门徒和部下配置到重要岗位，并通过这些人事组成派系，从而在政界和学界获得重要地位。他为范仲淹写的《朋党论》，主张君子的党派应该是为国家的。但是他却因为得到苏轼、黄庭坚这些有名的宣传员的宣传，使自己的党派占领天下，他的名字也如雷贯耳，至今都在宋代史上焕发光彩。然而，他的人品果真是否就是“君子”，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跑题了，以宋代为题材的说话和戏剧，后来都被写成文本，成为读书的对象。就是说民间演艺走过了一个文学化的过程。说话产生了章回小说，演剧产生了戏曲。从元朝到明朝，这些部类作为非主流文化，形成了一个与士大夫的“文学”相异的文学世界。本书到此为止，几乎全都是说的士大夫的政治和文化，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开始看腻了。“占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快点儿说！”别急别急，话已到此，想停下来也不可能。要知宋代百姓生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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