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陶事件：把汪精卫带上汉奸之路，两个铁杆汉奸为何选择"反正"？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汪精卫并非真心肯把“主席”的位置让给林森。
到1940年11月，日本和重庆的谈判没有进展，“全面和平”无望，日本决定和汪伪签订条约，承认汪伪政权时，让汪精卫正式当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欣然服从，于11月29日宣誓就任“主席”。
1、汪伪政权的旗帜
汪精卫不但曾同重庆“抢”主席，而且国旗、党旗也要和重庆方面相同。
汪精卫坚持这样做，目的是伪装“正统”、“笼络人心”。日本方面最初不同意，汪精卫竭力说服日本人，要考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要善于利用中国人的爱国心，保留他们的希望。
日本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不过要求他在国旗、党旗上附加大三角形黄色布片，军队则用大黄旗，上写“剿共救国”等字样，不许悬挂其他旗帜，如国旗等。
日本方面解释说，所以让军队用黄旗，不用国旗，是因为在前线日伪军正和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抗日军队进行战争，敌对的军队用同一旗帜，会发生混淆，引起误会。
板垣告诉汪精卫：
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研究决定的，意思是提醒汪精卫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最后汪精卫服从了日本主子的决定，在原国民党党旗和国旗上附加三角黄色布片，上书“和平、剿共、建国”六字，作为汪伪的标志。
这个标志被周佛海称为“猪尾巴”。
汪精卫觉得这个“猪尾巴”不体面，要求南京、上海、广州三市悬挂不带“猪尾巴”的国旗。日方为表示让步，允其在伪府室内，挂旗时不用“猪尾巴”，在伪府门前挂旗时，把“猪尾巴”穿在另一旗杆上，斜插在国旗上面。
直到1943年才取消了三角小黄旗。陈公博说，因为已对美英宣战，任务扩大，六个字的口号概括不全。
实际也是日本对汪精卫做一点小让步，实现了汪精卫取消小黄旗的要求。
重庆国民政府以汪伪“国民政府”为敌。
汪伪政府成立的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重申此前对汉奸的通缉，并新通缉一批汉奸。
1940年11月30日，即日汪签约、日本承认汪伪国民政府的同一天，重庆国民政府悬赏10万元，拿办汪精卫。
抗战阵营的军民同仇敌忾，纷纷通电讨汪，誓与日伪血战到底。
2、高宗武的“再叛逃”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向杜月笙报告。
杜月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住在香港。徐采丞是他派驻上海的代表，从上海到香港向他报告“紧急大事”。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忙问徐。
徐采丞从怀里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
上面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黄溯初，托人写了交给徐采丞转交杜月笙的。
他要求帮助高宗武逃出上海，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高将功折罪。
杜月笙有个政治条件，即要高宗武把日汪密约带出来，公布于世。徐认为没有问题。
杜月笙于1939年11月5日由香港飞重庆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之事如何办理。蒋介石批准杜月笙营救高宗武，并将一封致高的亲笔信交杜转高。
杜回到香港将信捎去上海。
高宗武本是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受蒋介石委派驻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并和日本交涉“和平”之事，后来成了汪精卫
投降日本的牵线人。
汪精卫叛逃后，高宗武一直负责办理对日交涉，并充当汪精卫的高参。
高宗武从1937年底1938年初发起对日“和平”交涉，到1940年初逃出上海，为时两年。
其活动显得有些离奇，有人说：发起“和平运动”的是他，破坏这一运动的也是他。
起先是悄悄地、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地进行，突然在1940年1月的第一周里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和平运动”来了个大曝光。
高宗武脱离了“和平运动”，并向香港报界发表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声明，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已经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
此间的内幕如何，不无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之处。
高宗武说，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
自从离开汪精卫叛国集团之后，他没发表过关于“和平运动”的文字，并谢绝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邀请，只在1969年12月，与《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作者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有一次谈话。我们只能从现有材料中了解事情的表象。
3、高宗武与汪精卫的龃龉
高宗武在替汪精卫集团办理和日本勾结的过程中，先与日本、后与汪精卫产生分歧。
据说高宗武是一个“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辞令”的人，遇事有自己的见解。
犬养健是他留日时的同学，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儿子。高宗武在香港由从事情报工作转入对日谋“和”，与当时从事特务工作的犬养健有某种关系。重光堂会谈时，关于承认伪满洲国的方法问题，双方有难接近之处。
会议结束时，犬养健和高宗武谈话时，高宗武就“非常关心”在即将发表的近卫声明中，将如何处理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点如果处理不当，中国人民会反对它，汪精卫也会立即被迫逃亡到河内或法国去。
1939年夏，汪精卫去日本东京乞求日本允许成立伪中央政府。
事先讨论此事时，陈公博不赞成，高宗武劝汪精卫不要去东京。高宗武的方案是在日军占领区以外，建立“新政府”。
拉拢西南两广实力派计划破产后，高主张汪精卫留在河内从事“和平”宣传。汪精卫已经改变了这个方案，要在日本占领区“组府”，所以一意孤行，非去东京不可。
高宗武曾考虑要不要随行的问题，后来因为“作为一个朋友”，觉得离开汪精卫不对，才决定同去东京。
这时，日本和汪精卫集团，尤其周佛海，已经不相信高宗武，有些汪日交涉极秘密的事泄露出去，日本人怀疑是高宗武所为。
而重庆方面已在争取高宗武。
宋美龄派人做高宗武妻子的工作；河内刺杀案发生前后，杜月笙曾找高宗武谈话，高表示：近虽自动去东京，但不敢做不利于国家民族之事。并将去东京经过及结果写成书面报告，交杜月笙呈报蒋介石。
1939年随汪精卫再去东京后，一再劝汪谨慎从事，因此，更引起日本方面的怀疑和不满。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周隆庠住在东京北郊泷野川的古河男爵别墅。借口高宗武有肺病，让他住在隅田川西岸桥场町大谷米太郎的家里，连犬养健都相信这是日本故意安排的。
日本还把高宗武列入毒死的名单，犬养健坚决反对这种阴谋，把他的同学从厄运中拯救出来。
影佐桢昭对汪精卫说：
日本有很多人怀疑高宗武，说他靠不住，他们主张以养病为名，把他扣留在日本，暂时不要让他回上海，过一个时期再说，汪精卫不同意，问有何根据。
影佐说：高宗武可能被重庆利用。汪精卫仍持反对态度，说扣留不大好，高宗武才得以回国。
4、日本为何要杀高宗武？
高宗武曾到长崎晓滨村，找到黄溯初，表示对汪精卫勾结日本进行“组府”活动不满，说他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决非卖国求荣，拟脱离“和平运动”。黄答应帮忙，代向重庆方面接洽。
高宗武回上海时，黄也到上海，设法与杜月笙取得联系。
高宗武回上海后，不同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住在愚园路，仍居法租界。
自1940年11月1日起，汪精卫与日本影佐、犬养健及“梅机关”其他成员谈判。汪方代表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四人。
谈判先在“六三花园”，后改愚园路1136弄60号举行，以日方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作为谈判的基础。汪精卫承认该要纲是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前提。
用“要纲”确定伪政府与日本关系。它是秘密条约，被称为“日汪密约”。汪伪政权建立后，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即以其为蓝本，它远远超出了重光堂会谈的内容。
日本人连近卫三原则的声明都不肯遵守，得寸进尺，要汪精卫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的层次上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以致汪精卫和他的同伙难以接受，连影佐都对日本政府的做法感到惊异和失望。
汪精卫说：
“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他曾打算放弃成立伪中央，迁到另外的地方去住。但日本人做了点微不足道的让步后，汪精卫就全部屈从于日本的条件，甚至犬养健也不否认，汪精卫对日本政府“的确让步太多”。
高宗武和陶希圣劝汪不要签字，但无济于事。
5、陶希圣的“再叛逃”前后
1939年12月30日，参加愚园路会谈的双方代表集中在汪精卫的住处，祝贺新年，并签署密约。高宗武和陶希圣称病不参加。但高已经偷偷拍摄了日本提出的《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
这时，日本控制的“七十六号”汪伪特务机关，要杀害高宗武和陶希圣。
陈璧君逼着他们事后在日汪密约上补办签字手续。1940年元月5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在徐采丞和杜月笙的总管家、驻上海代表万墨林的帮助下，乘“胡佛总统号”船到达香港。
1月7日，高宗武会见了杜月笙、黄溯初后，立即写信给蒋介石：
“顷晤玉笙（杜月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宜言。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只增惭愧而已。今后惟有杜门思过，静倾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共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
高、陶揭发了日汪密约——“日中新关系调整要纲”，重庆轰动。蒋介石致信高宗武，夸他是“浙江才子”。
同年4月，高宗武持重庆国民政府发给他的护照，经欧洲赴美国旅学。第二年2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撤销了对高宗武的通缉令。高一直寓居美国，隐姓埋名，他的日本朋友犬养健改称他为“康绍武”。
与高宗武一同离开汪精卫的陶希圣，本是一个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北京大学教授，参加过改组派反蒋活动。
蒋汪合作，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陶希圣进入农村复兴委员会，主编《农村复兴》杂志。抗战开始后，赴南京，任国防最高会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那时，汪精卫领导这两个机构，陶充任汪精卫的顾问，与汪朝夕相处，并在对日主和，反对抗战，反对共产党方面，极其一致。
艺文研究会成立，陶是其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陶以其为“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络拢从华北到武汉的学者进行反对共产党。
陶希圣和周佛海来往也很密切，中原大战后，他逃到广州，通过周佛海的疏通，取得CC系的谅解。在“低调俱乐部”里和汪精卫叛国集团出逃投降日本过程中，陶希圣是摇鹅毛扇子的人物之一。
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和高宗武同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他任宣传部长。
陶希圣人品名声不好，属于“首鼠两端，见风使舵”之人。
抗战时，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被归入无行文人之列。
他在汪精卫“艳电”发表后，就一直在香港取观望态度，曾派他的学生到北平，向那里的大学教授们探询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态度，他们的回答，多数是反对的。
6、陶希圣如何“再叛逃”？
1939年8月，陶希圣到上海后，曾劝汪精卫放弃“组府”计划。
11月初，日汪密谈开始，他被指定为谈判代表之一，态度犹豫，顾虑重重。
12月下旬，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承认谈判结果问题，陶希圣不肯出席，签字时更不露面。
陶希圣反对的不是日汪勾结，狼狈为奸，破坏中国抗日，灭亡中国，而是认为汪精卫无能力实现“和平”，前景不佳，故不肯与之“同患难”。
1940年2月26日，陶希圣写信给今井武夫，支持今井的不依靠汪精卫，“解决中日事变，必须另觅途径”的主张，说：
“今日中日之和平，断不能得之于汪政权，必须另觅途径。弟追随汪氏十四年，以主张和平，又相随之至上海。深知汪氏无力量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失望以至于出走，决非改变和平初衷，只欲打破此障碍和平之烟幕而已。”
1940年元旦前几日，有人暗中通知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正计划刺杀他和高宗武。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到法租界环龙路陶的住宅来“探病”和拜年。
陶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说：“走了吧。”于是，他们约好，分别到码头登船离沪。
陶到香港后，接受蒋介石交给的任务，留在那里从事宣传活动。日军占领香港后，陶希圣于1942年1月随难民逃出香港，经桂林转赴重庆。
1943年，他替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一书，充满反动的火药味。
8、高宗武、陶希圣“再叛逃”带出的文件
高宗武、陶希圣的“再叛逃”，是轰动国内外的事件。
它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影响都不小。关键不在于他们俩人在蒋汪之间做何等选择，而是他们带出的那批密件。
1940年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写一封《致香港信》，该报于22日予以发表，该报同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译文、原文照片，及高、陶给汪精卫等人的电报，在电报中，高、陶要汪精卫等人“悬崖勒马”。
这件机密材料一公布，立即引起国际国内的震惊和哗然。
汪精卫叛国集团“和平运动”的面纱被扯得粉碎，卖国贼真面目暴露无遗。
他们急急忙忙地“辟谣”，恼羞成怒地叫骂，但都无法挽回丑行败露。
最早、最积极的剿共降日的发起人，在共同迈向罪恶深渊的时刻，丢下他们走了，痛恨、伤心、流泪…又得不到同情。
1940年1月24日，汪精卫发表《关于高、陶事件的谈话》，说高、陶“毫无坚强决心”，自曾仲鸣被刺“即怀极度戒惧心理”，故而“退却”。
他想让人们相信他俩是“胆小鬼”。为了否认高、陶披露的日汪密约，他说因为发现这二人可疑形迹，故遇重要交涉，不使参加，其向重庆告发和发表的和案，是一部分日本人的主张，并非日汪所订，高、陶“完全”出于“向壁虚造”。
他骂高、陶是自堕人格的卑劣、腐败分子。然后又硬着头皮叫嚷要“勇往直前”，以“新秩序”建设为目标而迈进，把傀儡当到底。
蒋介石对高、陶表示关心和信任。对他们做了周到地安排。通过陈布雷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请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顾和维护。
1942年5月27日，蒋介石又以贺耀组的名义，汇美金4000元，给高做旅学费。陈布雷极力称赞高宗武的“爱国之心”。
重庆国民政府充分利用高、陶叛汪造成的有益于抗日的政治气氛和条件，揭露汪精卫集团的卖国罪行和日本帝国主义肢解、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
对公布日汪密约极为重视，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坐镇香港主其事。
1940年1月18日，陈布雷密电指示萧同兹，发表的文件加标题为：
“日汪秘密协定全文”；次日，又电指示发表件标题改为：“日汪协定原文”。不仅在香港公开日汪勾结罪行，且扩大到国外，尤其注重对英美宣传。
陶希圣致函驻美国大使胡适，谓日汪另组政府妨害英美等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建议将实情告知美国政府，2月15日以后可宣布于美国国民。这封信写于1月15日，这时陶希圣的妻子和子女尚未逃出魔窟上海，所以要求胡适晚一些扩大公布范围。
1月22日，重庆国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致电胡适：
高、陶所发表的日汪协定，绝对真实，请指导在美国宣传人员，充分利用这些文件，打击日本政府对英、美的假妥协。
1月24日，蒋介石《告全国军民书》，结合日汪密约内容揭露日本近卫三原则的实质，说：
“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占’，这就是近卫声明中所希望于汪兆铭将要成立的‘更生中国’，亦就是‘奴隶的中国’的要纲，这就是敌阀以‘分担建设新秩序职责’的名义，强迫‘中国分担’肢解中国自身’的任务。”
同一天，他还发表《告友邦人士书》，希望共同合作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迅速采取有效办法，断绝日本物资及武器原料来源，立即对日禁运，援助中国抗战。
高宗武、陶希圣这一举动，牵出一系列问号，人们不清楚高宗武、陶希圣，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扮演的角色的真相。
尤其高宗武，至死对50年前事持缄默态度，不仅不利于真相大白，而且为这桩历史旧案罩上一层阴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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