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先生不大赞成工笔重彩这个提法，因为当时成立了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后来又成立了中国工笔重彩研究会（或画会），大有复兴工笔画的意思，两会都给先生发了顾问的聘书。先生除参加画展之外，没有参加过画会的其他活动，她不以为然地说：“我才没那么多闲工夫呢，我是既不顾也不问，把自己的画儿画好是最主要的。”先生认为，工笔重彩，只是工笔画中的一种，并非所有的工笔画都是重彩，也有淡彩，甚至纯墨的，所以不能一概以工笔重彩论之。说白了，先生画了一辈子工笔，越来越不喜欢重彩。这从先生的画、尤其是晚年那些单幅画中，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些画中，“彩”最“重”的大概就是王熙凤那幅了。即便相对“重”了些（是为了与人物吻合），也是有层次，有明暗，绝不会平涂朱砂、石青、石绿之类的硬颜色。相比起来，中年时画的十六幅彩色堂屏的《西厢记》，色彩倒更鲜艳一些，我想，这该与人之中年与晚年的心境不同有一定关系。晚年的先生画过李清照，一稿画了两张，前一张有彩，后一张黑白。我更喜欢的是后一张，墨勾、墨皴、墨染，非常地道，只有开脸（人物面部）时用了少许颜色，是朱膘和洋红。窗外的石头上点了绿苔。那绝对是对工笔重彩概念的反叛，是有意为之。那种美，除了以淡雅、典雅称之，让人想到“墨分五色”不仅可画写意，亦可画工笔，我实在想不出更准确的词来描绘了。
先生偏爱的一种颜色是花青、藤黄和白粉调和在一起的复色，一般人称之藕荷色，先生称之雪青。我也喜爱这个颜色，喜爱雪青这个叫法。先生画的林黛玉和李清照有彩的那幅，人物的衣服都是这个颜色，画藤萝花就更少不了这个颜色了。先生的画中多次出现紫藤花，也多次以紫藤花为主要表现对象。搬家之前，先生把一幅扇面藤萝送给了我。那是一幅小写意，尚缺几笔，晚饭后先生说现在就加上。结果，因为吃过酒，把握失度，墨中水分多了些，青苔也没点好。我请荣宝斋的孙树梅帮我装裱时，孙先生显然是行家，过眼的画不计其数，对画家的风格了如指掌，他迟疑地说：“这不像是王先生的画。”我说了原由，孙先生才明白就里。这幅画随我多年，就挂在书桌旁，闲时看看，总像是与先生对话，或被先生提醒了。先生最满意的一幅藤萝是为宋庆龄故居画的，那幅画也表达了她对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的敬意。故居开放后，宝叔叔和我都去参观过，他记得画是挂在卧室，我记得是挂在楼梯转弯处。也许是改换过位置，但现在是看不到了。
我当时随先生习画的目的，是准备报考美术院校的，后来听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招生时，艺术院校的名额基本内定（其实不确），不敢去碰钉子，就转而报考了中文系，依次为北大、北师大和师院，最后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上学时还偶尔画画，自认为画得较好的两幅分别是孟姜女和上官婉儿。毕业后就渐渐与工笔画绝缘了，太费时间啊！后来在杂志社和报社工作期间，我着力搞过一段美术评论，画过几幅人像，算是我与绘画的最后一点牵连了。所以在多年以后为“画传”补写这部分文字时，我已不敢多谈技法，甚至连我曾论及的王叔晖作品的主要美学特色是“静”这样的自认为独到的观点都未提及。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五年七月，早已过了紫藤花开的时节，我家院里的老藤却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串花蕾。无端无据地说它是不祥之兆，未免有些迷信，然而，我就是在这时得知了先生去世的消息。告别先生之后的一个深夜，我在紫藤荫下含泪写出第一篇悼念先生的文章。灯下，叶绿如墨，花影婆娑。我觉得，先生即如虬劲的老藤，她的画则宛若那盛开的紫藤花。岁月在花开花落中流逝，我们却依然能嗅到紫藤花的芳馨。这是最令我知足的一点。
先生去世后这些年来，她的作品不断地再版，解放前的旧作有些也被翻出来出版。制作最讲究的一套连环画佳作典藏本是上海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承制的，用宣纸印刷，效果极佳，还配了锦盒包装，售价五百元。可惜的是说明文字中错了好几处。它的非宣纸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售价九十八元）中也有这些错处，连姜维朴先生的序文中都有错字。
拍卖市场和画廊里也偶见标着先生姓名的作品，标价都不高。我见过的几幅，没有一幅是真迹，仅从线描的力度上即可断定是仿作。先生心软，晚年的画稿有几幅曾被他人拿走临摹，想必是在先生身后起了作用。我的观点是：先生早年的作品艺术质量不甚高，收藏价值不大；晚年退休后精心绘画，作画数量有限，总数不超过二三十幅，流于坊间的可能性极小，如是真迹，价格当不会低。只标个三几千，连材料和工夫钱都不够，那是开玩笑了。
捍卫和珍视先生的名誉，指出伪作的症结，是我作为先生徒孙的职责。但我知道，由于通家之好与隔代师徒这两层原因，我对先生作品的批评性分析几乎没有只字落在纸面上，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的老友柯文辉先生在为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变革中的文化潮》（《丹青赋》收录其中）所作序文中，有一大段涉及到先生和我，摘录如下：
蒋力选择传主也许有短视之处，但绝不势利。例如王叔晖先生，无大师雅号，画非港台画商“炒”的目标。但人品高洁，以身殉艺的虔诚，正是中国艺术家最宝贵的健骨。她的成就与不足都打着时空与性格的双重印痕。除去绘画，她放弃了包括爱情在内的全部个人幸福，躲入心的岩穴愈深，从书画及诗文中得到的抚慰愈多，离复杂的社会生活愈远。画品是人品的延伸，对大千世界众生相的研究不深，个人感情久处封闭，画外但求麻木的平静，画里人物面部造型变化不多，线条包含的情感略输丰厚，限制了她向更高境界的升华。这缕悲剧性的妙光激动着用赤子眼看圣母情的蒋力，为传主与作家之间最稀有最相知的诗心悸动，为亲子间也难体味到的美，离尘绝俗，云海仙芝，雪峰白莲，瑶池凤羽，冰下彩焰。解得此意，能不泪瀑滔滔，唏嘘而掷笔？！蒋力！真挚的朋友！此刻，我内心矛盾之极：作为庸人，希望你发财、享福，有别墅、汽车，周游世界，却远离叔晖女史的内心世界；作为读者，我残忍地盼望你经受人世风涛漂洗，尝尽百味，遭到金钱的放逐，走入叔晖先生寂寞的心海底层，抛别一切旧作，立于审美峰巅，垂下一头白发，为画的女儿，为他人所不曾从她画里画外得到的母爱，平视魂的慈母，找到干枯的丰满，识须弥于芥子。灵光的颤动，墨痕血痕的交迸，阴影与立体感的握手碰杯。在他人无话可说处倾泻出一条澄澈如镜的河流，静静地驶向人类心灵史的巨洋……在解决做好人与过好日子的矛盾上，敢与传主骄傲地一笑！我也衷心希望叔晖先生的画集能够尽早出版，历史和后人都会为此而感谢出版社及编辑的眼光。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九三年。柯公是美术史论家，也是诗人、剧作家、艺术评论家，一九九三年的文字，判断、分析、期望，今天看来，大都准确，故可借来作结，作为我这次勉力修订增补“画传”而自知仍有不足的补充。戊子（二零零八）霜降之日，记于望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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