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蒋、汪伪唯一共识：为了剿共，三方如何相互勾结？

抗战期间，日、蒋、汪伪唯一共识：为了剿共，三方如何相互勾结？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抗战时期川南乡下流传一首民谣，题为《弓与弦》：

“你是弓，我是弦，你走曲线我直线，反正大团圆。

一手弓一手箭，盘马弯弓

杜美原，箭箭射燕然。”

这里“杜美原”是土肥原，指日本侵略者；“燕然”即延安，指共产党。

日本侵华，中国抗日，两军对垒，敌我分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在中国内部，是战、是降，阵线分明；抗日者救国，投敌者卖国，功罪不可兼得。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1、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共同目标——剿共

奇特的事情竟发生在中国神圣抗战的年代：敌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抗日者与投敌者，竞会有共同目标，方式不同、程度不一、音量高低不等，合唱一个调：剿共。

日本帝国主义要剿共、反赤，本可在他国内反去，却跑到中国来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共产党也来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

其实剿共何曾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真正目的？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整个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非某一地区；是要奴役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个党、某一部分人。

之所以到中国来剿共：

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反对日本侵略，从“九·一八”事变起，就用武装的、非武装的方式抗日；南京中央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国无论哪个军队都须执行，唯独共产党的军队不执行，即使中央政府与日本讲“和”，把日本要的东西用什么协定之类的文件肯定下来，共产党还是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打个不停。

这的确使帝国主义发怒，视之为死敌，非剿共不可。

二是日本帝国主义有意施放烟幕弹。明明要占领中国，偏说要反对苏联；明明要吞全中国，让中国人做它的奴隶，偏说只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它知道中国内部有国共两党的合而分，分而合的历史，利用这个矛盾，拉国民党上它的圈套，以为只要拆了国共联盟，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中国。

所以，日本向国民党营垒的人招降的时候，高叫“共同剿共”，“易抗日联共”为“和平剿共”，这是一种特殊的诱饵。

民谣中的弓和箭，说的是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投降派和留在抗日阵营里的剿共顽固派。

本来一个在帮敌人，一个留在抗日阵营，是处在势不两立的敌对地位，但投敌的说自己是“曲线救国”，那留在抗日阵营的是直线救国。直线、曲线都“救国”，而且迟早大团圆。团圆的连接点就是剿共。他们共同认为“救国”必须剿共。

2、汉奸们的“任务”——清乡

汉奸们把它再引申一步，说只要剿共，投降日本也是“救国”。共产党是抗日的，救国的，非打击抗日的共产党不可，不知它要救谁的国？奇就奇在此种荒谬的理论、行为，存在于八年抗战时期。这就导致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尽管在汪精卫投敌后，又是对骂、又是通缉、又是暗杀，势不两立；而与此同时，暗里明里，心照不宣，仍唱同心曲，共做一件事：剿共。

汪精卫打着“和平、剿共、建国”的旗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汪伪政权建立后，根据其日本主子的意旨，在沦陷区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自1941年5月11日起，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清乡”。

沦陷区是共产党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清乡”的打击目标是共产党及抗日人民。汪精卫宣布“清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确立治安”，“使匪绝迹”。

“清乡”分军事、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方面，由日军、伪军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政治方面，由汪伪“清乡委员会”主要负责，包括“政治工作”，颁布相应的“规则”、“办法”、“条令”等。

“清乡”先从江苏开始，逐渐扩展到浙江、上海、安徽等省市的一些地区，规模时大时小，直到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灭为止。

日伪“清乡”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仅举一例：1943年4月起，在苏中进行9个月“清乡”，仅海启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即焚烧民房4000余间，屠杀老弱妇孺1200余人，奸淫妇女1300余人，捉壮丁1900多人，抢劫比比皆是，以致不论贫富，十室九空。

“清乡”后的华中地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

3、国民党的目标——溶共

1938年初，国民党在武汉发动一场引人注目的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宣传运动。他们大肆宣扬中国必须“统一”，用“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

小的单位合并于国民党以后，“不能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在国民党外保存组织”。

以此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

2月10日，蒋介石会见周恩来，表示与各党派愿意融成一体，以试探中共方面的态度。周恩来明确表明：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国民党又玩弄阴谋，企图强迫共产党并入国民党。

6月3日，在没有取得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单方面作出决定并公开宣布恢复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的国民党党籍。

当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七人郑重声明不予承认，指出：

“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因此，毛泽东等严正要求国民党撤销上述决定。

12月6日，蒋介石又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和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快地发展。

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答复说，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为它是抗战的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员却并不都是这样的认识。

这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终究是两个党，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去信仰，而且于国民党也是有害而无益的。

12日，蒋介石又在重庆约见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再一次表示他的意见：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1939年1月2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再一次约见周恩来，又提出合并两党的问题。

周恩来明确答复：这是不可能的。

为了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月25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

国共“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与“溶共”政策实行的同时，国民党还采取秘密或公开的办法压制共产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强行解散许多有关抗日救亡团体，严防共产党的“非法”活动，宣传共产主义者仍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加处理等等。

更有甚者，1938年8月，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杀害了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

4、蒋介石的3次剿共高潮

蒋介石没响应近卫三原则声明。

但自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不如此前积极，而对共产党则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防范和打击，制造出一起接一起的军事摩擦流血事件。

众所周知的，如：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解释抗战到底的“底”字，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

这样，东北可以丢给日本，华北也仅能维持形式上的统治，与日本的“和平”条件靠近一步。

同时，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剿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以防共、剿共作为“整理党务”的中心任务。

会后，陆续秘密制定和下达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

根据这些文件，重庆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各地武装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

1939年4月，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6月，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悟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指战员400余人；同月，湖南军队和特务，依蒋介石密令，包围新四军后方平江通讯处，惨杀主任涂正坤、少校罗梓铭以下全体工作人员。

9月，程汝怀部，在湖北省东部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11月，河南军队和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200余人。从小摩擦发展到剿共高潮。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剿共高潮，胡宗南部侵占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五个县。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剿共高潮，在皖南包围、袭击遵令北上的新四军军部，致9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

1943年6月，蒋介石调动黄河河防军等，达四、五十万人，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掀起第三次剿共高潮。

可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剿共，彼此遥相呼应。

5、曲线救国还是直线救国？

尚不止于呼应，直接合作事例亦不在少数。

蒋介石既然在联共抗日，公然剿共说不通，制造阴谋事件往往被戳穿，皖南事变真相被揭露后，国际国内一片谴责声。

而派人到汪伪政权中去，“曲线救国”，既可公然剿共，又不受舆论谴责。

汪精卫收留这类人，作为向重庆诱降的成绩，在其日本主子面前亦好报账。那些不肯吃抗战之苦的软骨头，正好借着蒋介石、汪精卫的意图，去走“曲线”。

所以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军政人员不少投降汪精卫伪政权。汪精卫对重庆投降人员授以高官，既示嘉奖，又造声势。

如：

任命任援道为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为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为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为伪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李长江为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杨仲华为伪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容子恒为伪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黄大伟为伪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江苏省地方团队旅长杨仲华，因与省长韩德勤及保安处长李守淮不和，1940年离职飞香港，拟去重庆。

重庆军统人员得知，劝他回苏北，招集旧部投靠汪精卫，保证为其出具证明，以示投敌事为重庆方面谅解。

杨仲华于是到上海见周佛海，周与军统的安排意见相同，汪精卫对杨颇为器重，故授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头衔。

直到抗战胜利后，杨仲华始终随身带着军统给他开具的“曲线救国”者函件证明，作为护身符，逃脱汉奸罪名。

庞炳勋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到南京投靠汪伪，向汪伪日本军事顾问及汪精卫本人，申明他投降日伪得到了重庆蒋方的谅解，其驻渝办事处继续保留，并可以通讯联系，山东省党部委员刘延福同来南京，担任与重庆联络工作。

汪精卫派其为第五方面军总司令，由汪伪特工总部拨给电台一部，用于通讯。日伪投降后，蒋介石任其为先遣军第一路军司令，1949年去台湾。

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黄埔军校毕业生，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

1940年奉蒋介石之命调到重庆。

由戴笠告诉唐生明：

“校长”(蒋介石)要他去上海、南京执行“特殊任务”。

然后蒋介石接见了他，对他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

戴笠转达蒋介石给他的“特殊任务”是去上海，投入汪伪政权，做三件事：

第一、运用关系，掩护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组织，使不被破坏，把已被日伪逮捕的军统特工人员，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相机转达蒋介石对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关怀；

第三、运用一切办法，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为了抵制新四军，要帮助忠义救国军发展。

汪精卫非常欢迎唐生明，虽然他怀疑唐生明可能是蒋介石的特务，被派来杀他，但又迫切需要他联络黄埔同学，建立军队，“剿共建国”，仍任命他为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

唐生明密电请示是否接受此职？蒋介石非常支持他搞“清乡”，指示：

利用日本军队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保护军统的忠义救国军，不但不使受损失，还要使其能够扩大和发展。

重庆国民党特务搜集到新四军的情报，报到重庆，蒋介石令戴笠转给唐生明，唐绕个弯子，把情报交给手下人员，做为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送给日伪，然后据此由日伪军对新四军进行“清剿”。

国民党在华中敌后的忠义救国军，专门与新四军为敌，避免与日军作战。重庆政府指示他们要不留痕迹地堵截、夹击被日伪军攻击的新四军。并要唐生明与他们保持联络。但新四军的消息更灵通，往往使日伪军不是中埋伏，就是扑空，从而打破日伪蒋顽的夹攻。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蒋介石和日伪之间，在剿共这个共同点上，公然合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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