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这天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开国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在这天不幸去世了，享年93岁。
翟去英的一生可谓传奇，她19岁就嫁给了刘亚楼，37岁时丈夫去世，此后她用了24年的时间完成了丈夫的3个遗愿，这一段美好的爱情真是感人至深。
刘亚楼此前有过3段失败的婚姻：第一段是他在老家时，家里曾给他娶过养媳。但在他18岁那年加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妻子就被民团抓走了，不久便被迫嫁往他乡。
第二段婚姻是延安时期，刘亚楼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兼教育长，与抗大的女学员员凌漪结了婚，他们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1939年，刘亚楼奉命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他学习期间，纳粹德国悍然进攻苏联，员凌漪在国内收到了刘亚楼“战死”的消息，她在悲痛万分之后，与另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
刘亚楼得知妻子再婚的消息后，虽然很难受，但还是表示理解，他安慰自己说：“她毕竟这么年轻……”
不久以后，刘亚楼又和在苏联的苏丽娃相爱。苏丽娃是我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女儿，苏兆征在1929年病逝后,
中共中央将苏丽娃送到苏联学习。刘亚楼来苏联后，由于苏丽娃俄语很好，她便主动担任了刘亚楼的俄语老师，两人在不断的接触中，逐渐擦出了爱的火花。
1940年，刘亚楼和苏丽娃结婚，但这段婚姻只延续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再次画上了句号。
1945年，刘亚楼从苏联回国来到大连，并担任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不久以后，他应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邀请，参加了由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
会上有一位年轻的姑娘上台讲话，她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身世，义愤填膺地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警惕日伪残渣余孽的破坏，慷慨激昂地呼吁人们为建设新的家园而努力奋斗。她的演讲得到了台下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刘亚楼听了以后也深受感动，他在纸上写下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并递给了韩光。
又过了一段时间，韩光对刘亚楼说：“亚楼，今晚请你去王西萍同志（中共大连县委书记）家。”
刘亚楼见韩光一脸神秘，便问他：“有任务吗？”
韩光却说：“哪里呀？给你相亲！姑娘人不错，包你满意！”
刘亚楼又问：“这姑娘今年有多大？”
“18岁。”
刘亚楼忙说：“不可以，不可以，这年龄相差太多了，我今年35岁，大她整整17岁！”
韩光却说：“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依我看，这年龄并不是婚姻不可逾越的障碍，你们不妨见面谈谈，谈不成权当交个朋友，谈成了算是你们有缘，可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
于是刘亚楼晚上穿了一身黑色西服、系着领带、穿着皮鞋来到了韩光家，姑娘已经到了，王西萍向两人介绍说：“这位是刘亚楼同志，叱咤风云的虎将；这位是翟云英同志，香炉礁小学的老师，模范工作者，一位十分能干的姑娘。”
刘亚楼发现翟云英长得十分漂亮，而且很眼熟，他问韩光：“我们是不是见过？”
韩光哈哈大笑：“你还记得上次那个群众大会吗？她就是发言代表之一！”
刘亚楼恍然大悟，他没想到韩光和王西萍会把她介绍给自己。以往他总是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但现在却如卡壳的机关枪，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结束了，尽管刘亚楼和翟云英都很紧张，但还是在对方心里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翟云英觉得刘亚楼精力充沛、谈吐不凡、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她感到非常满意。
几天以后，仍是在王西萍家里，刘亚楼和翟云英见了第二面，这一次两人没有了那么多拘束，聊得非常愉快。刘亚楼从心底里喜欢翟云英，但前几次失败的婚姻给他留下了阴影，他于是采取了“迂回战术”，问翟云英：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可蒋介石又要发动内战。我是军人，职业就是上前线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哟！”
翟云英回答说：“这些我都知道，我的父亲，就是牺牲在日本人手里的。”
然后翟云英刘刘亚楼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的父亲叫翟凤歧，是由东北逃亡到俄国的华工，他在俄国投身参加了列宁领导的苏联红军，在闻名于世的“中国旅”服役，但在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被留在伊万诺沃后方医院养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表彰那些曾作出过贡献的“中国旅”官兵，翟凤歧被安排置业，并进了伊万诺沃的一家纺织厂当了工人。
翟凤歧在工厂里经人介绍，与俄国姑娘安娜相爱并结婚，他们生下了儿子翟云海和女儿翟云英。1929年，翟凤歧带着家人回大连探亲，当时日本已经对中国虎视眈眈，翟凤歧在安娜的支持下，投身到抗日事业中去，他在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最终严刑拷打致死。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苏联红军的到来，安娜一家的生活终于好了起来。翟云英被安排到香炉礁小学当了教师，她格外热爱这份工作，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开办识字班扫盲，由于工作突出，她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刘亚楼听完翟云英的讲述后，他感到自己进一步地了解了对方：她不但有美丽的容貌，而且还深明大义，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这不正是自己多年来一直苦苦寻觅的知音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到了1947年1月，刘亚楼决定和翟云英结婚。但安娜得知此事以后，却表示反对，她认为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这不合适。
翟云英感到非常为难，她已经认定了刘亚楼，但母亲的意见她也不能不考虑。刘亚楼于是主动对她说：“云英，这件事你不必为难，我到你家里去一趟，和你母亲见一面，谈一谈，如果老人不改变她的看法，那就是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第二天，刘亚楼来到翟云英家里，一进门，他就按照苏联的传统，亲切地叫了一声安娜“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接着他便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家谈了起来。当刘亚楼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后，安娜也非常感动，她终于同意了刘亚楼和女儿的结合。
1947年5月1日，在韩光的主持下，36岁的刘亚楼与19岁的翟云英举行了热闹的婚礼。两人还没有过完蜜月，刘亚楼便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和林彪、罗荣桓一起，奔赴东北前线了。
此后刘亚楼的工作非常忙，很少有时间陪翟云英，有一次翟云英以试探的口气向丈夫提出了这么一点“奢望”，没想到刘亚楼竟然发火说：“前方那么多部队等着我，我是去管你还是管几十万的部队？”
刘亚楼这一吼，就把翟云英的眼泪吼了出来，也感到非常后悔，认为自己不该给丈夫添麻烦。
1948年春，正值辽沈战役前夕，身怀六甲的翟云英突然病倒了。她深知丈夫公务繁忙，于是一直向他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病情不断恶化以后，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才赶到前线，将刘亚楼叫了回来。
刘亚楼赶回来以后，翟云英已经是气息奄奄了，刘亚楼怜爱地对妻子说：“病得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翟云英回答说：“我……我是怕影响你的工作啊！告诉你，你又不会治病，只能增加你的思想负担。”
刘亚楼感到非常自责，于是四处求医，终于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经过抢救，才把翟云英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翟云英也顺利在1948年6月为刘亚楼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儿子是在哈尔滨出生的，于是翟云英为他取名为“刘煜滨”。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奉命组建空军，当时我军的空军可谓是一穷二白，刘亚楼为了空军的建设，工作更加忙了。
但就在这时，上海的华东医科大学招生，准备为部队培养一批医生，翟云英的名字也在其中。翟云英起初非常高兴，但她很快考虑到丈夫的工作这么忙，需要人来照顾生活，自己应该留在他的身边，她于是决定不去学习了。
但刘亚楼知道后，却对妻子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这样做是不妥的，你今年才23岁，精力充沛，应该学习，你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多掌握一点真本事！”
最终在刘亚楼的坚持下，翟云英如愿进入学校学习，并在毕业后在空军总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刘亚楼终于在1964年病倒了，医生在为他检查时，惊奇地发现：刘亚楼患是是肝硬化转弥漫型肝癌，他的肝里的转氨酶高达300个单位，大出平常人的四指多，硬得像石头！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刘亚楼的病情后，马上作出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又特别指示：暂不要将刘亚楼同志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家属尤其保密。
但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刘亚楼也逐渐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他决定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多陪陪翟云英。有一次，他对翟云英说：“云英，有你陪在我身边，我真幸福，还记得解放初期的那次吗？你急病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可我只叫秘书送去两箱苹果，你一定还在恨我吧？”
翟云英连忙说：“不，亚楼，快别说了，那时候你太忙了……”
1965年5月7日，一代名将刘亚楼因病去世，年仅54岁。他在临终前，向翟云英提出了3条遗嘱：
1.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2.好好赡养自己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
3.帮助岳母安娜找到失散在苏联的亲人，自己曾几次因公差去苏联，但一直没好意思办这件私事，现在只能请翟云英帮他完成了。
刘亚楼去世后，翟云英一直坚强地生活着，她在医生的岗位上干到离休，并默默地抚着3个子女，他们都顺利成长成才；她也按月给刘亚楼的父亲寄钱，直到1978年老人病逝。
刘亚楼的第三个遗愿最费周折，60年代时，由于中苏友好关系破裂，翟云英一直不敢去打听失散的亲人的消息，直到1986年，中苏关系好转，她才向苏联红十字会写信，请他们帮自己寻找亲人。
一年之后，翟云英收到了回信，她的舅舅早在1937年就已病逝，但表哥柯利克一家仍然健在。翟云英非常兴奋，在她的邀请下，柯利克一家在1989年来到了北京，此时已经90岁高龄的安娜，终于在离开故乡60年之后，与亲人们团聚了！
1991年4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的清明节，翟云英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刘亚楼灵前，激动地对他说：“亚楼，我看你来了，安娜妈妈的心愿也已了却，你可以放心了！”
如今翟云英也已去世，但她和刘亚楼留下的这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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