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世界_费曼学习_免费在线阅读收听下载

今天我给大家解读一本新书，叫着《袁隆平的世界》。

袁隆平，相信大家不用百度，都知道这个名字。这是一个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都会感到无比温热的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已成为一个“国家记忆”了，因为袁爷爷已经走了，离我们远去了。

假如天堂也有“禾田”的话，我想袁爷爷这个时候，一定是很欣慰地在禾田下乘凉呢，“禾下乘凉”是他说过的“一直有两个梦想”的其中一个。

他之所以欣慰，是因为他的另一个梦想，在人间时，他已经实现了，那就是让“杂交水稻覆盖全世界”。

很多人，一辈子忙忙碌碌想要做很多的事情，可还是一事无成。而有的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并做到极致。

袁隆平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让人吃饱饭”。

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呢？相信在物质富裕的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是想象不到的。

《人物周刊》曾经采访袁隆平，问他：“经历饥饿是什么样子的？”袁隆平说：“我告诉你，有个老婆婆讲，她说如果能让我现在吃一顿饱饭，叫我去死，我都愿意。”

莫言先生，在他多篇的散文中，也曾经对极度饥饿做过描述。

他的《吃相凶恶》这本书，说到饥饿的村民，挖野菜、啃树皮还不算，还挖洼地里的白色土块来吃，吃了之后，无法排出，结果人活活给憋死了；

他在另一篇叫《母亲》的文中写到，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就赏赐给谁一块豆饼。大家学得都很像，于是，保管员就把豆饼抛得老远，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扑向豆饼。

极度饥饿，会让人丢失体面和尊严。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1960年，也是我们国家，举国挨饿的灾荒年，近两千万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

也正是这一年，作为湖南省一所农业学校教员的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了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从此他就与一粒种子结下了宿命般的不解之缘，最终创造了那个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稻作神话。

《袁隆平的世界》是作家陈启文创作的报告文学，这本书全面、真实、深刻地展现了袁隆平，这位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为了“让人吃饱饭”的信念而奋斗一生的伟大历程。

土壤，像一张神奇的生命毯子，为人类提供了95%的食物，因此，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然而，土壤是无法人工合成的，自然形成1厘米厚的土壤，大约需要1000年的时间。

土壤的自然形成是如此地漫长，而土壤的流失又非常迅速。因水土流失、不合理耕种、过度施肥和各种污染等原因，全球每年失去的肥沃的土壤，高达240亿吨。

人类面临的危机是：地里的土壤在流失，而地上的人口在增长。人口爆炸的力量远远超出地球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长此以往，人类将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的土壤需要多产出60%的食物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贫困与饥饿是全人类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古老泱泱大国，“挨饿”从来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难怪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发出《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警世的呼唤”。

中国要用只占世界的7%的耕地，养活占全球22%的人口，出路在哪里呢？

一条活路，就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进步，在现有的、十分有限的耕地上竭尽所能地提高粮食的“单产”，也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或叫“粮食的收获率”。

袁隆平在大学时是学遗传育种的，一次一个农民对他说：“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公斤、一千公斤的新品种？假如能那该多好啊！”要知道，那个时候，全国水稻的亩产量也不过是三四百公斤。

袁隆平的心怦然一动，这句话落在他的心坎上，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农民淳朴的话语，使他意识到了当前农业稻作最紧迫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良种”！

大家知道“骡子”这种动物是怎么来的吗？那是“母马”和“公驴”杂交而来的。中国古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懂得利用动物杂交，获得体力更加强大、体质更加优良的物种。

“杂种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中国人挂在嘴边也有一句话，叫着“杂种出好汉”，动物是这样，植物也是如此。

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世界三大谷物中，玉米是相对比较容易杂交的，早在1906年，被称为“杂交玉米之父”的谢尔，已经在他的试验中，已经看到了玉米杂交后所产生的生长优势和增产效果。

然而，不同于只具有“单一性功能”的玉米，小麦和水稻是“雌雄同花”作物，就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从一株稻子看，根本就没有公母之分。由于具有“双重性功能”，因此，小麦也好、水稻也好，要杂交，会受到雄性功能的干扰，杂种优势无法体现和被利用。

要想让水稻出现杂交，必须找到只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水稻”，作者将它比喻为“一个天生的寡妇”，它没有丈夫，或丈夫丧失了性功能，这样的“母水稻”，或者叫“雄性不育株”，要找到它，如大海捞针，几乎不可能。

因此，国际权威科学家早就对“水稻杂交”提前宣判了死刑，谁要是提出“杂交水稻”的课题，那就被认为是对遗传学的无知，这是权威在这个领域所定的大限。

哲学家米西莱讲，他说：“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有条理地把自己导入云里雾中的艺术。”

他的意思是说，一旦你认同别人已经确定的结论，而在别人设置的大限前止步，你就脱离了求知；相反，假如你不断的追究，你也许会被导入到云里雾里，但正是在云里雾里的那个状态，才是哲学意义的求知的状态，才能使你接近真正的哲学，或真正的科学。

袁隆平只是一个偏远大山里的农校教师，在他之前，都不知道有多少国内外专家在“杂交水稻”方面进行过探索，但都无一例外地在权威所定的大限前碰了壁。倘若没有这个大限，“杂交水稻之父”这个伟大和崇高的荣誉，又怎么会轮得上袁隆平呢？

袁隆平之所以当之无愧，就是因为他勇于将自己置身在求知的“云里雾里”，让自己更加地接近真理。

这并不是说袁隆平完全漠视前辈们的探索及成果，相反，他一直是很尊重和重视的。他非常清楚，“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一道前人探索多年尚未成功的世界性难题。从根本上说，“杂交水稻”难就难在几乎无法找到那个“寡妇”，也就是那个具有“单一性功能”的母本。

上面我们说到，水稻是“雌雄同花”的，要获得只有“单一性功能”，也就是只有雌性功能的母本，要采取“人工去雄”的方法，就是要剔除雄性功能。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但操作起来太难了。

因为水稻花太小，开花时间又短，“人工去雄”要一朵花一朵花地进行，如此烦琐而细致，产生的种子数量是极为有限的，几乎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因此，这一步前辈们一直无法突破，这似乎是水稻的宿命，是人类的大限。

然而，“让人吃饱饭”的信念，令袁隆平执着地抗衡宿命、挑战大限。他坚守在那片稻田中，他的世界，就是那片稻田。

每天放下教案，他就直奔稻田，水壶一壶水，兜里俩馒头，这就是午饭了；

烈日当头，他连草帽也不戴，光着头，在毒日头下长时间烤晒，“上面太阳晒，很热；下面踩在冷水中，很凉，因为没有水田鞋，都是赤着脚”，这水深火热的感受，是来自袁隆平多年后的讲述。

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脑袋，几乎紧贴着稻穗。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镊子，一穗一穗地挨着寻觅着，连眼皮也不敢眨，生怕一眨眼就把一粒种子给漏过了。

奇迹的发现，往往就是一步之遥。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在何时何地发现，由谁来发现，看似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甚至是巧合，而这些偶然或巧合的背后，其实无不是苦苦求索的结果，奇迹一定是留给那些不离不弃而坚守的人。

那天，眼看太阳又将落山，袁隆平又将无功而返了。然而，一个神奇的瞬间出现了，袁隆平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候，在他眼里出现的是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它以鹤立鸡群的姿态，在挺立与沉重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这是一株非同一般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每一粒都分外结实和饱满。

他在心里推算了一下，当时的高产水稻一般不过五六百公斤，如果用这株稻子做种子，哪怕打点折扣，水稻亩产都会过千公斤，可以增产一倍呀，那可就不得了了！

袁隆平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我发现了好品种了，真是如获至宝啊！”

这个划时代的时刻，定格在1960年7月。袁隆平通过试种，推断出这株优异的水稻是“天然杂交水稻”。

这一重大发现让袁隆平更加地兴奋，既然有“天然杂交稻”存在，那就必将有培育出“人工杂交稻”的希望。这就充分证明了水稻的杂种优势是可以为人类利用的，只要继续钻研下去，就能揭示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奥秘和规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到水稻扬花吐穗的季节，稻田里都会出现一个精瘦的身影，那黝黑的皮肤吸收了太多的阳光，像黑釉一样反射着光芒。

袁隆平与科研小组，经过多年的杂交育种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更丰富的认识，1966年2月，袁隆平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上。

5月，国家科委的领导，获悉袁隆平的论文，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突破“水稻雄性不育”这个大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验中，对人类智慧和科研水平都是极高的挑战，意义非同寻常。

经过后来长达十年的反复实验，终于在1976年，袁隆平主导的杂交水稻制种技术成功研制，从而为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没有经历过饥荒的我们这代人，也许还不能深刻理解“杂交水稻”发明的伟大意义。

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一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就是“人地矛盾”。随着人口急剧膨胀，而耕地的发展跟不上，当人民要挨饿，社会秩序就会崩溃，农民就会揭竿而起，就导致改朝换代。

中国从大清末期到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的亩产依然是300公斤。在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大会上，西方专家有这样一个“末日的预言”，说中国的资源无法养活10亿人，未来必然爆发饥荒。

这绝对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成绩骄人，可农耕的效率一直没有很好的提升，亩产的产出没有很大的改变。

到了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粮食危机就十分严峻，局部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正如管仲所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的粮仓充足了，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了，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吃饱饭”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这个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权利和自主呢？

在一次采访中，袁隆平就说他年轻时，大家都吃不饱饭，他就亲眼见到过有人活活饿死，记者问：“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而袁老马上回答道：“不再有可能了”。

为什么不再有可能呢？为什么中国人可以不再挨饿了？那是因为有了杂交水稻，这个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众所周知，被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

1985年10月，袁隆平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这一含金量极高的权威奖项，标志着，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杂交水稻，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正式认定。

杂交水稻的推广，令我国2004年的水稻亩产实现700公斤；2011年，实现900公斤；2014年，实现1000公斤；2020年11月，实现了双季稻1530公斤；对比历史数据，真正实现了跨越，增长了3-5倍以上。

袁隆平的功业和贡献就在于：中国人挨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等大家都能吃饱饭，他就走了。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有人说，袁老撑到下午才离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担心大家中午都要吃饭，冥冥之中，他连走的时候，都在担心我们吃不好饭，让我们先把饭吃完再说。

不管如何，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就是他一生的心愿。

好了，《袁隆平的世界》这本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了。有人说，袁隆平“择一事、爱一人、终一生。”他一辈子在做的事情，就是“让人吃饱饭”，那他一生爱的那个人是谁呢？

一个伟人的一生成就，从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袁隆平面对的既是一个世界的难题，同时他也要面对人生的难题。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年代，他就差点要挨批斗了。

我们这代年轻人，恐怕很少人知道“挨批斗”是什么意思，而我们父辈那代人没几个不知道。

“挨批斗”，就是遭受批判和斗争，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中，“批判斗争”是常见的事，是那个错误年代的特征。

那时，批斗的对象并不十分清晰，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而只专业务、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常常是挨批斗的对象。

袁隆平的母校西南农学院，有一位被指走“白专道路”的院长，就挨造反派批斗了。更可悲的是，在外面蒙受羞辱，伤痕累累地回到家，而妻子又宣布和他划清界限。

令一个人彻底绝望的，往往是亲人的绝情，那位院长就在精神崩溃中上吊自杀了。

袁隆平，这位眼睛只盯着稻穗，脑子只想着农业科研的知识分子，就曾经被人劝告不能走“白专”道路，而他却风趣的回答：“我走的不是白专道路，是白米道路。

都要大祸临头了，他还有这心思开这种玩笑。其实，他虽然一厢情愿地想成为一个游离于政治之外的逍遥派，但心里也非常明白，在那场龙卷风般的运动中，非但无法逍遥，还可能是在劫难逃。

袁隆平的名字很快就出现在批判和揭发他的大字报上，大字报足有一百多张，从他的家庭出身，到他宣扬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帽子一顶接一顶扣过来，要被人彻底的清算，看来在所难免、迫在眉睫。

而最具杀伤力的，是说他带学生搞科研，是“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女走白专、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要将他往死里整的节奏啊。

自己的命运会怎样，袁隆平比数自己有几根手指头更清楚。因为，当一个人被内定为“牛鬼蛇神”，首先会受到舆论的攻击，紧接着就是挨批斗、进牛棚，接受劳动改造，这套程序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袁隆平忧虑的倒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为妻儿担心，因为这时正好大儿子刚出生不久，妻子邓则还在坐月子。他真不知道怎么把被贴了大字报这个残酷的消息告诉妻子才好。

而袁隆平不知道的是，妻子之前抱着孩子已经去看过那些大字报了，她也很清楚丈夫将会遭遇怎样不堪的命运。

在袁隆平跌跌撞撞地奔回家之前，妻子一直泪盈盈地抱着孩子，独自想着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而一听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她就赶紧抹掉眼泪，脸上还带着那种天然的淡淡的笑意，装着没事儿一般。

当袁隆平不知怎么开口时，她抬眼看了看丈夫，又轻轻地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低声说：“我都知道了。”

说到这里，我们插入说一段袁隆平和邓则这一对，是怎么“闪婚”成为夫妻的。

邓则最早其实是袁隆平的学生。说是师生恋，但两人在学校里还没那个意思。

他们两人有了那层意思，是邓则毕业好几年后的事，还是身边的好心人充当业余红娘给撮合的。

这年，袁隆平已经34岁了，邓则26岁。这在当时，两人都属于晚婚的年龄了。

这么晚还没谈成对象，跟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好有关系。一个是大地主家庭，另一个是国民党旧军人，背负着历史原罪的十字架，婚姻就成了一个大难题了。

不过，他俩背景相似、趣味相投，爱神看来也挺爱眷顾那些物以类聚的人的。

一次，他们所在的地区举行职工业余篮球赛，邓则是县里女子篮球队的队员，而赛场正好选在袁隆平任教的安江农校的球场。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那些热心的同事纷纷提议，干脆趁热打铁，给袁隆平和邓则把喜事办了。

恋爱几个月来，邓则还是第一次走进袁隆平的单身宿舍。这又有点像突然袭击，搞得袁隆平有些狼狈和措手不及。

邓则此时也不知道办喜事这码事，她以为只是进来歇息一下。刚打过球，她想找一个脸盆洗洗手。

进门一看，一间木板房，一个狭小的空间，天哪，这单身汉的房子，凌乱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怎么描述了。

除了中文和英文书籍和资料算是有点规整，其余的物件，那个乱字都不堪形容。

邓则手脚很快，几下就把屋子干净利落地收拾好了。这一切是那样自然，仿佛她已是这屋子里的主人。

袁隆平搓着手站在一旁，看着这样一个勤快能干的未婚妻，又是感激，又是惭愧。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脸盆，拿起来一看还有几个透亮的漏眼。看着邓则那吃惊地张大了的嘴巴，连舌尖都吐出来了，袁隆平红着脸，低着头，尴尬地将脸盆歪在一边，才接了一点水给邓则洗手。

那点儿水，连手也没有打湿。邓则忍不住笑了，却没笑出声，只紧紧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小嘴。

如果换了一个姑娘，很可能像受惊了的兔子一样吓得逃走了，但这一幕不但没有破坏袁隆平在她心中的形象，反而让她更平添了几分敬意。

就是在这样简陋、艰苦的环境下，袁隆平还一直在钻研他的专业，一直没有放弃自己追求的梦想。

在袁隆平的内心深处，还怀着某种邓则暂时还不太了解的志向，但女孩能够感觉到，这个男人一直顽固地执着于一个念头，她喜欢他的顽固，或叫着顽强。

这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姑娘们求爱的眼光，但邓则还真是有不同于一般姑娘的独到眼光，她能够在袁隆平那不修边幅的外表和不加掩饰的脾性之下，看见一个内心丰富而又真诚的袁隆平。

有句话说，爱是深深理解和全然接纳。当不需要刻意掩饰时，内心的神性就绽放了。

那天篮球比赛中场休息时，袁隆平把邓则拉出来，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就去领结婚证了。

邓则哥哥说：“有这么急吗？好歹把比赛打完啊。”袁隆平说：“篮球比赛可以明天再打，今天结婚比较重要。‘’

很多年后，当袁隆平谈起自己能被邓则接纳，都会说到：“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我的时候，邓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求婚。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她始终和我在一起。”

袁隆平后来被人贴大字报，将要被揪出来批斗的时刻，就是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之前说到，他正犹豫不知道怎么开口，邓则就说她知道了。

袁隆平的声音也很低沉：“你知道了就好，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就要上台挨批斗了。”

邓则平静地看了看他，淡淡地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吧。”

只有过来人，才知道邓则说“我们一起”这句貌似平淡的话有多么不平凡。

妻子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让袁隆平感动了一辈子。每次提及此事，袁隆平就发自肺腑地欣慰和感慨：“这是我一生非常大的安慰之一。”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人间常言，也是人间常有的事情。

特别是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在一场场剧烈的运动中，多少看上去很美好的爱情顷刻间就露出了其脆弱的本质，那手牵手徜徉于花前月下的恋人，如惊弓之鸟般地飞散了。

还有多少原本恩爱的夫妻，在所谓“大是大非”面前，你我划清界限、互相揭发；又有多少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变为政治斗争的斗角场，好端端的家支离破碎，成为运动的牺牲品。

邓则说不行就一起去当农民，这里的“一起”二字，是如此弥足珍贵。风和日丽在一起、寒风暴雨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家应有的样子。

他们就这样，下了不管怎样都在一起的决心。

说来奇怪，当晚没有什么动静，接下来几天也风平浪静，这异乎寻常的平静，反而让袁隆平心里愈加悬着一块石头。

这样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一天下午，工作组的王组长忽然通知他：“老袁，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结果，王组长的一番话，不仅仅出乎袁隆平的意料，简直可以说令他喜出望外。

王组长说：“老袁啊，毛主席教导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也要搞一块丰产田，你呢，就给我们当技术参谋吧。”

如此突然，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袁隆平能逃过这一劫，是他的人事档案里的一份红头文件救了他。

那是国家科委九局发给湖南省科委的公函，责成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研究。

这样的来头，可真把王组长和几个核心人物给吓傻了，他们当即拍板：“袁隆平是理所当然的保护对象！”不但不可以批斗，还要大力支持。这样，袁隆平总算可以理直气壮的搞科研了。

1966年2月，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正是这篇论文，开启了他的水稻深度科研之路。

论文仅仅四个版面，特别简洁。但是，中国人开始能吃饱饭，就肇始于此。

而同时，也是袁隆平从此整天不着家的开始，因为，他要追着太阳走。

水稻是喜欢阳光的作物，必须追着太阳走，去岭南、海南、云南等光合潜力高的天然大温室繁殖育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这样将大大加速试验的进程。

时不我待啊，袁隆平充满了只争朝夕的急迫感。而他第一次去岭南育种，是他最不该离家的时候。

那是1968年2月14日，那是袁隆平一生难忘的日子，还有十来天就是春节，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刚降生三天。

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却要抛下头裹毛巾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一去数月，情何以堪哪。

袁隆平看着妻儿，久久不忍离去。邓则依依不舍地看着即将远行的丈夫，却催他早点动身，还平静地调笑着说：“等你回来了，孩子说不定都会叫爸爸了呢。”

袁隆平背上行囊，带着助手，踏上了南下的旅程。而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一个前奏。

他们原本都是天性快乐的人，原本可以成为一对快乐夫妻，而人生与命运的造化却让他们成了一对患难夫妻。

且不说他们在那风云激荡、变幻莫测的时代中经历了多少危难，只说那年复一年的南繁育种经历和二十多年的两地分居，对谁都是漫长的磨难。

这对聚少离多的夫妻，就这样离离别别、来来回回，习惯成自然地过了几十年。

有一年，袁隆平就回过一次家，住了一天，就从电台里收听到海南正遭遇多年未遇的低温阴雨天气。

他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这种天气会给正在培育的杂交水稻父母本带来恶劣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花期不遇。

他开始收拾行李时，一家老小都看着他，可他还是很坚决地背起了行囊，奔向了海南。

还有一年，他好不容易回家了，那时他的家还在安江，他原本打算在家住上十天半月的，结果连行李还没来得及解开，一个电话打来，要他当晚就赶到长沙，那真是前脚刚踏入家门，后脚就要走了，可妻子从未拖过他的后腿。

屈指一算，从1964年到1990年，在这二十六年里，他和家人基本上是两地分居，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湖南或海南的试验田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外讲学或参加会议，安江一直是杂交水稻的基地，他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虽说是在安江度过的，但大多数时间也是在试验田里度过的。

而每次当袁隆平，一个疲惫的归人踏进了家门，妻子一定会给他递上一杯清茶，然后用关切的眼神，微微倾着身子看着他，打量着他。

虽是久别，但袁隆平一下就找回了家的感觉，家有妻儿，便是安慰；有恩有爱，便是温暖。

只有经历过患难，才更懂得爱。如果事业是一生执着的坚守，爱则是一生的承诺，在浑然不觉中完成。

袁隆平从未轻易说出一个爱字，但他像珍惜有限的生命一样，珍惜着一声不吭的爱。他也曾说过：“爱是一份长久的承诺；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中，哪怕是一个会心的微笑，擦一擦地，洗一次碗，陪爱人逛一次街，都是幸福的，值得回味的。”

但遗憾的是，那么平常的擦地洗碗的活，他想多干一次，都很难。

袁隆平对家人深感愧疚，然而，他却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大地苍生。

他曾经在心里一次次发誓，只要有机会就要多陪陪家人，但要实现这个“誓言”，比兑现他心中的梦想，不知道要难多少倍。

那个梦想，是他全身心的投入，是他与世界达成的生命契约，为了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也为了让地球村里的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他尽力了，也尽心了。

世间举凡可敬者，皆为追梦之人。追梦人，国家和社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好。

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国情怀。

有句话讲得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位梦想家，背后都是家。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便有了一个理由去坚强；而身后若有一个家，心便有了栖息的地方，不用流浪。

年少时，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辽阔，长大后才惊觉：世界再大，抵不过有人等你回家。

2016年12月，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过：“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因此，像邓则那样，为成就丈夫的梦想，操持好一个家，默默地在背后做梦想的支撑人，也一样可敬。

心中有牵挂，就给了我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有家有人爱，日子再难，也能向阳而生。

余生太短，没那么多来日方长，有梦赶紧追；家庭温暖，有家的人是幸运的，有空赶紧回。

人生有幸；有梦追，有家回。

好了，《袁隆平的世界》这本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了

袁隆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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