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不大案件，居然历时三年并经过皇帝的亲自过问才得以“圆满解决”，这不是说皇帝勤政，而是说明国家的司法体系已经糜烂，官员的无能与腐败已经没有底线。如果都依靠皇帝来解决，这无疑是帝国最大的悲哀。
大清嘉庆二十年，山东泰安县。
这一年的五月二十九日半夜，在窃贼眼里这是一个作案的最佳时机，这不，一个由14人组成的强盗团伙，闯进了山东泰安首富徐文诰的家准备实施作案。
14个人团伙作案，闹得动静太大了。终于惊动家主，在此情况下，家主徐文诰立即招呼家仆和雇工霍大友、柏泳柱、徐士朋等人与入室强盗进行对抗。徐文诰还拿出鸟枪进行射击，但让徐文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强盗团伙也有这种先进的武器，窃贼王大壮、王三壮兄弟二人，一人持有一杆鸟枪，夜色之中双方进行互射。
也许是火力不足，也许是徐家的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窃贼只能趁夜色撤退，徐文诰在盗贼逃之后，立即张灯查看情况，这才发现雇工柏泳柱已中枪倒地身亡，徐士朋也受了枪伤昏厥，徐文诰一方面找大夫治病并立即报官。
在自己治理下发生如此泼天大案，泰安知县汪汝弼自然不敢怠慢，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带领衙役和仵作前往徐宅勘察。但凭借职业经验，他很快发现了蹊跷。有专业人士向县令指出，现场遗留的弹痕都是由内向外打的，而不是从外向里打的，这跟徐文诰报案所说的被围宅枪击出入太大。
徐文诰当即表示，当晚双方都开了枪，柏泳柱到底谁开枪死，他也不知道。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为了扩大事态影响，在报案之前，徐文诰还特意砸坏窗柩，把盗贼的抢劫痕迹弄得更明显一些。汪汝弼立即表示：“为了抓贼而误杀了家中雇工，一般是不会判处重罪的，衙门从轻发落。况且你家有的是银子，可以交钱赎罪。何必假装强盗入室打劫，自取重罪？”
徐文诰都无语了，我家遭遇劫匪，我咋还成了犯罪嫌疑人。但自己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夜里开枪误杀柏泳柱。随后知县扬长而去。在这种情况下，徐文诰就以重金相求，并许诺会照顾好他的家人，要仆人霍大友向知县承认盗案当晚是他开枪误击柏泳柱，理由就是黑夜中不小心打的，导致一死一伤。
这对霍大友而言，不答应，就是个一辈子的穷人；答应了，就能收到一笔巨款。况且，基本上会从轻发落。这听上去是一笔不错的买卖。于是霍大友随即答应了徐文诰的请求。而徐文诰还特意让人给霍大友找了一杆三眼铁铳，说是用的这把枪杀的人。
案子本身就很简单，事主家的仆人放枪抓贼，却不小心打死打伤各一人，但问题是这样上报无法结案，因为贼人入屋偷了东西，是否是持械伤人，情节是否恶劣，目前没抓到一个案犯，无法结案。
在这种情况下，汪汝弼将这起案件认定为入室偷窃，而不是入室抢劫。为此，汪汝弼以误杀罪判处霍大友流放，案子告一段落。官员将盗案报为窃案的方法，一般是少报赃物损失，或是贿嘱事主一同隐瞒事实。这就是当时官场上流行的基本操作，就是为了避免麻烦。
但就在结案前，柏泳柱之妻和霍大友之妻分别控告汪汝弼糊涂断案。柏泳柱之妻要求判霍大友死刑，一命偿一命。霍大友之妻则声称自己的丈夫被无辜顶包，要求还他清白。不巧的是，历城县向泰安县转发了一件公告，原来历城县抓到了一个盗贼杨进忠，他供认了抢劫徐文诰家一事，并说同伙王大壮、王三壮曾点放鸟枪伤人。
这个消息很快被徐文诰得知，现在落网的盗贼承认开枪伤人，徐文诰立即前往省城主管司法的臬司衙门进行控告，指控汪汝弼“讳盗诬良”。这还是因为徐文诰有钱有势，如果是普通人肯定就自认倒霉了。
汪汝弼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立即就把徐文诰串嘱霍大友顶凶等事也报告到臬司衙门去。从这时候起，案件就转化成为了官场博弈。时任山东最高司法长官臬司程国仁，与汪汝弼既是同乡，也曾一同在翰林院任职，两人交情甚好。接到汪汝弼报告后，他将此事交由济南知府胡祖福、候补知府钱俊和历城县候补知县周承宽手中审办。
在这次审理过程中，窃贼杨进忠突然翻供，只认行窃一事，还供称曾结伙偷窃章丘县某人的骡子，但没有获取赃物。但绝不承认误伤人命。显然这是有“高人”指点，审案的官员似也没打算深究，认可了杨进钟口供，再说还没有没抓到王大壮等人，没有口供。
而对徐文诰、霍大友等人，负责审理的官员却抓着徐文诰不放，原因是：“如果事主没有做亏心事，又怎么会做出串供顶凶这种事”？由于受刑不过，霍大友将徐文诰贿嘱的事全盘托出。徐文诰也不堪折磨，承认了自己当晚开枪击贼，误伤工人致死。同时，他把自己的鸟枪给呈上了。就此，人证、物证俱在，臬司程国仁在写给刑部的咨文里，徐文诰按“殴杀雇工”判处五年徒刑；而杨进忠等人从轻发落。可见，整个山东上下所有官员是铁了心要将这案子办成窃案。
可惜的是，刑部对于臬司衙门的报告给驳回了，刑部回文指出，口供与尸检的出入较大，验尸结果中，柏泳柱正面、背面都有子弹伤痕，“胸膛火伤一片，砂眼三十七处；脊背火伤一片，砂眼四十三处”，如果是雇主徐文诰殴杀，怎么有枪伤，且同时伤及两面？这不是殴杀，而是用火器“故杀”。因此刑部发回重审。
清朝法律规定，刑事命案经州县审理后，要经过府、道、臬、部等多级复核。审转中，各级官员需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同时也要承担共同责任。即一案出错，没有察觉出错的上级要同下级一起受罚。在具体的案件中，若民胜官，牵连的常是上下一大批官员；而官胜民，受害的不过几个平民百姓罢了。因此，上下级官员之间互相回护是常有的事。
因此面对刑部的质疑，山东官场一片紧张。虽然刑部让重审，但是，他们又怎么能够重审，此时，负责审案的是新任济南知府钱俊。刑部既然认为尸检结果与“犯案事实”不一致吗？钱俊叫来仵作张浩然、刑书孙廷麟二人重新填写尸格，原来勘验有伤的地方应该是“右胁、右腕”。最后再次对徐文诰进行拷打，再次让其承认自己点放鸟枪误杀工人。按《大清律》，徐文诰从“殴杀”雇工改为“故杀”雇工，从徒罪改拟斩罪。
作为受害者的徐文诰，在官官相护的司法体系下，竟然被推到了面临处死的境地！万幸的是徐家人有钱，徐文诰的母亲徐张氏赶紧派人前往京城都察院，直接向皇帝告状申冤。
此时，已经是嘉庆二十三年六月，距离案发整整三年。一个小小的入室抢劫案件审理来回拖沓，盗犯没落网几个，事主倒坐了几年牢。收到徐文诰案的相关材料，嘉庆震怒，马上下旨让当时的山东巡抚和舜武介入彻查，由新任山东臬司温承惠一同审理。同时将汪汝弼革职，，解除周承宽、李冈等人职务。
温承惠到济南后，首先让暂代历城知县的魏襄进行调查。魏襄奉命查看徐文诰案案卷，很快就查清了案件漏洞和突破口。而且王大壮、王三壮兄弟二人在吉林被捕，随后被押解回山东。原本就可以真相大白了，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嘉庆二十四年三月，和舜武忽然病逝，并没有赶上王大壮兄弟的归案。这案子又重新回到了新任山东巡抚程国仁的手里。
程国仁是从浙江巡抚的位子上，回炉山东做巡抚的。作为曾主办审理徐文诰案的前任山东臬司，程国仁对现任山东臬司温承惠的调查进展，内心是害怕的。此案一旦翻案，程国仁知道，自己可能前程不保。于是，他开始阻挠翻案，先通过关系将温承惠调离，童槐接任山东臬司，于是，这案子就落到了童槐手中。程国仁本来想把案子再次反转，将徐文诰置于死地。可事情在这里再次反转。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徐文诰逃居然越狱了。然后赶往京城步军统领衙门告状，嘉庆知道情况后，直接派了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带徐文诰返回山东，要求将此案全盘重审。文孚等人就到达济南，随后，提审一堂就将徐文诰释放，王大壮等盗犯按律斩首。同年十一月，徐文诰案终于结案。前后历时将近五年！
整个问责过程亦充满魔幻性，但结果是轻轻落下。前泰安知县汪汝弼，候补知县周承宽、济南知府胡祖福均被革职，前署济南知府钱俊、候补知州李冈，两人被降级调用。而罪魁祸首程国仁只是降级留任。
回看案件本身，一起普通命案，竟然被办成了魔幻奇案。若非徐文诰是一个巨富，家底深厚，还不一定能撑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但此案过后，徐家也回不到从前了也彻底败落。当地传说，徐家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存钱的，经历这场官司后，房间已被掏空了。试问，有多少人付得起如此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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