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临死，让陈公博接班，他为何只愿"代"主席？

汪精卫临死，让陈公博接班，他为何只愿"代"主席？

作者：棠棣之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棣tandy

1944年3月3日，在日本关西重镇名古屋的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的一间特别护理室里，住进了一位代号为“梅”的特殊病人。

自此之后，该医院内外戒备森严，日本军警七步一哨，五步一岗，如临大敌，出入“梅”号病房的任何人都必须佩戴“梅”的徽章。他所在的四楼病房，也不准其他病人进入。这个特殊病人就是汪精卫，他是根据日本军医的意见专程来日治病的。

汪精卫所患之病为多发性骨髓肿，是1935年11月在南京遇刺后遗留在体内的子弹引发的，当然也与他投敌后的恶劣心境有密切关系。

1、当汉奸的烦忧

对于他的这种心境，汪伪集团的成员是深有感触的。

据目击者回忆：

1940年11月30日，《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签字仪式活像一次葬礼：汪精卫“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次于捶胸顿足。”

这说明汪精卫虽同意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并吹嘘其“重大”意义，但他心里明白将来历史是不会饶恕他的。

他在为曾仲鸣逝世两周年所作的哀辞中，更以一种凄惨的心情哀叹：

“同伴是这样的稀少，四周的风浪是这样的险恶，魑魅魍魉是这样的不断袭击”，“每当感觉没有办法的时候，未尝不羡慕曾仲鸣同志之一瞑之视。”

他甚至觉得生不如死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的败迹日益明显，汪伪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他的左右手周佛海、陈公博先后向重庆政府暗送秋波，使汪精卫的心情更加孤独，更趋恶化。

他深感前途茫茫，回头已晚，心绪恶劣难以抚平。每于主持伪府会议时，发怒呼斥，甚至抛掷椅子，有时作局势报告时，声泪俱下，不能自制，其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

2、汪精卫之死

1943年8月起，汪精卫感觉背部、胸部和两肋剧烈疼痛，经久不息。但是，尽管已经病入膏肓，汪精卫依然不能不被日本当局牵着鼻子走下去。

不久，汪精卫背部疼痛不断加剧，又不得不延请南京日本陆军总医院的军医部长桃井和院长后藤进行诊疗。

这2个医生力主施行手术，取出汪背部的子弹。汪精卫住入南京日本陆军总医院，12月19日，由后藤施行手术，取出了留在背部8年之久的子弹，病情略有好转。

但10天之后，病情又趋恶化，两腿麻痹，伴有高烧，全身疼痛难忍，而且麻痹感沿着腿部逐步上延，两腿已不能动弹。日本派遣军总部乃电告东京，要求黑川利雄再次来南京诊治。

至1944年2月17日，日本政府派遣黑川利雄偕同名古屋大学神经科专家斋藤真教授，专程赴南京诊治。经此2人确诊为“多发性骨髓肿”，也称“脊椎压迫神经症”，病情严重，非立即送往日本施行手术不可。

经汪伪政府与日本方面反复磋商后，3月3日，汪精卫由陈璧君和周隆庠陪同，携带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以及医生、侍从副官等一行几十人，乘坐专机赴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病。

实际上，直接促成汪精卫送命的原因，是11月9日美国空军对于名古屋的空袭。其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美国空军已牢牢掌握对日轰炸的制空权，日本工业基地名古屋已成为美国飞机经常光顾的地方。

由于这个缘故，日人已在汪精卫病室地下挖有防空室，但没有暖气设备，寒气彻骨。汪精卫久病垂危，在空袭时被送入地下室，突受寒气侵袭，病情急剧恶化，终于11月10日凌晨不治身亡。

3、为何是陈公博接班？

汪精卫在赴日就医之前，对汪伪政府最高权力的交替和分配作了安排，这是尔后的陈公博-周佛海体制登台的直接的由来。

1944年2月29日，陈璧君召集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在南京的亲信人物，会商汪精卫赴日治病及人事安排问题。

此前，当汪在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施行取弹手术时，汪曾手令指定陈公博代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权，负责军事；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院长之职权，负责政治。

因为此手令尚未撤销，陈璧君召集的会议决定仍照此办理，但不对外公开宣布。

汪精卫在3月3日离南京赴东京前，曾留下手书，对治病期间汪伪政府的人事作了安排，内称：

铭患病甚剧，发热50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痊愈，以慰远念。

汪精卫的这一手谕的偏向性十分明显，他的权力交代是陈公博在前，周佛海在后；但汪精卫出于各方面实际情况，并未让陈公博一人大权独揽。

这是经汪精卫精心考虑后决定的。

尽管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是操掌实权的重镇人物，权欲熏天，而陈公博在汪伪政府中不仅姗姗来迟，而且担任了较多的名誉性的虚职，实力远不如周佛海，但在汪精卫的心目中陈公博的地位却因历史的和派别的原因始终在周佛海之上。

汪精卫出于对身后汪伪集团内部的稳定考虑，其继承人只能指定陈公博而不可能指定周佛海；同时，又让周佛海分掌伪政府的行政和经济大权。

3月2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决定在汪易地治疗期间，伪国民政府主席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行，伪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也都由陈公博主持。

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则由周佛海主持。

这样，实际上已确定了陈公博作为汪精卫继承人的地位和周佛海主撑行政、财经的格局，形成了汪精卫逝世后汪伪政府的陈公博-周佛海体制。

1944年11月1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推选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汪精卫身前担任的全部最高职务。

这是根据汪精卫生前的安排和日本占领军方面的意见决定的。

4、“代”主席的奥秘

但陈公博眼见着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军队节节败退，汪政权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是抱着一种“殉葬”的心情来继位的。

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他力排众议，坚持仍和汪精卫在世时一样，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代主席”。为此引起了汪伪政府内部不少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由活人代理死人行使职权，旷古未闻，既不符合“国家体制”，又不符合历史传统，将会贻笑中外，但陈公博始终固执己见，不肯取消“代”字。

他私下对亲信说：

“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11月20日，在汪精卫的灵堂上举行陈公博就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的就职典礼。陈公博身穿大礼服，胸佩红花，走到汪精卫的灵柩前，向汪精卫的遗体深深鞠躬，两眼红肿，用哭哑了的嗓子，宣读他的“就职训词”。

他把他的全部政纲归结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八个字，作为逐步结束汪政权的执政方针。

陈公博说：

这八个字“是我政治上的新目标、新路线”，“可以一新群众耳目，造成社会舆论，凡是中国人都能一目了然，心中有数；对重庆方面来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政治影响，也可以说是两枚有力的政治炸弹。”

自此之后，在陈公博的直接指挥下，这八个字便在沦陷区广泛传播开来，报刊上、电台中、街头巷尾的醒目之处，处处可见可闻，形成了一定的声势。

5、汪伪政权的存续

陈公博-周佛海体制下的伪政府，已处在覆灭的前夜。

一场“金陵春梦”快接近收场。风雨飘摇，四面楚歌，成为南京伪政府的真实写照。但尽管死到临头，它的卖国、反动的本性和基本政策却并未改变。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京伪政府还要作垂死挣扎。

一方面，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为大东亚战争卖命；另一方面，在“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下，竭力推进“联蒋剿共”的军事政治部署。

这是伪政府在覆灭前夜一切活动的两个基本点。

1944年11月24日，陈公博在南京召开军政长官会议，鼓吹要继续推行汪精卫的卖国、剿共路线。

强调伪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一要协同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第二要促进统一和平”。

为显示伪政府在汪精卫死后仍继续与日本“同生共死”的立场，1944年12月15日，陈公博偕褚民谊、林柏生等人再次访问东京。

16日，陈公博在日本政府首相小矶国昭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声称日伪双方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唯有遵照汪精卫所定的与日本由同甘共苦，以致同生共死之决意，勇往直前。

20日，陈公博返回南京发表谈话，表示要“以同生共死之决心与盟邦加紧提携，对战争加强协力”。

陈公博、周佛海为应付日益恶化的局势，加紧实行“联蒋剿共”的军事政治部署，对伪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权力结构作了多次调整与改组。

陈公博、周佛海在多次调整伪政府中央和地方人事和权力结构的同时，又大规模地调整军事力量的部署。

除了周佛海倾注全力于沪、宁、杭地区，全面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以外，陈公博则频频外出，以所谓“视察”为名，赴华北和华东的一些军事重镇活动。

1945年2月26日，陈公博视察苏州绥靖公署。3月21日，视察杭州绥靖公署。

4月16日，陈公博赴北平，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头目进行会商。6月15日起，视察了蚌埠、徐州、商丘、开封。6月28日，陈公博往扬州、泰县，视察孙良诚第二方面军所部。

陈公博每到一地，无不声嘶力竭地叫嚣要联合重庆国民党军“共同剿共”。

4月18日，他在北平“检阅”华北绥靖军部队和伪陆军学校官兵时，宣称：“剿共是中央政府定下来不变的方针，无论形势如何，必定要剿共”。

6月中下旬，陈公博在徐州开封等地视察时，又一再声言他视察各地的目的是：

第一，现在时局紧张，千钧一发之际，各地一般军政设施，是否能和时局需要相吻合，要加以检查；第二，宣示“中央”意旨，即所谓“以和平争取国家的自由，以剿共实现国家的统一，以建国巩固国家的独立。无论时局如何紧迫，决不变更”。

陈公博在各地视察的言行，一方面是对各地伪政府和伪和平军的动员，另一方面，也是向重庆政府公开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

6、与重庆的联合“剿共”

陈公博、周佛海还着重与重庆政府的第三战区就“剿共”行动计划，加强了秘密联系与合作。

第三战区防地与伪政府所辖的苏浙皖地区相互毗邻，双方犬牙交错，利害相关。

据周佛海自述：

“第三战区是最前线，所以我想和第三战区一定要保持联系。三十三年(1944年)秋，（我）和罗君强

商请

张叔平谒（第三战区）顾长官祝同，并携带我呈（蒋介石）委员长的条陈，请派大员来沪，做全盘的军事联络。张带回顾（祝同）致我和罗（君强）的亲缄，嘱我们加紧努力”。

1945年2月13日，顾祝同指派其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张子羽会见周佛海，面交顾写给周的亲笔信，要求南京伪政府充实兵力，“拟（双方）联合剿共，以京沪为起点，盼派人到内地商计划”。

3月11日，顾祝同又指派其秘书谢企石来上海会见周佛海，“又带来亲笔信，说我（周佛海）上的条陈已呈委员长（蒋介石），并由他(顾祝同)呈准派赵其录驻沪，做军事上的联络”。

谢企石还面告周佛海，顾祝同“望南京充实力量，共同剿共”。

随后，顾祝同和第三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陶广，又派代表到南京，与陈公博、周佛海商讨“军事合作、共同剿共”的计划。

陈、周随即指派伪陆军部督练处处长张海帆前往皖南，到陶广的司令部，会见顾祝同和陶广。张海帆“携带配合反攻、清剿妨碍抗战的游匪（诬指新四军）各计划”。

之后，顾、陶指派“高级参谋柏良、参议杨思一，随张海帆来到上海，作进一步配合反攻的计划”。

同这一时期，陈公博和周佛海为了向重庆政府示好，也为了粉饰自己、欺骗社会和民众，在政治上推出了两大动作：

一是宣布实行所谓“大赦”，二是召开所谓“各省市战时民众代表会议”。

这可谓南京伪政府在覆亡前夕上演的两出政治把戏。

1944年12月31日，陈公博以伪政府代主席名义颁布“大赦令”，宣布对在押的政治犯实行“赦免”。1945年1月23日，伪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大赦条例》，并于3月24日正式公布。该《条例》规定，凡1944年12月31日以前的“政治犯”，一律予以“赦免”。

其他人犯、判死刑者改为无期徒刑，判无期徒刑者改为4年以上有期徒刑，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减刑三分之一，判10年以内徒刑者减刑三分之二。

在这里，伪政府所指的“政治犯”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在押的重庆政府方面的情报、特工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而被日伪捕押的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则被称为“奸匪”，并不属于伪政府所称的“政治犯”，也决不可能被“赦免”的。

显然，伪政府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讨好重庆当局，促进“宁渝合流”，共同剿共。

其实，早在1944年2月，周佛海就已指令汪伪特工机关，“今后须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对于重庆政府在上海、南京及其他汪伪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处置方针，则只要他们对伪政权人员不采取暗杀行动，即可听其自然。事实上，陈公博、周佛海保护了相当数量的重庆方面的地下人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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