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藩”与其它朝代的“宗藩”不同，它的根系太发达，如果像唐德宗那样治标不治根，其结果必然失败，哪怕强如唐宪宗、唐武宗，最终也只能功亏一篑。
“二帝四王之乱”也称“奉天之难”，它是中唐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件事的起源跟唐代宗的“河朔分封”有关。
“安史之乱”结束后，平叛功臣仆固怀恩为了自固，与安史叛将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薛嵩四人达成秘密协议，由仆固怀恩保举四人在河北就藩，做为回报，四人自然以仆固怀恩马首是瞻。
藩镇勾结，如此荒唐的提案，估计放在任何一个皇帝身上都会把仆固怀恩的屁股打烂了。然而，更荒唐的是唐代宗居然接受了，他下旨任命：
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统领魏、博、德、沧、瀛等五州；
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统领幽、营、平、蓟、妫、檀、莫等七州；
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统领恒、赵、深、定、易、冀等六州；
薛嵩为相卫节度使，统领相、卫、洺、邢、贝等五州。
这四人包圆了整个河北，前三者后来就成了毒害大唐的“癌细胞”，史称“河朔三镇”。
河北地区被安史叛军统治了八年，士庶都对朝廷的向心力不够，唐代宗竟然将最薄弱的地区交给降将自治，结果可想而知。
果然，这些藩镇根本不听朝廷指挥，也不纳赋税，不接受朝廷任命的官员，甚至节度使之职也变成了世袭，成了独立王国。唐代宗曾经讨伐过，但都失败了，只好捏鼻子吞苦果。
唐德宗即位后决定改变这一切，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承袭节度使。
按照唐代宗的规矩，朝廷只能盖个橡皮图章予以承认，然而唐德宗很硬气：不准，不服就干！
李惟岳火了，以前我们三镇都是这么干的，惯例啊，你这不公然破坏“国际规则”嘛，干就干！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举兵作乱。
于是唐德宗令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出兵平叛，李希烈确实很牛，不到一个月就干掉了梁崇义。
可是唐德宗的庆功酒还没喝到嘴边，就又得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希烈企图吞并梁崇义的地盘。
按下葫芦起了瓢，这特么什么人呐！于是战火越烧越旺。
建中三年，幽州节、成德、淄青，四镇节度使仿照“战国七雄”的惯例“四镇相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朱滔称冀王、李纳称齐王。四人自称“寡人”，各设官职，大封百官，拿大唐帝国当空气的架势。
不久，李希烈在四人的怂恿下称帝了，建国号“楚”。
事件越闹越大，唐德宗火了：你们割据已经很过分了，这会儿居然称王？称王还不过瘾，又称帝了？征调泾原兵马，往死里磕！
于是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他的兵马从泾州出发，途经长安奔赴前线。
泾原兵最早是由“大唐第一先锋官”李嗣业从安西、北庭带出来的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勤王兵，这支队伍打遍北方战区，屡立奇功。
长期的漂泊塑造了泾原兵顽强的作风，也让这支队伍注入了桀骜不驯的风格，十几年间士兵哗变屡屡发生，节度使都被干掉了几任。
按照惯例，泾原兵经过长安时，皇帝要予以“慰劳”，所谓慰劳无非是赏赐财宝、酒食，在做一些承诺，以激励士气。
然而，唐德宗似乎忘记了那年头士兵们的诉求，居然忘了赏赐，仅仅派使者去城外赐了一顿酒食。而使者也似乎没拿这支队伍当回事，所赏赐的酒食粗劣不堪。
士兵们火了：这是要干哈啊？太不那咱当人了！老子是泾原兵啊，你们不给咱就抢！
于是震惊天下的“泾原兵变”爆发了，他们调转枪口对长安发起了进攻。
唐德宗大惊失色，一面派人送来财宝企图亡羊补牢，一面召集神策军保卫长安。然而，士兵们的火一旦点起来就熄灭不掉了，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数万人编制的神策军竟然是到位了三四百人。
一顿饭引发滔天大祸，数千泾原兵竟然轻松攻克长安，打进皇宫，唐德宗仓惶出逃至奉天避难，成了既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的第三位失国皇帝。
士兵们劫掠够了，头脑也冷静下来：接下来该干啥？总不能当山匪去吧？
节度使姚令言心一横，反正没有回头路了，咱自己拥立皇帝，前太尉朱泚在长安，咱请他出山。
这位朱泚就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前任幽州节度使。当初哥俩杀了李怀仙，帮朱希彩当上幽州节度使。后来朱希彩被杀，朱泚取而代之。
朱泚跟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们不同，他带头勤王、奉诏，将朝廷感动得眼泪哗哗的。后来朱泚被弟弟朱滔做局，在入朝是被夺了节度使之位，朱泚只好留在朝廷任职，兼任泾原节度使。
朱滔举兵后，唐德宗担心朱泚会跟着作乱，便免去朱泚泾原节度使之职，提拔为太尉，悬挂起来。
朱泚那叫一个窝火，俺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却对我这么薄凉，既然如此也就别怪我了。于是在乱兵的支持下，他在长安称帝了，建国号“秦”。
这就是乱糟糟的“二帝四王之乱”，“二帝”就是指李希烈、朱泚，“四王”就是指朱滔、王武俊、李纳、田悦。
唐德宗原以为一巴掌就能拍死李惟岳，却不料被四王反抽得鼻青脸肿。脸上的肿块还没消失，又来了个“四镇相王”和李希烈称帝。李希烈的火没被扑灭，“消防员”泾原兵又反了，朱泚称帝了，他自己反而成了乞丐。
从来没见过这么刺激的事，也没见过这么倒霉的皇帝，他每次扑向大火的原来都不是水，而是油！
这还不算完，后来负责平叛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了，唐德宗又被迫流亡到梁州。亏得大唐又天降神人，李晟力挽狂澜再造大唐，这才又让大唐帝国续命一百二十年。
唐德宗在悬崖边上走了一遭，从此再也不敢提“削藩”的事，大唐进入“带瘤生存”的阶段。
毫无疑问，大唐要想避免灭亡，就必须削藩，唐德宗的思路没任何问题。可是结果为何这么糟糕呢？有办法避免吗？
如果仅看过程，似乎唐德宗太倒霉，很多事件有偶然性，属于操作不当，完全可以避免，事实为证：
其一，李希烈本来可以不反。因为他是唐德宗亲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只是野心大了点，如果采取怀柔一点的政策，满足他的一些愿望就能避免将他推到河朔三镇那一边。
其二，李希烈本来很快可以平定。在平定李希烈的初期战事还算顺利，后来朝廷干预不当，导致全面失利。如果时光倒流，完全可以避免。
其三，泾原兵变更不应该发生。事实上泾原兵变不是有预谋的行动，是唐德宗的一时疏忽，以及使者的处置不当，才催生的意外事件。
其四，朱泚之乱还可以避免。当初就不该粗暴地将朱泚、朱滔划归一类，或者在唐德宗逃离长安的时候将他带走，或者处理掉。
没错，这些事件似乎都是偶然，都可以避免，可问题是，这么多偶然叠加在一起，您还能说它是偶然吗？
我们再向后延伸，唐宪宗、唐武宗多牛，削藩大业几乎成功了，藩镇为何又死灰复燃了呢？还是偶然吗？
有人认为，“藩镇”的厉害之处根本在于“割据”，他们拥有了独立财政权、人事权、军事权，成了第二朝廷，所以割不动。
如果您这么想，我就想问：西汉有藩镇，西晋也有藩镇，明初也有藩镇，为何都被割掉了？为何唐德一百多年都没办法？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唐朝藩镇的厉害之处根本不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权力，而是有政治基础，即他们已经成了庶族阶级的根，成为庶族集团对抗以朝廷为中心的豪族集团的根据地。
唐朝是以豪门集团为基础的政权，豪门大族享有特权，他们从生下来就比庶族阶级高若干等。读什么学校、获得什么待遇、将来当多大的管、跟什么样的家族通婚，一切都由姓氏所决定。
庶族阶级呢？他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谋求出路，相当拥挤，而且不是主流，像张九龄这样的人生实在是凤毛麟角。
自从唐玄宗时期，实行藩镇士兵、将领本地化的政策之后，藩镇就成了庶族阶级谋求个人发展的孳生地。如果您仔细研究唐玄宗时期的将领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世代服务于藩镇的本地豪族。
随着朝廷阻断藩镇将领进入朝廷高层的途径被阻断，藩镇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同时，那些进仕不能的读书人也只好委身于藩镇，这让藩镇人才济济，逐渐形成了强大庶族阶级政权。
所以，唐朝朝廷与藩镇的矛盾，其实质是豪门集团与庶族集团的矛盾，是两大阶级的矛盾，除非朝廷能将庶族阶级消灭了，否则不可能完成削藩大业。
庶族阶级能消灭吗？不可能的，庶族阶级取代豪族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去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我们再反过来看西汉、西晋、明初，那些割据藩镇有这个基础吗？没有，他们只是诸侯王个人与朝廷的对抗，一个缺乏广大政治基础的个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很悲观地认为，不是唐德宗个人无能，哪怕他三头六臂，他也没办法避免“奉天之难”的发生。
除非他挥刀自宫，废掉以豪门集团为基础的政治架构。但如此一来，大唐不就亡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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