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宋本十一家注源流

2024-05-10 02:42:4469:5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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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宋本十一家注源流

下面我们再具体讲讲关于宋本孙子兵法十一家注的源流情况：

这本书是一部军事理论书籍，分为上、中、下三卷，也有多个别名，如《孙子注解》、《孙子集注》等。该书由春秋时期的孙武撰写，后经过三国时期的曹操等人注释，并由宋代的吉天保进行编辑整理。其中，孙武的《孙子兵法》和曹操的著作《曹操集》都已经被记录。关于吉天保的生平则没有详细的考证。
书中除了完整地收录了《孙子兵法》的原文之外，还汇集了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张预、贾林、梅尧臣、陈皥、孟氏、何氏等11家的注释。但有一种说法是，原本有十家注释，后由郑友贤编辑并补充，变为11家。然而，余嘉锡在《四库全书辩证》中提出，自曹操至何氏实际上有11家注释，郑友贤所说的十家是因为其中引用的杜佑注释实际上来自《通典》，而杜佑本身并没有为《孙子兵法》做注，所以如果不算杜佑，就正好是十家。因此，《书目》所说的并友贤十一家是错误的，《辩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该书在注释时遵循了“注不破经”的原则，也就是注释不会破坏原文的意思。书中对原文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列举了大量的战例进行解释。有些注释甚至还有针对注释的再注释，同时也有很多的阐发。比如，在注释“兵者，诡道也”这句话时，曹操注解为“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注解为“军不厌诈”，以及其他人的各种注解，都体现了各种军事思想的汇集。
这本书实际上是各家军事思想的汇集，对于研究古代的军事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曾经有1961年中华书局的影印宋刻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铅印本。

当我们谈到宋本十一家注时，一个疑问马上就会浮现在脑海：它是否与宋史艺文志所记录的吉天保辑的十家孙子会注是同一本书？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吉辑并没有明确列出十家的名字，而宋本也没有注明编辑者的名字。这自然容易使人将这两者混淆。但问题是，宋本的注释者并不是十人，而是十一人，他们是：曹操、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王皙、梅尧臣、何氏和张预。既然有十一家，为什么在郑友贤的遗说和序言中，他反复提及“十家之注”，并将自己的遗说称为“十注遗说”呢？这里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他可能只是大概地说了一下；二是像孙星衍、毕以珣和余嘉锡等学者所说，杜佑实际上并没有为孙子作注，他的注释其实是《通典》中的内容。如果不算杜佑，那就正好是十家。孙星衍之所以直接称道藏原本即为宋志吉辑，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可能是因为道藏中的《孙子》是十三卷，而吉辑也是十三卷（宋史艺文志中记录为“十五”，这可能是“十三”的笔误，或者是因为该书分为十三篇，每篇为一卷，另外还有两卷附录）。如果孙星衍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宋本就是吉辑。王晋卿在《文禄堂访书记》中也直接称他所见的宋本就是吉辑。余嘉锡先生也坚信原清内府所藏的宋本“实际上就是吉天保的十家会注”。如果孙星衍和余嘉锡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天禄琳琅书目》所说的“本书原有十家注，友贤编辑并补充为十一家”就是牵强附会的说法了。不过，余嘉锡先生在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误解，他认为《天禄书目》原本是说原有十家，“友贤编辑并补充为十一家”，而余先生却理解为“加上友贤成为十一家”。

二者若实为一书，为甚么卷数不侔呢？可能是同书而异刻，或者说宋本是吉辑的另一刊本。例如曹注，新、旧唐志所录即迥然有异，一为三卷，一为十三卷，而且书名也不尽同。所以原刻为十三卷，而重刻时却将十三卷（篇）又分为上、中、下三卷，这是完全可能的。再者，郑氏遗说中说得明白，“十家之说出”，他感到“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于是乃撰十注遗说。这自然是说十注之出在先，而其遗说之作在后。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此附有郑氏遗说的宋本十一家注，并非十注原刻而是其重刻呢？或者说是它的另一刊本呢？这似乎也是可以的。那么，此书是否为郑氏所刻呢？我过去也曾怀疑过这一点。但仔细考虑，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若为郑氏所刻，则不致出现遗说称“十注”而书名又称“十一家注”的情况。故可以认为是：刻者据十注重刻时收入了郑氏遗说，并以注家实为十一家而题为书名。不过这种理解毕竟还带有某些揣测性质，所以作为一种说法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它就是无可置疑的科学结论，因为除足以说明二者关系的资料尚欠充分，致使我们对有些事情很难说清之外，还有一个“第三者”给我们添了麻烦，这就是日本昌平坂学问所也存有一部名叫十家注孙子的书。此书未著辑者姓名，但却著有十家姓名，即曹操、王凌、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皞、孙镐、梅尧臣和王皙。显然，由于这十家与宋本所著“十家”出入很大，故可肯定二者不是一书。但它是否就是吉辑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在历史上，佚之于此而得之于彼者的事例是不少的。我们只能根据某些迹象作如下推测：昌平坂本十家注中的王凌、张子尚、贾诩与孙镐四家，唯贾本见于日本国现存书目，其他三家在日本则未见有著录，故可推断该本非日人所辑。而在中国，除吉辑与现存十一家注外，也不见有另一十家注被著录。故谓该本即流传日本的吉辑，亦并非无稽之谈。不过，关于该本的情况，由于我们知道得很少，所以不能作较多的论述。我们只能说无论它是否吉辑，它与宋本都不是一书。
关于宋本与吉辑及其与昌平坂十家注的关系，我们只能说这么多。下面再谈它的刊刻时间。关于该书的刊刻时间，中华书局影印本后记说：“从书中避讳至‘廓’字推断，当为南宋宁宗时所刻。”李零同志也是这种看法。我在前述文章中也曾这么认为。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出版说明则说“刻于南宋年间”，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终嫌笼统。至于说刻于南宋什么时候，是否宁宗时代，这里似乎还有些问题值得推敲。
（一）这种看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主要是“书中避讳至‘廓’字”，因宁宗名扩，而“扩”与“廓”音同义近，均读阔镬切，故依宋讳例，避“扩”则必兼“廓”而避之。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据绍定礼部韵略亦谓“廓”在避讳之列，也就是说避“扩”必避“廓”，而避“廓”即避“扩”。反言之，若不避“廓”，亦即不避“扩”。而查该书军争篇却有“廓地分利”，作“廓”。杜牧、贾林、王皙、梅尧臣与张预等家注文亦皆著“廓”字，武经孙子亦作“廓”，是原文本作“廓”，而该本仍作“廓”。由此可知，作“廓”并非由于避“扩”，而是沿袭旧文。既不避“廓”，即不避“扩”。既不避“扩”，则可推断其刊刻时间必非宁宗之世，而应在宁宗之前。
（二）再就其著录情况观之。该书最早见录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尤氏乃孝宗淳熙名臣，且大体与之同庚，死于光宗绍熙末年（公元一一九四年），亦即死于宁宗即位（公元一一九五年）之前。尤书目成书时间虽不可确知，但“遂初”之名乃光宗所赐，故其书成于宁宗之前，迨无疑问。该书既见录于尤书目，则必刊于尤书目成书之前，亦即宁宗即位之前，而非宁宗时代。
据上可知，宋本刊于宁宗时代的推断似乎是难以成立的。至于在宁宗以前的甚么时候，这也可由其讳字得知。查九地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句，何注“二贼交構”之“構”字作“ ”。作战篇“十万之师举”，曹注“購赏犹在外”之“購”字也作“购 ”，均避高宗讳。故该书必刻于高宗之世或之后，而不会在他之前。那么后到何时呢？我们知道，高宗之后至宁宗之前，这中间只有孝宗和光宗。孝宗名眘，“眘”即古“慎”字。查计篇“天者”句杜牧注有“梓慎”，火攻篇又有“明君慎之”，此“慎”字该书皆缺笔作“ ”，注中“慎”字亦皆如此，显系讳字。这说明它不避宁宗讳，而避高宗讳和孝宗讳，亦即避讳至“慎”字，而非“廓”字，所以该书的刊刻时间当是孝宗时代，而非宁宗时代。
至于刊于孝宗甚么时候，王晋卿文禄堂访书记称其刊于乾道年间。此论断虽未著所据，但书中所著刻工勉若即南宋初杭州著名刻工孙勉的话，那么，这个论断也是具有可信性的。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又录有一部宋绍兴间礼部刊十一家注孙子，并称此即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惜未见。如此，则该书或初刻于高宗绍兴，此刻于孝宗乾道欤？
二、三种宋本的传世及其版本流变该书自见录于尤书目之后，直到清初，均不见官私书目著录。清初以后，虽有私家书目著录，但也只在极少数藏书家那里流传，广大社会仍默默无闻。直到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予以影覆之后，其真实面目才大白于天下。那么，它传世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今传世宋本所见仅三，兹分述如下：
（一）上海图书馆藏本。此书四库虽不见录，但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季沧苇藏书目、延令宋版目录、传是楼宋元书目与天禄琳琅书目均有著录，是该书原为清初钱曾旧藏，后归泰兴季振宜，又归昆山徐乾学，再归清内府。书中亦钤有“袁埈”、“沧苇”、“昆山徐氏家藏”与“天禄继鉴”等印记。述古堂宋版书目又有同名之书一部，唯作二卷。传是楼书目亦另有一宋本，因无其他材料可资证明，故难辨其异同。该书于抗战时期曾随溥仪流落长春，抗战胜利后，北京隆福寺育民书店雒云培先生去东北购得此书，售与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七年该馆善本书目所录即此书。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据以影覆。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予以重印，并排印。台湾华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亦予以翻印。
（二）北京图书馆藏周叔弢先生赠足本，文禄堂访书记曾予著录。其中有明版补页，书尾有承德堂牌记，并有“高山流水”、“戎马书生”与岳飞伪印。中华据上图本影覆时，曾据以摄补（三）北图除上述周赠足本外，另藏有一残本，仅存卷下地形以下四篇，钤有“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与“常熟翁同龢藏本”等印记，是该本曾经项子京、陈子准与翁同龢收藏，并由翁捐赠，稽瑞楼书目曾著录该本。
宋本传世情况略如上述，下面再谈一谈它的版本流变情况。
要说宋本的流变，得先说道藏，因为它是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承上启下的重要传本。
该书未见元刻，至明，则有道藏本。我们知道，道教自唐、宋以来分为两派，因此作为道教经典的道藏，据顾修汇刻书目的说法，也有南北两本。而无论南北，均源于宋徽宗的政和道藏，即所谓万寿藏。元世祖因信奉佛教，曾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下令焚毁道教经典，故道藏因遭火劫而残缺不全。明初，由金陵道院重辑，并于正统间印就，分颁天下道观。孙子在“太清部”，题曰“孙子注解”，十三卷，每卷一册，前八卷在“性”字号，后五卷及郑氏遗说在“静”字号，经折装，十行十六字。民国初年，徐世昌据北京白云观赐本影摹，并缩为石印六开小本，把梵页两页合为一页，也就是把经折装改成了通行的线装，由上海涵芬楼重印。我们通常见的道藏就是这个本子。孙星衍据以校正孙子的道藏是华阴道藏，属于北藏。顾修说它是“宋人旧藏”，但实际上是经后人重修的，而且它的颁赐时间比南藏还晚，是在万历中。此道藏已不可见但从孙氏校语可以看出，它与正统道藏并非同书，二者大同而小异。例如九地篇“争地则无攻”句注文，正统道藏残缺五六处，而孙氏所据华阴道藏则与之有别，如与宋本对照，正统道藏一处为“梅尧臣曰：形胜之地，先据乎利；敌若已得其处，则不可攻”，而华阴道藏则为“王皙曰：敌居形胜之地，先据乎利，而我不得其处，则不可攻”。另一处是“张预曰：不当攻而争之，当后发先至也”，而华阴道藏则为“我欲往而争之，而敌已先至也”。其他又如：书名不同，一曰“孙子注解”，一曰“孙子集注”；计篇“令民与上同意”句孙校云“‘令民’二字原本脱”，但正统道藏却不脱；该篇“法者”句曹注“主军费用”句孙校云“原本作‘主君’，误”，但正统道藏却仍作“主军”，不误；九地篇“上下不相扶”句孙校云“原本作‘救’”，但正统道藏却作“收”，等等。这不可能都是刊刻上的问题。由此可见，华阴道藏虽非政和道藏旧帙，但亦与正统道藏有别。从其上述文字与嘉靖谈本（见下）全同且书名亦同来看，这两种刊本关系倒更密切，或者是补修时参据过该本，亦未可知。
南北道藏之间尚存有歧异，它们与宋本之间就更不用说了。书名不同，是其一；篇卷有异，是其二；其三，宋本后无曹序，而正统道藏却有。不过，这些差异都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十三篇正文乃至孙校序所说“书中或称曹公为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后，或不知何延锡之名，称为何氏，或多出杜佑宋本，上述正统道藏文字也与宋本全同，而这也是其所从出之确证。再者，毕氏叙录说：“孙子道藏（按：指华阴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兴朱氏本题曰注解。”是朱氏本乃自正统道藏出，惜已不可见，而集注本则流传了下来，其刊本主要有二：
（一）世宗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公元一五五五年）锡山谈恺刊本。谈恺，嘉靖进士，字守敬，锡山（今江苏省无锡市）人，累官至副都御史，以功拜兵部侍郎。该书之刊，乃在其督军虔台之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直称其书“即宋志所称十家注也”，并说：“皕宋楼藏书志有明刊十卷本，序失名氏，刻于万历乙丑。此书为十三卷，序则嘉靖乙卯锡山谈恺督军虔台，进武弁及生儒问之，无有知是书者，故授之梓，则刻于万历之前矣。”该书上述错乱现象与道藏无异，且于行军篇“必依水草而背众树”与“此处斥泽之军也”之间复插入三十多句，而此三十多句之次序亦颠倒，错乱不堪，书后亦无郑氏遗说。该本原系丁氏家藏，后归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又影印入四部丛刊，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北大图书馆藏有明本残卷。
（二）神宗万历乙丑（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黄邦彦刻本。卷首有程涓序，卷末有黄氏后序。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云：“阳湖孙氏校刊本称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兴朱氏刻本题曰注解，今此题集注，则知亦源于道藏。”又云：本，而四库皆不著录，则流传之少可知也。”该本于文字虽有个别校订，为校孙子所不废，但于行军篇之错乱则一无是正，而道藏则无，且题名亦同，故当自谈本出，唯改注文为双行小字夹注，体制较胜耳。北图及北大均藏有此书。
该书在明代的情况，除上述外，尚有二事值得一提：一是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录有一部明穆宗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李鞾斋十一家注孙子刊本，书名与尤书目所录相同，当是据宋本影覆。现存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周叔弢先生赠本上有明版补页，此补页或即取自李本，因该书明本未见有二。二是明曹允儒的孙子握机纬，十三卷，乃十一家注的选本。四库提要录之，并称曹字鲁川，江苏太仓人，与戚继光相友善。如此，则此书之作，当在隆庆、万历间，至迟也不过憙宗天启年间。
该书到清代，首先引起重视的是郑达。据安徽通志馆艺文考稿称，郑达乃顺、康间合肥人，字士行。他在其孙子附解序中说：“尝闻孙子有十家注，在河洛之交……久而得之淮阴道藏中，因录持归。又数年，有附解之作。”可知此书也源于道藏。唯其书不传，影响也不大。而成就最大、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的，要数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了。孙星衍，是乾、嘉间的著名经学大师，他在其兵法序中说：“曩，予游关中，读华阴岳庙道藏，见有此书。……又从大兴朱氏处见明人刻本。……传本或多错谬，当用古文是正其文。适吴念湖太守毕恬溪孝廉皆为此学，所得或过于予，遂刊一编，以课武士。”他以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主要依据通典、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也作了许多校改，并据宋志直题孙子十家注。由于他的努力，这一传本系统，经过数百年的沉寂，终于取代了武经而跃居主导地位。此后，直到宋本十一家注影覆问世，整理研究孙子者，大都以他的校本为依据。孙校本刊本很多，共约二十馀种，由于大都能见到，所以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刊本虽很通行，但文字却有些问题。嘉庆二年观察署本虽刊刻较早，但校对似欠精善，除留有墨台多处外，还有大段漏刻注文的现象。军争篇“此治气者也”句，竟漏刻李筌、杜牧、陈皞、杜佑、梅尧臣和何氏等家全部注文与张预的部分注文共四百七十馀字。光绪三年浙江书局刊刻二十二子，用的就是这个刻本。而浙江书局本却说是“据孙氏平津馆本重校刻”，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不仅这两种刻本漏误相同，而且平津馆丛书内只收录有曹注本，十家注本是收录在岱南阁丛书内。岱南阁丛书所收观察署本是据嘉庆三年（公元一七九八年）本重刻，该本虽也存有若干墨台，但却没有上述情况。以后凡据该书重刻重印的，如丛书集成初编，自然也就无上述现象。但据浙江书局本重刻重印的，如四部备要与诸子集成等，则都有缺漏。而备要本讹误尤多。这一方面说明，孙校本的流传也有着不同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说明，该书传本也并不都是善本。相比而言，岱南阁及其传本较善，其中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杨霖萱校本刊印尤精。
关于宋本在明、清两代的流变情况略如上述，这里再提一提以它为代表的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各本在国外的流传情况。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日本，有宽永六年（公元一六二九年）官刊本，宽文九年（公元一六六九年）村上勘兵卫本，天保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二年）官刊本，嘉永六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活字重印本，大正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富山房汉文大系排印本与昌平丛书本等。在朝鲜，有明永乐七年（公元一四〇九年）活字本与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枫山官库本。
三、曹注单本与其他各单注本的命运
由于该书是辑注本，既集中了众家之长，又为学者提供了方便，所以它一问世，各单注本就好像完成了任务而退居幕后，而且大都先后销声匿迹，唯有曹注本尚留传至今。
如所周知，曹操不但“料敌制胜，变化如神”，而且又“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于戎马倥偬之际为孙子作注，使孙子兵法进入了注释的新时代。他的注虽不能说尽美尽善，但却简要质切，多得孙子本旨，而且又据其御军三十年之经验，对十三篇原意多有发挥[7]，故为后世所推重。而这也正是其注能得以长期流传的原因所在。其注，阮孝绪七录录之[8]，唯作二卷，旧唐志作十三卷，新唐志又复三卷之旧，并题曰“魏武帝注孙子”，宋志同。而晁氏读书志则作一卷。与他家合刻而以辑注形式出现者共有五种，即曹、王（凌）集解，曹、萧（吉）注，曹、杜（牧）注，曹、杜、陈（皞）、贾（林）、孟氏五家注与吉辑十家会注。显然，十家注或十一家注就是在曹注、曹杜注与五家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武经所收孙子亦为曹注，而且只有孙子有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元丰六年，国子司业朱服承诏校定武经，孙子止用魏武帝注，馀不用注。”此带注的武经孙子当即宋以后曹注单本的重要版本来源。不过，孙诒让说它是“唐以后删定之本，注文简略不全”。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孙吴司马法所收宋本曹注当即从武经中抽出而与吴子、司马法合刻者。此本乃顾之逵小读书堆旧藏，并由其弟顾广圻影摹刊行。关于这一点，孙序说得明白：“孙子三卷，魏武帝注……宋雕板，嘉庆五年属顾茂才广圻影写刻板于世。”顾氏藏本现已不知去向。据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续录称，他曾见过此书，并说书中避讳至“慎”字。如此，则系孝宗时所刊，与十一家注大体同时。
曹注明本，北图除藏有武经二十五卷本与孙子、吴子五卷合刻本外，还有清徐乃昌校明刊丛书零种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嘉靖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年）陈旸校刊本，惜未见。另，严灵峰知见书目又录有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至清，所见亦有十馀种，主要如：四库孙吴司马法抄本，孙星衍嘉庆五年（公元一八〇〇年）平津馆丛书本，张皋文校博物志本，张惠言校汉魏丛书本，王念孙校（王懿荣跋）抄本，庄肇麟过客轩刊印本，同治半亩园兵法汇编本，同治十年（公元一八七一年）淮南书局重刊孙氏平津本，光绪甲申（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朱记荣重刊平津本，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成都志古堂本，光绪间成都运筹山房写刻左枢笺注本，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等[12]。曹注本在日本，有天正八年（公元一五三〇年）抄容安书院藏本，庆长五年（公元一六〇〇年）活字本，宝历甲申（公元一七六四年）冈白驹校刊本，天保四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官刊平津本，明治十六年（公元一八八三年）据宋刊铜板本，以及昭和四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东京文求堂影印平津本等[13]。
关于曹注本的情况，略如上述。以下再分别谈一谈其他各家注本的情况：
孟注。孟氏名字及籍贯、身世均不详，隋志和孙校十家注序都说他是南朝梁人。晁氏读书志说他是唐人，是不对的。其注，隋志作“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新、旧唐志则题为“孟氏解孙子”和“孙子兵法孟氏注”，均作二卷。宋以后，除通志略外，官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孟注虽早，但甚简略，影响不大，故早亡佚。
李注。李筌约为唐开元、天宝间人，曾隐居嵩岳少室，潜研道教，著有阴符经疏与太白阴经，后由“少室布衣”而升任荆南节度判官，最后官至刺史[14]。晁氏读书志说他“以魏武所见多误，约历代史，以遁甲注成三卷”。其注，旧唐志失载，新唐志作二卷，宋志作一卷，通志略同，而读书志则作三卷。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亦见录之，但明、清史志及清人私藏书目则均不见录，是至清亡佚。
贾注。宋志所录五家注有贾隐林，或即贾林，如此则贾氏乃唐德宗时人，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之门客，曾为李说王武俊而破朱泚。封武威郡王，拜神策统军。其注，新唐志、宋志与通志略皆录之，并皆作一卷，亦颇简略。
杜注。杜牧是曹操之后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注家。如所周知，牧乃佑之孙，长于诗文，为晚唐名家之一。不过，他也“慨然最喜论兵”，且敢论朝廷大事，刚直有奇节，主张削藩固边。其注孙子之举，或即期有所用也。其注疏阔宏博，且多引战史以为参证，对孙子本旨多有发明。然牧乃一文士，才情有馀，而学力未足，且乏实战经验，故其失亦往往有之，并多为陈皞所攻。其注除被收入曹杜注、五家注与十一家注外，亦有单本流传。新唐志录之，尤书目亦录之，宋志作三卷，晁读书志同。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却作二卷，疑误。杨士奇明史经籍志与钱遵王藏书目录亦均录之。北大图书馆藏有抄本一卷，卷首有“明钱塘章斐然阅”字样，且题“唐杜牧注”，但其注文却多同曹公，并除十三篇外，又有“齐勇”和“详敌”等篇目，而其内容却由九地摘出，如此文字篡乱，漫无体例，决非杜注正本。陈注。陈皞盖晚唐人，馀未详。晁读书志云：“陈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疏阔，更为之注。”欧阳修孙子后序云：“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皞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15]对牧注之短，陈注确有补正，但就总体而言，其成就贡献则较杜注不逮远甚。其注，新唐志、宋志与通志略录之，均作一卷，而晁读书志则作三卷，焦竑国史经籍志同。清未见录，是已佚。除十一家注外，日昌平坂十家注亦予收之。
王注。晁读书志云：“王皙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并说：“仁宗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这也就是说，王皙是仁宗时代的人，但却未详其身世。又，宋龚鼎臣东原录记有一个名叫王哲的人，并说他是真宗天禧间人，与晏殊同时，官至翰林学士，著有春秋通义和皇纲论。学者或疑王皙即王哲者，严灵峰知见书目就将此二人合而为一，并直称王皙乃天禧间人。不过看来二王似非一人。若是一人，则宋志决不会只著录其春秋通义和皇纲论，而不及其孙子注，故当依晁说。如依晁说，则王皙与梅尧臣同时或稍前。梅尧臣主要活动在庆历时代，那么，王皙就可能也是庆历时代或稍早的天圣时代。其注，除见收于十一家注与昌平坂十家注之外，未见宋志著录，而晁读书志、通志略与焦国史经籍志则录之。至清则未见，是已佚矣。
梅注。梅尧臣，宋史有传，与欧公同时，并为诗友。其注虽不若曹注之深微与杜注之详实，然亦简切严整，堪称佳作，故为欧公所推许。但朱熹却不以为然，说：“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的好。”应当说，两家各有千秋。其注，宋志失载，晁读书志录之，作三卷，而通志略则作一卷。明、清史志皆未见录，但清徐松四库阙书目却有梅尧臣注孙子一卷，绛云楼书目亦录之，是此书至清初曾为钱谦益收藏，后即未见。其注除见收于十一家注外，日昌平坂十家注亦予收之。
何注。宋志未录，晁读书志录之，作三卷。且云：“未详其名，近代人也。”而通志略则直称何延锡，唯作一卷。或以何氏乃五代时人，然查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何注有云“梅氏之说得之”，是其当为宋人，且晚于梅氏，故孙校本将其置于王皙之后与张预之前。其注过简，无可说处，唯其于九地篇大段录有孙子佚文，与通典所引间有异同，亦为整理研究孙子者所不废。其注，明清以后均未见录，是早亡佚。
张注。张预乃十一家中的最后一家，南宋东光人，字公立，著有百将传。其注征引战史而不繁芜，辨微索隐而不诡谲，明易通达，成就不在梅注之下。但宋志失载，晁读书志亦未见录，唯通志略录之，后亦未见。
这就是曹注及其他各注单本流传的大概情况。
四、文字得失与校勘价值
由于该书刊刻时间较早，刻工亦颇精善，而且又是辑注本，十三篇正文都是经过辑者参酌有关各本而校定的，再加上它还保存了许多异文和校语，为整理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参考意见，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校勘价值。所以自它影印问世以后，就不但取代了武经，而且也取代了孙校十家注而成为研究孙子的重要底本，这是很自然的。它确实有许多地方为他本所不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其影印后记中也谈到了一些，但它只是将明本和孙校本与之比较，而且没有指出其在文字上存在的问题。鉴于十三篇文字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十家注与武经这两大传本系统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十家注系统内部各本之间，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它同武经进行比较，也可能会更好帮助我们去全面地了解它在文字上的得失和价值。
如果我们参照汉简，把它同武经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它在许多地方与汉简相同或相近，而较武经本为优。除篇卷体例之外，再就文字观之，如军争篇“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汉简同，而武经则作“军争为利，众争为危”，似危乃由众争所致，而军争则是有利的，如此则有失孙子之旨矣。于鬯云：“同一军争，而有利有危，‘军争’字不当有异。”[18]故作“众争”于义无取。再如形篇“胜者之战民也”，汉简作“称胜者战民也”，而武经则作“胜者之战”；势篇“以卒待之”，汉简同，而武经则作“以本待之”，等等，皆似有所不逮。
再就其保存的异文来看，据粗略统计，该本保存异文共约三十则，其中有价值者亦不少。如计篇“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孟注云：“一作‘人不疑’。”又云：“一作‘人不危’。”查汉简正无“畏”字，作“民弗诡也”。曹注亦不释“畏”字，通典引文亦无此字。俞樾引吕氏春秋明理篇“以相危”，高注训“危”为“疑”，云：“盖古有此训，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可见这条异文的价值。再如行军篇“战隆无登”，杜注云：“一作‘战降无登’。”汉简亦正作“降”，简本注亦谓“‘战降’似胜于‘战隆’”，故对其异文，也未可等闲视之。
除异文之外，各家注文中也夹有一些校语，共约二十则，有价值者亦往往有之。如行军篇“散而条达者，樵采也”，李注云：“烟尘之候，晋师伐齐，曳柴从之。齐人登山，望而畏其众，乃夜遁，薪来即其义也。此筌以‘樵采’二字为‘薪采’字。”李说有理有据，值得重视。若依原文，则非唯与军情无涉，且樵采山林而致烟尘散而条达亦于理难通。再如用间篇有“因间”，张注云：“‘因间’当作‘乡间’，故下文云：乡间可得而使。”贾注义同。显然，张、贾之说亦值得重视。
上述异文和校语，亦皆有助于提高该书的价值，而这却是武经所不具有的。
不过，我们说它有许多地方优于武经本，但也并不否认它也有许多地方不如武经本。例如九变篇“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武经本无“地”字，御览引亦无。查此句下有“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即无“地”字。此乃泛言“九变”之利，而非言地利，何来“地”字？故以无“地”为是。又如九地篇有“焚舟破釜”四字，武经本无，汉简亦无，赵本学孙子书亦谓有此四字“非是”。此显系后人臆增，故亦当以无为是。至若作战篇之“戟楯蔽橹”，武经本“蔽”作“矛”，使攻防器械相对成文，亦较该本为长。
该本在文字上异于武经本而无可取者有之，即同于武经本而无可取——亦即二者皆无可取者亦有之。除上述“畏危”与“因间”之外，再如：
（一）势篇“以碬投卵”之“碬”，实乃“碫”字之讹，清孙志祖考之甚详，亦甚确。且汉简即作“段”，孙星衍亦谓当从“段”作“碫”。
（二）同篇“出其所不趋”，汉简“不”作“必”，孙校亦据御览引改作“必”，殊为有见。如依原文，则焉能使敌“劳之”、“饥之”？
（三）九地篇“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而汉简则作“（缺）以害，勿告以利”，缺处当有“犯之”二字。查上文数言“为客之道”，大谈“投之于险”、“投之无所往”、“陷之死地”、“投之亡地”等等，而此则言“犯之以利”，敢问如此则何利之有？且下文又明言“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既言“陷于害”，即不能言“犯之以利”，亦不能言“勿告以害”。故此句“利”、“害”二字当系误倒[21]。
除上述外，该本在文字上也还存在有一些错乱现象，如九地篇有“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此三句又重见于军争篇。又如行军篇于“处水上之军”之后，相隔十馀句，又突然出现“上雨，水沫至，欲涉，待其定也”一句，与上下文意皆不相属，刘寅引张贲说即疑为“处水上之军”一节之文而错简于此。至于在注文的编辑和刊刻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例如各注家的时代顺序在编排上的混乱，错讹衍夺多达二百馀处，俗体字和异体字也相当多。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应一方面珍视它，另一方面也不要认为它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当科学地看待它。
五、关于该书的校理
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关于该书校理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对十一家注进行全面校理，这应当说是第三次了。孙校算是第一次。他虽然没有见过宋本，但他的校本在近百年来流行最广、影响也最大。而对宋本进行首次校点的，则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校本。该本总结吸收了孙校的积极成果，是自此宋本影印问世三十馀年来的重要通行本。这两个本子，可以说是孙子流传史上的两座里程碑。它们的价值和贡献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尤其孙星衍，他不但依据通典、御览引文和杜佑注对十三篇经文和各家注文做了多达三百七十馀处的校勘，而且其中有很多校说，如谓势篇“以碬投卵”之“碬”字应从“段”作“碫”、虚实篇“出其所不趋”之“不趋”应作“必趋”，以及地形篇“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应作“知地知天，胜乃可全”等等，都是具有很大学术价值的。但他因受条件的限制，没见过宋本，而且过分依赖引文并不十分严谨的这两部类书，再加上他自己有时也有些武断，所以疏失之处也是不少的。原文不误而误改者有之。如计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杜佑注为“言己实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是佑以“能”、“用”为二义，这是不错的，但孙校却改为“言己实能用师，外示之怯也”，作为一义，即有失孙子之旨矣。再如形篇“九天”、“九地”句，李注说曹操“不明二遁”，这也是不错的，但孙校却改“二”为“于”，就有些疏于“遁甲”之术了。另一方面，原文有误而孙校失察者亦有之。例如虚实篇“饱能饥之”，何注有“陈正通、河间王孝恭、徐绍宗率步骑军于青州山”，这里显然有错误。陈、徐乃辅公祏之叛将，而河间王李孝恭乃唐室宗亲和负责讨叛的行军大总管，分属敌对阵营，岂能并联一起？而孙校却未置一词。再如他据通典佑注校改或增补时，对佑注的某些疏失也少纠正。例如计篇“兵者，诡道也”，通典卷一五三佑注有“息侯诱楚子谋宋”，而据左传庄公十年，息侯诱楚子所谋者为蔡，而非宋，所以佑注有失。而孙校却又改为“息侯诱蔡，楚子谋宋”，这就不但没有纠正佑注之失，而且又出现新的疏误。此外，孙氏作为“经学大师”，在文字训诂上应当是无懈可击的，但在这方面却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计篇“天者”句，牧注有“珤”字，此乃“宝”字之古体，但孙校却改为“瑶”；作战篇“十万之师举”句，曹注有“购赏”二字，“购”字本有悬赏之义，但孙校却改为“赠赏”，如此等等，都是不该出现的问题。至于中华校点本，对孙校本之失既少纠正，而且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行军篇篇首“视生处高”句，贾注有“视生为无蔽冒物色处军当在高”，该本不察“色”乃“也”字之讹，而“为无蔽冒物”乃释“视生”之义，故致误点为“视生为无蔽冒，物色处军当在高”，这就有些费解了，而正确的校点则应是“视生，为无蔽冒物也。处军当在高”。再如九变篇“无恃其不攻”句，何注有“程不识将屯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该本不察“屯”乃指军屯，且其所“正”者亦包括营陈在内，致使误点为“程不识将，屯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而正确的校点则应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点为“程不识将屯，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这就文通义顺了。其他如“安众”乃地名，而“树机能”乃人名，但都不加专名线，“华费”二字虽加专名线，但却以此为一地，等等，这类疏误也是有的。所以，它们的优点应予继承和发扬，它们的缺陷也应予克服和弥补。
此次校理共约七百馀处，即旨在以科学理性为指导，力争较全面地总结前人的整理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其积极合理因素，尽量避免上述类似疏误，争取把这一基础工作的基础打得更厚实一些、更牢固一些。我不敢说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心向往之”。
此外，关于本校的一些方法原则，我想在这里也顺便交代一下。
如所周知，阮元校十三经是只写校记，不动原文，孙星衍校十家注是边改边记，而本校则是从原本实际情况出发，做到有所改而又有所不改。有所改，是因为原文确有许多错讹衍夺之处；而有所不改，则是为了保持原本的基本结构和风貌，故校改重点主要放在刊刻的疏误上。例如计篇“因利而制权”，李注“谋因事势”之“势”乃“制”字之误，而牧注“势夫势者”之上一“势”字乃衍文；九地篇“方马埋轮”，曹注“方，缚马也”之“方”下脱一“马”字等等。凡此之类则予改正或增删，并在校记中说明理由或根据。但如不属刊刻上的问题，纵使原文有误，一般也不改易（尤其经文），而只在校记中加以辨析，提出疑问或个人意见。例如上引“以碬投卵”之“碬”字乃“碫”字之讹；行军篇“军无悬缻”之“缻”乃“甀”字之误；用间篇“因间”乃“乡间”之误等。这些虽都是错误，但各本皆如此，而且唐、宋以前人的注说已经如此，说明它们都是在原本问世以前就存在的长期沿误，而非原本编辑或刊刻上的过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在校记中指出其错误，原文则不作改动，而不是“有错必改”。不过这里又有不同情况，兹分述如下：
（一）原文虽觉有疑，但在缺乏充分理由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不“持胸臆为断”（戴震语），而只在校记中提出疑点。如谋攻篇有“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两句名言，诸本无异文，诸家亦无异说，但我感到它应作“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如此才符合孙子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劣势分散之敌的思想，而且也能找到历史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就有“十则围之，倍则战”的说法。所以，据此改动原文，也不为无据。但查后汉书袁绍传却又引作“十围五攻，敌则能战”，而且也说这是“兵书之法”。这样，就不好贸然改动原文，而只在校记中提出这个问题。
（二）虽有异文、异说，但此异文、异说并不可取，例如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潜夫论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长短经又引作“将者，勇、智、仁、信、必”，即无可取。又同篇“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孙校谓应依通典改作“经之以五校之计而索其情”；作战篇“取敌之利者，货也”，刘寅直解谓应作“取敌之货者，利也”等，也无可取。凡此之类，也不动原文，而只在校记中予以存录，或予以必要的驳正。（三）异文、异说虽可通，但原文也可通，且均于孙子之旨无所不合者，原文也不动，只在校记中予以存录，以供参考，如行军篇“粟马肉食，军无悬甀，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十一家注各本均如此，而武经各本则作“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甀不返其舍者，穷寇也”，二者各有千秋，即不以此改彼。又如形篇“守则不足，攻则有馀”，汉简则作“守则有馀，攻则不足”。按说，据此来改原文，也是可以的。但鉴于这两种说法皆可通，只因引者的视角不同而致引文有异，而且也都各有存在的历史依据，在此情况下，不改动原文也是可以的，所以就保持原貌。
（四）有些校说虽颇有理，但缺乏必要的版本依据，如张贲说火攻篇“昼风久，夜风止”之“久”乃古文“从”字之讹，言于白天因风放火，则当以兵从之，而于黑夜因风放火，则止而勿从，以免敌人逞我也。此说颇有见地，但若据改，则乏旁证，故也只予存录，以供参考，原文依然照旧。
（五）文句错乱，例如军争与九变之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所谓“错简”问题，以及九地篇的经文重出和杂乱现象，原文都统统不动，以保持原书面貌和避免产生新的混乱。至于个人的看法，也只在校记中作必要的表述。
总之，尊重原本，但不唯古是从；保持个人思考的独立性，但不“持胸臆为断”，处处力争做到有理有据，这就是我在校理本书时所坚持的“科学理性”原则。不过，这是件十分烦琐、需要十分认真细致的工作，虽然我竭力想做到这一点，而且又特以送请陈彭先生审阅，并承蒙多所指正，但由于本人学力有限，缺点错误想必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九五秋于郑州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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