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幕。开幕式很简单，主要由当时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讲了一通召开本次会议的任务和意义后，不过20多分钟就结束了。
接着便是合影留念，100多名国民党中央委员鱼贯步出大礼堂，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坐在第一排的有汪精卫、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和张继等人，却不见蒋介石。
几分钟后，合影结束，委员们纷纷起身准备回礼堂参加下一项议程。此时记者群中突然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中拔出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并对准汪精卫连开3枪，汪精卫随即应声倒地。
会场顿时秩序大乱，此时站在第一排的张学良和张继连忙跑过去和刺客搏斗，刺客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此时汪精卫的卫士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卫士从刺客的身上搜出了记者证一张，上面写着：“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此后孙凤鸣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医生不断地为他打强心针维持生命，当局本想从他口中查出一些线索，但他只说了一句“我是被良心所驱使”后便不说话了。十几个小时后，孙凤鸣便去世了。
此事令蒋介石大为震怒，因为刺客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而且他和汪精卫一向不和，刺杀事件发生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抓住他又哭又闹，认为是他指使人干的。为了镇压反对者，也为了给自己洗清嫌疑，蒋介石马上下令彻查此案。
戴笠很快将目标锁定到晨光通讯社，他们抓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等一大批相关人员，依然没有查到什么线索，但他们发现晨光社社长胡云卿却似烟如雾般消失了。
戴笠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胡云卿真名叫做华克之，是国民党左派中坚定的反蒋人士。此后尽管国民党特务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就是无法抓到华克之。
一年以后，华克之突然出现在了香港，他发表了题为《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的公开宣言，并坦言去年他们的刺杀目标本来是蒋介石，但因为蒋介石临时没有出场，他们只好刺杀第二号卖国贼汪精卫。
那么这个华克之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刺杀蒋介石呢？
1902年，华克之出生于江苏宝应县五里埠村一个衰落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小学毕业时为全校第一名，后进入南京省立一中读书，从省立一中毕业后，他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被免试保送到金陵大学学习。
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但华克之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在省立一中上学时，受“五四运动”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还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孙中山的一系列著作，逐渐树立了对三民主义学说的信仰。1920年，18岁的华克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4年，化克之作为工作人员随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亲眼目睹了这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的召开，为中国革命出现的新气象鼓舞不已。不久以后，他又进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担任青年部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纠集军警力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华克之的很多战友都惨遭杀害，他自己也险些遭到毒手，对此他感到悲愤不已，他曾痛斥蒋介石：“我为国民党感到羞愧，为孙中山先生感到难过，我和这个国民革命的叛徒誓不共戴天！”
蒋介石得知华克之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中有较大的威望后，决定派人去笼络他。但华克之却不为所动，他还专门写下一首诗，表达自己坚持真理的决心：
可绝六亲求民主，怎为五斗事暴君？
坚持三民三政策，钟山雨花有知音。
此后华克之集合了6000余名国民党员和左派人士在南京集会，愤然揭露蒋介石清党反共、分裂革命，以及背叛孙中山遗教、发动大屠杀的罪行，并到国民党临时中央党部请愿。结果当晚华克之就被逮捕。后来还是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下，他才得到释放。
不久以后，华克之因为得罪了国民党CC系，再次被捕入狱，并被判了死刑，幸好他的朋友、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训练部主任鄷悌说动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保他，才使他再次躲过一劫。
华克之出狱后，意识到南京已经成为蒋介石统治的中心，他于是来到了上海租界，继续他的反蒋事业。由于华克之威武不屈的品格，赢得了许多人的钦佩，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和真诚的同情者。
华克之的朋友中，既有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惘子，也有曾在旧军队担任过排长的孙凤鸣，他们经常聚在一直商讨如何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大家经过无数次的商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只有对他进行最直接的毁灭性打击，才是推进国民革命最有效的途径。
1931年，华克之等人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牛刀小试”的计划，决定首先刺杀蒋介石的帮凶宋子文练练手。他们经过侦查，获悉了宋子文从南京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和宋公馆接站汽车的车型车号，于是华克之带领6人预先埋伏在了火车站里。
刺杀当天，宋子文一下车，华克之等人便向他开枪射击，但由于烟幕弹放早了，使目标变得模糊，最终宋子文只是屁股上中了一枪，受伤未死。此次行动虽然失败，但行动人员都安全撤离了现场，也算达到了演练的目的。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以19路军为主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举起抗日反蒋大旗。华克之得知此事后，非常高兴，他曾亲自带人到福州参与其事，并积极向李济深献计献策。但内部矛盾重重的19路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福建人民政府存在不足百日便宣告失败，华克之也只好再次回到上海。
于是华克之决定直接刺杀蒋介石，他还专门请陈惘子征求共产党组织的意见。不久，陈惘子代表中央军委回复道：
“我们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是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不能鼓励大家去做暗杀工作。”
但华克之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和伙伴们进行了分工：华克之负责筹款；张维、贺少茹负责采编并搜索蒋介石的一切行踪；而刺杀蒋介石的任务，则由做过军人、枪法极准的孙凤鸣当仁不让地承担下来。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1934年11月初，华克之成立了一个叫“南京晨光通讯社”的新闻社。“晨光”是孙凤鸣取的，他说：“晨光是希望之光，我们是因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刺蒋，而不是对现实悲观失望才去铤而走险的。”
然后就到了故事开关那一幕，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华克之等人通过关系，为孙凤鸣搞到了采访的通行证。但可惜的是，蒋介石拒绝出场与中央委员共同拍照，孙凤鸣只得把刺杀目标换成了汪精卫。
刺杀失败后，尽管华克之逃脱了追捕，但孙凤鸣慷慨捐躯，陈惘子、崔正瑶等同伴都被捕遇害，令他非常悲痛。痛定思痛以后，华克之反对蒋介石罪恶统治的决心更加坚定，但他也知道依靠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刺杀道路再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了。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华克之终于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和共产党依靠人民闹革命的主张。
1937年初夏，华克之决心北上“朝圣”延安。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委托华克之带去一封致毛泽东的信，表达他们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华克之到达延安以后，受到了非常好的礼遇，他住的是单人房间，吃的是小灶。更令他感到激动的是，毛泽东要亲自接见他！
1937年5月4日下午3点半，一位同志把华克之带到一间瓦房内，他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感到非常亲切、温和，紧张的心情一下就放松了下来。
华克之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感慨地说：“晨光社同仁和无辜被株连的亲友们的鲜血，使我真正认识到，仅靠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对中国的坏分子进行暗杀，不仅无法对中国革命有所裨益，反而白白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才能有救！”
毛泽东也非常赞同华克之的说法，他说：“要说恨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最恨。但是我们不主张搞暗杀。杀了蒋介石，还有张介石、李介石、王介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现在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好！”
毛泽东又继续说：“我们当然欢迎你参加革命，但你现在不能留在延安，因为国共已经合作，国民党对你的通缉令并未撤销，倘若国民党向延安要人，我们就会陷入被动。你还是回香港去，那里才是你的用武之地，我们以后会派人和你联络的。”
毛泽东的一番话令华克之非常感动，他于是离开了延安，经北平、武汉、广州重返香港。此后他奉中共的指示，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成为延安和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
1939年夏，华克之与廖承志、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两人开诚布公地对华克之说，准备安排他加入党的隐蔽战线，让他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为党工作。华克之马上表示服从，并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廖承志和潘汉年也表示，只要华克之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一定的考验，他们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此后华克之化名为“张健良”，成为了潘汉年在香港和上海开展情报工作的得力助手。1939年底，华克之因为工作突出，终于成功地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即将接收上海，上级党组织考虑到华克之的安全，决定让他与几位同志转移到解放区去。华克之想在离开上海前再为党做一点贡献，他把目标放在了日军在上海的军火库，决定给解放区搞一批军火。
华克之认识一个叫郑德升的人，此人是上海人，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对外称自己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并凭借着这一优势在上海滩混得如鱼得水，经常做一些投机生意。
华克之和郑德升交往多年，深知此人同情共产党，敢做敢为，有正义感，非常可靠，于是找到他说：“我想趁蒋介石还没有接收上海前，为新四军搞一批军火，你与日军军火库的管理人员有没有什么交往？”
郑德升果然神通广大，他表示自己认识一个叫冈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此人参与管理上海的一个军火仓库。但至于怎么把军火搞到手，他却没有办法。
华克之于是想了一条计策，他首先让郑德升去见冈田。见面以后，郑德升对冈田说：“要知道，我是反对蒋介石的，但是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蒋介石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国民中毫无威信；共产党要在这个农民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者对中国都没有好处。自贵国宣布停战以来，我便忧心忡忡，所幸中国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存在，例如我的一位中将朋友……”
冈田果然上钩，他问道：“你那个朋友的打算是什么？”
郑德升于是故作神秘地说：“听我这个朋友透露过，第一战区在河南西部已划出二十余个县的地方，驻扎着刘峙的心腹部队，准备将接收日方较好的武器都集中在那里，并收容日军中有志之士，不知作何用场。”
郑德升的一席话，成功地勾引出了冈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当时他既不愿面对战败的现实，更不愿屈从战俘的命运，此时突然听说还有这么一条出路，当然乐于去走了。
几天以后，冈田就要约见郑德升的这位“中将朋友”，于是华克之穿着一身中将军服前来赴约。见面以后，华克之对冈田说：“我们第一战区对国共双方均表示失望，关于我们的主张，郑德先生早就跟你谈过，一句话，我们的种种方针，也是考虑到日本人的利益和实情的。日本人在中国数以百万计，以现有的运输能力，不知何时方能全部运回日本？再说了，回国了又能怎样呢？仰美国人的鼻息过活么？”
华克之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冈田敏感的神经，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对面的“中将”手里。
华克之见冈田已经上钩，于是说：“听郑先生讲，你有意赠送一批武器给我们，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如何妥善处理，你可以和郑先生具体商议。”
冈田当然马上表示同意，几天以后，他送给了华克之一份军火的清单：共计步枪10万支，子弹数百万发。华克之看见以后不禁大喜，这可以装备我军20多个师了！
但第二天事情却出现了变故，原来仓库的主任说，所有军火都要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这是军令，无商量余地，何况河南是第一战区，上海并不为其所属。
这一变故令华克之也感到非常意外，他也不敢去强要军火，毕竟这个骗局真闹大了，马上就会被知道内情的国民党政府人员捅破。他只好继续稳住冈田，表示自己得回河南办理一系列公文手续才能回来取军火。
冈田并没有怀疑华克之，他反而积极地表示：还有一个满储TNT的黄白色炸药仓库由他独自管理，不受别人牵制。这是制造军火不可缺少的原料，不知华克之是否有兴趣。
华克之将此事告知了新四军，新四军马上派人回话：部队十分需要TNT，它不仅是制造武器的原料，而且本身也是武器。
华克之于是马上联系冈田，让他准备好TNT等自己前去取用。然后他搞来了5辆大卡车，足足装了540箱优质TNT，并成功运到了解放区。
但华克之并不满足，他还想从冈田身上再榨出一些“油水”来，于是他继续频繁地与冈田接触，向他描述以后的“光明前途”。冈田听得高兴，终于又说出了一个秘密：“天皇陛下下令停战之后，我一时茫然无计，但心存幻想，就私藏了194挺机枪，以备急用。现在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我愿意把它们挖出来，送给司令长官作为第二次献礼！”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此后华克之又安排了两辆卡车，将这194挺机枪全部运到了解放区。后来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给华克之发电：
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所部使用两至三年。194挺机枪完全是新的……
致革命敬礼！并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华克之随潘汉年撤到了香港，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并多次为党立下大功。新中国成立后，华克之又留在澳门工作了几年，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安全尽力工作。
1955年春，华克之突然被召回北京，此后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直到1979年，他才获得了平反，有关部门给他做出了以下的结论：
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同志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
晚年的华克之享受离休高干的待遇，得到了应有的照顾。他还做了3件事：
1.将平反后补发给他的24年的工资，除留少量安置生活和接济当年的战友外，其余的部分全部交还给国家；
2.通过努力，在中央统战部门的支持下，在徐州铜山县黄集乡为当年的战友孙凤鸣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3.在自己家里友善地接待了当年奉命追捕自己，如今早已回到人民怀抱的原军统头目沈醉先生。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逝世，享年96岁。
华克之有一首诗：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犁蒋廷，生死不顾；
祝共产，歌颂东风。
断头颅，一无后悔；
建共和，以进大同。”
这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好的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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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