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第3章 《从改革到衰落》之一

第3章 从改革到衰落 之一

“改革”是理解11世纪宋代政治的关键词。

宋真宗时期，建立了一整套成功且持久的行政体制，朝廷能很好地平衡每年的政府决算。但到了宋仁宗在位初期，由于过去十多年间对财政问题的疏忽和管理不到位，国家军费日益增长，导致了巨大的财政危机。11世纪40年代，有人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改革方案，却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效果。仁宗在位末期，尽管经济繁荣，财政收支却入不敷出，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安石发起了这场宋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引发了一系列空前激烈的争论，甚至在北宋于1127年灭亡之后，有关这场改革的论辩依然甚嚣尘上。

早期范仲淹的“小规模”改革

派系斗争在中华帝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在宋代，斗争的两派界限很难描绘清楚，大部分职业官僚属于所谓的保守派。他们中最著名的便是宰相司马光。他的信条是：“天子之职莫大于礼。”

和保守派观点相反的是抱有现实主义态度的高官。他们大多出身寒微，更关注大众利益和百姓疾苦。两派官员都视改革为挽救王朝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两派各自的所有主张都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

范仲淹、李觏ɡòu和韩琦在早期的改革运动中站在了风口浪尖。整个改革运动随着军费开支问题的争执，在1045年达到了顶峰。宋代的职业常备军一直因其无能和对国家财政的严重压力而饱受诟病。真宗时期，75%的国家税赋收入被用于军费开支，而且每年开支的增长速度都令人担忧。据记载，1020年，军队总人数已经有91.2万。到仁宗在位时，军队人数达到了125.9万。40年后的神宗在位末期，军费开支可能已经占到国家预算的80%。

1038年，宋朝与邻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这一年，党项统治者李元昊拒绝了宋朝的封赏，宣布建立西夏王朝，他也登基成为西夏的景宗皇帝。位于黄河西边的中兴城（也就是今天的银川）被定为都城。其领土包括了今鄂尔多斯地区、宁夏的中部和甘肃河西走廊，其南部和东南部与宋接壤，东北部与辽接壤。除了党项的统治阶层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西夏帝国的总人口数可能有300万，其中包括汉人、吐蕃人、回鹘hú人、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族群。

西夏景宗因文武双全而声名卓著。他熟悉汉藏语言，读过佛经和有关律法、占卜的书籍。1033年至1039年间，他把许多其先辈从中原朝廷中习得，并已经采纳过来的礼仪进行了修改，以强化党项自身的文化传承。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下令所有男人必须剃掉头顶的毛发，只留两侧太阳穴的头发——这种发型使他们与汉人明显区别开来，而与契丹人的流行发式很相似。他规定三天之内不按规定更改发式的人将会被处死。1036年他发布了新创制的党项文字。这套文字由6000多个字组成，是一种表意文字。

党项人并没有保留一支常备军，而是对所有15到60岁身强力壮的男子进行征兵。这些被征来的兵士要为10天的任务准备好充足的军粮和武器装备。当这群可怕的战士于1038年开始进犯宋朝边境时，宋仁宗还不准备放弃对党项的控制权及领土。他马上命令关闭边境上的贸易榷场，并把党项皇帝曾进贡给宋朝的马匹和骆驼返还给党项人。但是 1040年后不久，党项军队就开始了对宋帝国西北地区的劫掠。

1039年，改革家李觏ɡòu意识到宋朝所面临的军事挑战，他写成了《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在宋代，每当有人提出改革想法时，提出者总要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出依据；这一次，李觏就引用了孔子的《论语》。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李觏看来，如果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并维持稳定的边防，就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扶持一个更加强大的农民阶层，并对财政开支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天赋甚高、好危言直谏的改革派首领范仲淹批评宰相吕夷简过分徇私偏袒，同时规劝仁宗做一位英明的统治者。范的上奏震惊朝野。当时的不成文规矩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由于破坏了规矩，范仲淹于1040年被贬到了陕西边境地区。

在陕西，范仲淹与党项人进行了三年的军事对抗，这为他赢得了儒将的美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时间里，范仲淹是作为一位身披戎装的文官而不是战地指挥者，因为党项人通常不是全面进攻，而是不时地骚扰宋朝边境并与宋朝官员谈判纳贡的问题。而范仲淹则是西部边境外交事务的主要参与者。1043年吕夷简退居二线后，范仲淹继任为宰相。

范仲淹能够进入朝廷高层清楚地表明，仁宗期待所有的政治力量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起来，并且认为范仲淹是可以和党项人达成和议的恰当人选。但是，在朝中仍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吕夷简，其实更了解皇帝的性格，他确信对范仲淹的任命将只是一个过渡。范仲淹的性格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范顽固，自以为是，并且辱骂同僚，几乎没有人——甚至包括皇帝——能逃脱被他批评。这些缺点很容易被反对者利用。

1043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显示了他一往无前的勇气。他在上书中条列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内政改革计划，特别是提出要“择官长，明黜chù陟zhì”，使帝国官僚体制更加有效率。他也建议进行一些脚踏实地的改革，如加强对农业的管理，提高桑蚕产量，开挖沟渠，开垦荒地，并削减县、州等行政单位下属官吏的数量，以减轻人民所承担的徭役负担。但他奏章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组织地方军队充实武备，以减少军费开支。他的主张，被称为“庆历新政”。

然而，无论范仲淹还是他的改革同道，都既无经验也没有能力看穿反对派的谋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庆历新政遭遇失败的最关键因素是仁宗皇帝不愿也不想支持范仲淹。当朝廷上的争论发展为个人攻击时，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宣告彻底失败。

保守派们指责范仲淹及其同道私结“朋党”。在宋代，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保守派官员和他们那些依靠裙带关系而升迁的下属们，不允许统治结构中出现所谓“忠诚的反对派”，也不允许在政治活动中出现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欧阳修在1044年春写成的著名奏章《朋党论》中热情地为朋党辩护。他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而由于朝廷中反对者太多，欧阳修的奏章又上得太迟，已难扶大厦于将倾。然而，范仲淹及他的同僚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正直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了宋代士大夫们的政治自觉性，后来的史学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044年范仲淹参与了宋朝与西夏和约的谈判，并最终实现了合约的签署。和约规定，宋对西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宋称西夏皇帝为“国主”。至少在当时，宋仁宗对此还是颇为满意的。和约签订后三个月，范仲淹重返朝廷后的第二次政治生涯也结束了。1045年初，范仲淹和他的改革同道富弼辞去官职。范仲淹主动请缨前往陕西边疆任职。在其生命中的最后8年，他在当地转任多个官职，再也没能重返朝廷。

吕夷简从前的下属们立刻重新得势，他们当然不愿为改革承担责任。在范仲淹失势后一年内，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无论大小，全部被废止。

王安石的“大规模”改革

范仲淹的改革努力失败之后，部分官员更倾向于有选择性的改革。但是在1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这个派别以王安石为领袖，要求进行根本性的、更全面的变革。

30年代到50年代间，辽、西夏和宋三方势力的制衡关系不断变化，军事调动也十分频繁，这引起了宋朝廷相当大的不安和担忧。1044年宋和西夏达成合约后，宋朝决策者一度忽视了自己军队存在的问题。但是军队数量增加导致的开支问题难以回避：45万人的军队驻防在西北与西夏接壤的边界线上，30万人驻扎在河北与辽国的边界线上，另外还有30万京城的禁军。这样的军队规模却“不能无惧于夷狄。”王安石在他1058年的奏章《万言书》中向仁宗全面陈述了他的改革思想，使王安石在朝廷中一夜成名。但皇帝当时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因而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宋仁宗死于1063年。苏轼后来在他的《居士集》序中，对仁宗时期的太平盛世有着这样的描述：“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儒家学者范祖禹也赞扬仁宗的仁政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他认为仁宗的五种美德，正是“仁君”与其他统治者区别的标志。

1067年1月25日，19岁的宋神宗赵顼xū即位。他在位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受瞩目的一个改革时代。心情急切的年轻皇帝渴望加强边疆的军事实力，收复丢失已久的燕云十六州以及其他大片北方领土。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一批可靠的顾问和忠诚的官员。

皇帝的老师韩绛向他推荐了王安石。此时，王安石正因其之前堪称典范的履职经历在朝廷中名声大噪。他出身官宦之家，祖上三代皆考取进士，这位21岁的年轻人于1042年以第四名的成绩通过了殿试。随后他在长江下游地区担任了20多年的地方官。常年的游宦生活还使他的散文和诗词写作得到了磨炼。30岁的时候，他已经和当时的一些主流政治家和文人士大夫过从甚密。

1069年，神宗任命时年47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宰相，之前是由改革派官员欧阳修担任。朱熹后来评论说：这一任命使改革获得了“千年一遇”的机会。1069年5月，朝廷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负责检查监督全国的赋税、农业、灌溉和河流防洪制度。在皇帝的热情和决心驱使下，王安石于1069年至1073年之间不失时机地推行了他的“变法新政”。

王安石的改革分为三大类别：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他的经济改革意在扶持处于社会金字塔底端的农民、商人和工匠。王安石确信，只有当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得到保障、整个社会繁荣时，国家才能强盛。他需要人民健康、富足，并且愿意为国家利益服务。

王安石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题。1069年实行了“青苗法”。即在春季稻子刚刚出芽，青黄不接时，由国家的常平仓向农民提供资金。该法令向急需资金的农民每年提供两次贷款，农民缴纳赋税时按20%的利率返还利息。这比农民向私人放贷者借贷的利率要更合理。而私人放贷的利率往往达到70%。

这项改革在官员中激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官员上表辞职以示抗议。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与其说新政节省了财政开支，不如说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官僚化。他们批评说，从金钱交易中获利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王安石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礼貌地反驳道，对借贷制度的改革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地产主，尤其是高利贷者，无疑是害怕国家的“青苗法”和他们形成竞争。在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地方州县，改革的敌对派或明或暗地干扰、推延，甚至阻止改革措施的实施。

王安石是南方人，他在朝廷中的敌人——大量是来自黄河以北的文人士大夫，以及来自洛阳的旧贵族——他们从一开始就曲解他的意图，攻击他的正直，并谴责他是一个背弃传统儒家原则的政客。王安石并未因此受挫。1070年初，在对官员进行实用的专业技能培训的尝试中，他提出要对整个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以律令研究取代诗、赋、论，之后考试科目又增加了时务策。“青苗法”和科考改革作为预热措施，为1071年王安石继续推行“保甲法”和“募役法”做好了准备。

“保甲法”的意图是使地方兵员征募制度能够适应发展的需要。这种军队的兵员储备制度，有时候也叫“志愿兵制”，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总是志愿的。1076年，有690万名男子被登记在保甲里。这意味着帝国总户数的46%要提供常备的民兵兵员。王安石希望对这些受过训练的骑兵、弓箭手、弩手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以削减正规军数量，并减轻常备军的军费开支负担。这些民兵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干农活，只在征召兵役时才自备武器装备，其费用花销只是职业军人一年费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此外，当这些组织完备、训练有素的民兵被武装起来后，他们更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民兵转化成有战斗力的部队，并让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去保卫边疆。

王安石提议将百姓住户每十户组成一个单元，称作一保。有一到两名健壮男性的住户都要出一名壮丁作为保丁。五保组成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弓和弩由政府提供，农民们在农闲时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这一整套体制将作为维护治安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在百姓中同时发挥着相互监视的作用——这种保甲制度后来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还在发挥作用。

王安石为“保甲法”找的理论依据出自先前的后周。但是，批评声音很快就来了。冯京质问道：“太祖征伐天下，岂必用农兵？”王安石对太祖用募兵而不用农兵的所谓先例不以为然，争辩道：“募兵多浮浪……非良农之比。”但他也认为：“募兵不可全无。”

在王安石看来，民兵的改革是为了解决边疆军事虚弱的问题。吕公著也为王安石的民兵改革辩解，认为这项措施可以使宋朝像唐朝一样，有效地使用民兵。

尽管在北方边境地区受过训练的民兵已经成为一支颇具规模的军事力量，并且这支力量的费用开支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但是以“保甲法”为代表的改革始终没有完成。如果神宗后来没有和西夏开战，并战败，如果在他死后新法仍能继续执行，这项改革其实很可能会成功。但是在1086年至1093年间政府废除了新法，且之后再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边疆军事虚弱问题。

当时地方上实行按户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制度，这些差役由地方上数量相对较少的本地官僚家庭承担。王安石的另一项新政——“募役法”试图废除这个积弊已久的制度。他建立了一套新的分级纳税制度，以田产和家庭财产为基础，一年纳两次现金税以代替服役，除了最低的两个等级可以用服役来履行义务外，其他等级的家庭都要遵守规章制度，以现金实物来纳税。征收来的税款被用来雇用职业化的军人。这使那些有能力的军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此外，王安石还希望这个制度能一箭双雕：即减少地方上的贪污腐化。这个改革方案一开始推行便遭到了强烈批评，但王安石仍然坚持实施了这个改革方案。这笔新收入不仅用在了雇用专业的军人上，也用在了10年后与西夏爆发的战争中。

1072年，为了核实税赋登记，王安石推行了土地丈量调查，这使得朝廷获得了国家财富的控制权，但这也触怒了地方实权派。王安石还推行了一项国家贸易政策，通过鼓励贸易，稳定市场物价的方式，鼓励小工商业者的发展。这也不可避免地对诸如大产业者和地方行会等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影响。

王安石与反对派的斗争持续了几年。1074年4月，由皇太后、宦官和反对派官员构成的反对派集团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指控王安石的变法引发混乱。此时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自己也已筋疲力尽。用他的话说，他有时感觉自己就是“尸位素餐”，无法推行新政。尽管神宗希望他继续履职，他还是坚持要求辞职。但到了1075年的2月，皇帝再次把王安石召回朝廷。这时，王安石意识到政治气氛已经发生了剧变：他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也饱受攻击。王安石于1076年10月终于彻底辞官，定居于其钟爱的城市建康。即便如此，神宗仍坚持改革，并任命了新的改革派官员领导政府。

王安石曾在与西夏的边境冲突中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他总是尽力防止事态演变为真正的全面战争。在他致仕后，一些朝廷官员看到了机会，想通过一场与西夏的战争来取悦神宗。1076年，宋朝集结正规军56.8万人，并调动大量民兵参战。1081年夏天，宋军从五个方向进攻西夏。但事实马上证明：宋朝大军的后勤供应与补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082年年末，在损失了60万名宋军及其同盟军队后，神宗终于认识到这场对党项帝国的战争难以取胜。他放弃了夺回王朝西北地区的希望，此时，西北只剩下兰州还在宋朝的掌控之内。可能让神宗稍感欣慰的是：西夏的人力、物资和装备也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并在之后多年内给西夏的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但对神宗个人而言，这次失败意味着他像前几任皇帝一样，仍然没能光复唐代中国的疆土。

1085年4月，神宗黯然去世，8岁的哲宗皇帝继位。高太后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进行摄政。此时，改革最激烈的反对者、才华横溢的司马光正在尽其所能地撰写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但他已经病势沉重，既不能弯膝下跪，亦无法上马，而且眼睛高度近视，牙齿严重脱落。但是，皇太后坚持让他担任宰相。司马光婉拒多次，并推荐了经验丰富的文彦博来取代他。然而，高太后需要的是一位具有公众声望的改革反对派来辅佐她，并把反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司马光最终因太后的坚持而屈服，把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奉献了出来。

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吕公著和文彦博，他们辅助司马光推行反改革措施。王安石新政的所有改革措施在七个月内全部被废除。由于健康的恶化以及推行反改革措施的急迫性，司马光并没有像他著书修史时那样，以仔细谨慎的态度处理原改革派官员的任免。守旧派的程颢在1085年被召回朝廷时认为，变法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悲惨的，但绝不能单单指责王安石。在他看来，对新政的偏见和不理性的激烈反对同样也应对时局的混乱负一定责任。

1086年，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几个月也去世了。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但是那些宣称继承王安石改革事业的人并不具备王安石那样的宽广视野和自律精神。南宋学者为了寻找历史的替罪羊，把王安石视为改革失败的罪魁祸首，尤其是把他和后来北宋崩溃之前的那些伪改革者联系了起来。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