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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史道
明朝天启年间，约公元1623至1625年，西安城外崇仁寺附近，有人发现了一座石碑。
在上报给官府后，当地官员以为是一块佛教石碑，特意命附近寺庙的僧人看管，给石碑重新修建了一个底座，并加了个凉棚予以保护。
崇仁寺石碑的发现，很快在文化圈也传播开来，许多文人慕名前往观瞻。
其中，有个西安当地的举人，名叫张庚虞，也前去鉴赏。他在看完碑文后忽然发现，这个碑文记述的并不是佛教的内容，有点像基督教。
此前，张庚虞曾接触过当时天主教中国教区的主教利玛窦，对基督教略有了解。之后，张庚虞制作了一个碑文拓片，托人送给杭州的明朝著名基督教徒李之藻。
李之藻收到后，立即与当地的耶稣会士取得联系，最终确认了碑文就是关于基督教教义的。
这块石碑，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当石碑确认为基督教碑文后，国内诸多传教士也前往西安观瞻。
其中最知名的有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谢务禄和法国传教士金尼阁，金尼阁更是将碑文翻译成拉丁文，通过教会传回到了欧洲。
碑文传到欧洲后，在当时整个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在欧洲的宗教圈里流传有多种教会，他们各自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开始牵强附会地编造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关故事。
其实碑文的记载很明确，只要读懂碑文，便可一目了然。
整个碑文由汉字楷书与叙利亚古体文字组成，汉字就不用说了，叙利亚古文是唐朝前后在亚洲地区的基督教东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常用的文字。
由此，该石碑也可以基本认定为聂斯脱利教派所制作，也就是中国古籍里的“景教徒”。
其实在碑首位置，已经明显可以看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字样。
这里的“大秦”，并不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大秦”，而是指“古罗马”；景教，泛指基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中国，指的是当时的“大唐”。
此碑主要记述了唐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期间，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及景教教义教规。
据碑文记载，唐贞观九年大秦僧人阿罗本初来到长安，唐太宗使宰相房玄龄亲自接见了域外僧人。后又下诏于义宁坊建大秦寺宣讲景教。
唐朝时期，国人崇尚佛教，唐朝又是一个文化高度开放的国度，包容和接纳外在文化。
现代学者考证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约设立于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1年前后。
石碑设立后64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因当时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借用了很多佛教的概念，由此也被禁，寺庙被拆毁。
也正是在这时候，信徒们为了保留石碑，特意将其埋在了地下。
这样一埋，就是700余年，到了明朝天启年间才得以重见天日。
目前，这块石碑陈列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内，因其独特的历史考古价值，列席世界考古史上“四大石碑”之一。
与珍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碑》，珍藏于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现藏于墨西哥国立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齐名，共为世界四大石碑。
如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已成为国家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除了深邃的历史文化价值外，其独特的书法艺术，也是千百年来文人、书画家追捧的对象。
碑文末尾记载，碑文由大秦寺僧景净撰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并题额。长安京都区主教耶质蒲吉立碑。
关于吕秀岩，历史文献记载较少，但从他的书法中可明显看出，他的书法偏向中唐时期“瘦劲硬朗”的风格，深受柳公权影响，也深得“二王”笔法精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笔画细劲，露锋切笔，行笔中锋，楷书中略带行书笔意，爽利干脆中有飘逸灵巧的美感。
以横画为例，行笔中略带弧度，并非横平竖直，且重横画头尾的提按，这种“拱桥”式的处理，使得笔画极具力量感和美感。
清代书法家孙承泽评价它：“秀岩书《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秀逸道劲，唐石之最佳者。”其艺术价值之高也略见一斑。
如有喜欢书法的读者，可自行搜索查看，此处不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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