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汪精卫夫妇，最后怎么死的？一死日本医院，一死新中国监狱

大汉奸汪精卫夫妇，最后怎么死的？一死日本医院，一死新中国监狱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汪精卫死于1935年11月1日孙凤鸣，打到他背部的那颗子弹，那是爱国志士惩办汉奸用的。

不等审判汉奸卖国贼的法庭开庭，先射给汪精卫，因为他在卖国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民愤太大了。

1、一颗子弹的威力

汪精卫背部的子弹一直没取出来，久而久之，铅毒蔓延，浸及骨髓，以致背部时常作痛。

1943年8月，病情继续恶化，不仅背部，胸部及两肋也疼痛。经多方医治，均不见效，而且病痛日益加剧。

同年12月，经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后藤诊断；疼痛由背部子弹所致，必须手术取出子弹，才能根治，而且保证手术可以成功。

同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取出汪精卫背部的子弹，术后恢复亦好。

但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的病情再次复发，不仅疼痛，而且发烧，下肢麻痹，不能起床。

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报告，汪精卫的病情，请求派各科医学专家到南京会诊治疗。

日本政府派东北大学教授黑川利雄到南京。黑川于1943年11月曾到南京，为陈璧君和汪精卫检查身体，认为其背部子弹以不取出为宜。

黑川受命再来南京，1944年2月26日诊察，认为汪精卫术后发生两腿麻木，是脊椎骨压迫神经症，即“骨髓肿”。他建议送日本手术治疗。

同时密告陈公博，汪的病很难治愈，让他有所准备。随后，日本又派神经科专家、名古屋帝国大学外科主治医生斋藤真教授到南京会诊，结论与黑川一致。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和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及女婿何文杰，伪外交次长、翻译周隆庠及侍从医生、侍从官、司机、佣人等20余人护送下，飞往日本，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3月4日，斋藤真教授主持，对汪精卫做了“椎弓切除术”。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为时很暂短，又出现反复。八、九月间，极度贫血。他的儿子为他输了血。

11月9日，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汪精卫被抬进地下防空洞。那里寒气袭人，汪精卫无力抵御，病情急剧恶化，并发肺炎。第二天，一命呜呼。

同月12日，汪精卫的遗体用飞机运回南京，23日，葬于明孝陵前、中山陵右侧的梅花山。这是汪精卫生前自选的墓地。

2、汪精卫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在汪精卫病重期间，日本尽力抢救。汪感激不尽，表示要努力于“东洋和平”，以报其主子救治之恩。

日本在战争后期，即汪精卫病重以后，对汪精卫这条狗是想抛弃，还是想继续使用？对汪的治疗与此有关。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阶段，因急于结束战争，曾加紧对重庆的诱降活动。蒋介石派到汪伪政权中的唐生明，身份暴露后，日本不但不抓不杀，还加以保护、利用。

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部，正苦于找不到适当的、同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去重庆商谈“和平”一事，发现了唐生明，非常高兴，让他担任日本同蒋介石的联络工作。

日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对唐生明说：

“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

他对蒋介石恭维一番，又自欺欺人地说：

“大家都是一致剿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心，决没有打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剿共。”

唐生明与重庆通电后，蒋介石指示他先以个人名义同日本往来，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不要做具体答复，多试探日本的条件和是否有诚意，随时向重庆报告，但这个关系一定要好好保持。

这说明蒋介石也有意与日本讲和，但仍不肯承担派人与日方谈和的责任。唐生明家设有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方代表松井每天到唐家“办公”。蒋日双方都愿保持这种联系，但又不急于亮出各自的底牌。

就这样，毫无结果地“联络”到抗战胜利。

汪精卫从内心不高兴日本和蒋介石谈和。因为那意味着日本对他的作用不重视，但又不敢反对，只能忍气吞声。

其实，日本加紧对重庆的和平攻势时，不但不放弃汪精卫，相反，依旧器重他。

日本一直把通过汪精卫等与重庆方面联系，作为诱使重庆与日本和谈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唯一能理解日本“真意”的，除了汪精卫以外, “是找不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能和重庆方面，站在对等立场进行对话的有见识和威信的人物”，也是只有汪精卫“一人”。

所以日本对于汪精卫之死，是感到惋惜的。

3、掘墓焚尸

1946年1月15日夜，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会议厅，何应钦主持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军总司令部直辖七十四军负责人邱维达。

何应钦说：

“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居然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儿。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

汪精卫的坟工程很大，但只完成了核心工程。由于战争结束，工程停了下来，外层没有造。内层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坚固不易拆。何应钦转达重庆的指示，限10天以内处理完。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最后决定用炸药炸开。为了保密，爆破时，放音响配合。

1946年1月21日拆墓。提前三天，宪兵司令部派兵警戒，断绝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行人交通，禁止游览。七十四军派工兵用“TNT”烈性炸药150公斤爆破。

先炸开外层，再炸开盛棺内窖，露出楠木棺材。由于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未腐烂，上复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面，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呈褐色，有些黑斑点。棺内检查，只在死者马褂口袋里发现约三寸白纸一张，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字，落款：陈璧君。是从日本接运汪精卫尸体时，陈璧君用以招魂的。检查后，将汪精卫尸体连同棺材，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焚化扔弃。

在平整后的汪精卫原墓地之上，建一小亭，供游人憩息。梅花山南北两面，修出两条小径，种植花木，环境焕然一新。

4、夫唱妇随的汉奸夫妻

陈璧君(1891~1959)是汪精卫叛国集团的主要骨干，对汪精卫走上投降日本，充当卖国贼的道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汪精卫在“跳火坑”的时候，有过迟疑和犹豫。这种时候，往往陈璧君不是从背后推一把，就是到前面拖一把，或者干脆代汪精卫做决定。

1938 年下半年，日本有意拉汪精卫下水，出面“收拾残局”。

汪精卫一则“感激”，二则害怕，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人密商办法。陈璧君迫不及待地表示：“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手下得力谋士和骨干，剿共、反蒋，和汪精卫一鼻孔出气。

但对投降日本，最初他持异议。陈璧君出主意：既然他反对，就不同他商量，等事情办成后再通知他。

她说：“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留的。”

汪精卫出逃前夕，约陈公博到重庆商量，陈公博不赞成离开重庆。陈璧君毫不客气地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

陈公博不买她的帐，她又以大姐的口气劝说。最终如她所料，陈公博还是跟着汪精卫走了。

汪精卫当上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既是伪国民党的“主席”，又是伪国民政府的“主席”。陈璧君是“主席”夫人。

不仅如此，她还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她不满足于从属丈夫的荣耀和委员“闲职”，不愿象宋美龄那样做一些“协助”性的事。她要显示她“独有”的地位，并要有一块“地盘”和属于她个人的实实在在的“权力”。

汪伪政权对“清乡”特别重视和宣扬。因为“清乡”主要对象是共产党、新四军，既是其日本主子给的任务；又可讨好重庆政府，表示和强调共同点，剿共，达到诱降的目的。

所以“清乡”活动，大张旗鼓，大吵大闹，绝不象与日本订密约那样偷偷摸摸。

伪政府高级官员汪精卫、周佛海等亲自下去“指导”、“视察”，一时“视察清乡”成了很出风头的差使。

陈璧君在“清乡”机构中无职务，也要借机张扬一下她的“要员”身份。她去苏州“视察”一次，既不听报告，也不参加会议，只沿着汪精卫走过的路线，在苏州、常熟转了一圈，让记者拍照片、发新闻，之后，带一些古玩回南京。

此后再去“视察清乡”，又有所不同，事先由汪精卫通知“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陈璧君这次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监察委员”去“视察”。

于是，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不再写“夫人”，一律写“陈委员”。

她带了一群随从和亲属，包一节专车从上海到杭州，接受夹道“欢迎”之后的活动就是：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参观丝绸厂并受赠衣料，接见杭州特务头目，住西泠饭店，吃奎元馆面点，西悦来杭州风味、王顺兴杭州名菜，再就是去绍兴为汪精卫的祖先扫墓，最后带着满车厢的杭州土特产回到上海。这种“视察”真可谓神气十足，享乐十足，口袋十足。

在南京伪政权中，有陈璧君的私人势力，被称为“夫人派”或“公馆派”，其与汪精卫的“先生派”、陈公博的原改组派或汪记“正统派”、周佛海的“湖南派”或“CC”派，各自代表一部分汉奸，互相勾心斗角，你争我夺。

在中央的权力、地位和势力，陈壁君嫌不够气派，把手伸向广东。广东原已有日军扶植的伪治安维持会组织。在陈璧君操纵下，广东成立了伪省政府，陈璧君提名她的弟弟陈耀祖担任伪省长，遭到反对，汪精卫让陈公博以立法院长兼任广东省长。

陈公博知道陈璧君视广东为私有地盘，不想再去插手，始终不赴任；由陈耀祖代理、并于1941年正式就任省长。1944年陈耀祖被刺身死，由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接任省长。陈春圃辞省长后，陈璧君强行要求南京伪中央任命她的妹夫褚民谊任广东省长。不论谁当省长，她都是广东省的“太上皇”，安插亲信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她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伪中央派出的代表，坐镇广东，操纵省政，指挥省长。

陈璧君在广东大肆聚敛钱财，广收古玩。求官求荣者，投其所好，登门进献各种古董。

陈璧君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发脾气，不顾情面，出语伤人。对汪精卫，对手下人，对来访客人，乃至对日本人，都不客气。

5、汉奸陈璧君最后的日子

日伪倒台后，蒋介石没派人公开到广州逮捕汉奸陈璧君，而是由军统局郑介民出面，诱骗她和褚民谊入狱。

1945 年 8月22日，郑介民交给褚民谊一封蒋介石的来电:

“重行(褚民谊字)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

陈璧君并没怀疑其中有假，以为蒋介石真的拿她当“老革命”而特殊礼遇和优待她。表示：所有老友，既都在重庆，也应该把汪政府六年来的情形，去渝开诚面告。她高高兴兴地整理行装，准备飞往重庆。并购买刚上市的广东特产洋桃一筐，拟送给宋美龄。

等到第三天，说是飞机来了，陈璧君、褚民谊等登上汽车去机场。汽车把她(他)们送到珠江大桥附近，改乘汽船，到一个地方，关押起来。她和褚民谊等都成了囚犯。

有一次，一个狱卒直呼其名，被她怒斥一顿，说：

“陈壁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

由此可见，她“老资格”包袱之重，压得她不识时务，不知荣辱。

陈璧君与褚民谊一起，于1945年9月9日被军统局诱捕后，被幽禁于广州市郊的市桥。10 月 14 日被押解到南京宁海路 25号看守所。翌年2月18日深夜，又与陈公博、褚民谊一起被解送至苏州,同样被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几乎在陈公博、褚民谊被起诉、审判的同时，陈璧君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4月23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其罪状，除担任伪中央监察委员外，列五项：

（1）残害地下同志;

（2）取决粤政，目的在断绝政府物资来源；

（3）与汪精卫同恶相济，陈春圃辞广东伪省长后，返粤主政达四月之久;

（4）主持特务；

（5）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

陈璧君不肯认罪，不承认卖国，说沦陷区全被日军占领，没有国土好卖；重庆把国土丢了，是汪伪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国土。

她说：

“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的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

1949年2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对在押汉奸作出规定：有期徒刑者，一律开释：判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可是直到苏州解放，陈璧君他们也没有被转移。

上海解放后不久，陈璧君由苏州监狱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拘押。

她当时身体虚弱，心脏病严重。人民政府一面对她进行改造，让她读书看报，了解形势，转变立场，向人民投降；一面本着人道主义原则，适当改善其生活条件，及时为之治病。她又活了10年。

解放初期，她和人民政府对立的情绪很严重，后来逐渐转变。1955年7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表示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还要求与其他反革命罪犯一起，到苏北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因其年老体弱，心脏病太重，未予批准。

1959 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监狱医院。她和汪精卫有二子三女，当时均不在上海，四个在香港，一个在国外。

由其一个亲戚将遗体领去火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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