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 1朱安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第一人称


鲁迅和许广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有几人知道鲁迅和许广平背后，鲁迅的发妻====https://blog.163.com/lchuang@126/profile/
 


 
 朱安


 


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北平城。
     天不算冷，但冬的气息却很逼真。满目青黄，枯枝乱舞。
     五十八岁的朱安女士裹着一件粗布棉袍，踉跄跄颤微微地穿过萧瑟的秋风里小小的庭院，把大门口的一盏白麻布缝制的素灯点起来。几片落叶在石阶上打着旋，在朱安缝了白布条的三寸金莲旁边缠绵不去。
     朱安躬着腰身转进宅子，从充做厨房的下屋里把几样小菜拿到正厅的方桌上仔细摆好。菜不精致，简直有些粗陋，但这已经是现在家里全部可以拿来做菜的东西了。
     桌子下有一小壶酒，朱安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摆到桌上，再放上一对碗筷，对了，纸烟，还有纸烟，大先生最喜欢抽纸烟。从柜子上摸到纸烟，抽出一支摆在筷子旁边，她默立了片刻，她转身把丧盆挪到桌前，然后缓缓地坐下来，一只手拄在桌上，从袋子里抓了一把黄白锡纸叠成的金稞子银稞子，一个个丢进去，看着那些蒸腾着化做灰烬地纸钱拖着一股股热气在屋子里四散开来。她呆呆地抬起头，墙上，一张短发如针密髯似草瘦削的画像不苟言笑，默默不语。
     窗外，夜色四合。
     次日，上海虹桥万国公墓。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有中国托尔斯泰之称的鲁迅先生的葬礼上人如蚁聚，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五十五岁的鲁迅，坚硬得一敲便铮铮作响，一直给人一种拖不垮打不烂铜筋铁骨金刚不坏的感觉，却没能活过比他尚大三岁的结发妻子朱安。
二
     除了这个她一手布置的老宅中场面不大的葬礼之外，对于一生波澜不惊的朱安来说，她生命中的另一件大事，应该算是她的出嫁了。
     三十年前，光绪三十六年，按时兴的公历来算，是1906年，她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7月6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嫁期，是终生不忘的。
     绍兴的传统是女子要比丈夫大上两三岁，这样的女子会疼人，懂操持。早在几年前，便有多事者给朱安议婚了，毕竟那时的朱安也二十多岁了，而浙江古训“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长辈都急得不行。于是议婚的结果，是这个名叫周树人的没落的京官世家的长子成了朱安族氏内部的婚配对象，说起来两家还多少有些沾亲带故，朱家是周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同族人都称之为“安姑”。
     时值周树人在南京读书，本来商定的成亲日子敲定下来了，树人却拿到了留学日本的奖学金，机会难得，婚事自然还要拖上一拖。
     树人赴日之后接受了左派新思想，并与一些激进人士结成社团。在新思想的感染下，1903年树人回国探亲时辫子已经没有了，西装革履，而朱安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留洋在外，自然要有一些变化，拖着一条马尾般细长的中国式辫子身在异国多少会让他感觉别扭，但令她吃惊的是，树人居然要她放开缠了二十多年的小脚，还要进学堂读书。朱安倒也识几个字，读书只需假以时日便可，这缠小了的脚却是无论如何放不开的。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这个激进的左派青年在日本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搞得火热，在树人的倡导下，日本东京的华人社团里，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树人自己也全神贯注乐此不疲，根本没有回国娶亲的意思。朱家看着自己的女儿年龄渐长，无奈之下只有拼命地催促周家母亲。
     周母鲁瑞也心急如焚，于是一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把周树人从大洋彼岸催回了老家。
     婚轿刚一落地，这个媒妁之言的新娘子的小脚便露了馅：为了让夫君感觉到自己真的放了脚，新娘子特地做了一双很大的鞋，下轿的一瞬间脚下一滑，鞋子居然落到地上，宽大的鞋子里包裹着的居然还是一双极标准的三寸金莲。
     新郎倌的第一眼便落在这双代表着落后愚昧的中国式小脚上，而几年的日本生活，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洗刷的树人对这些实在是忍无可忍。
     虽然订婚很久了两个人却从未谋面，在第一印象的小脚很煞风景之后，新郎细细地端详着这个小巧得有些弱不禁风的旧式女子，面庞清瘦，略有病容，大嘴秃额，几乎可以用丑来形容，尤其那双堪堪一握的小脚更让树人作呕。
     当天晚上，树人领着新婚的妻子拜过先人祠堂后便进了书房再没出来。第二天便托人定了回日本的船票。第三天便辞别母亲匆匆离去，对于新婚妻子，他甚至连个正眼都吝啬投递。
     朱安疑惑着，却默默无语。旧中国出嫁从夫的道德沉积让她无言以对且毫无怨恨，她只知道男人出去是要做大事，而自己，一个抽旱烟的小脚女人，应该做的是多费心于一日三餐的安排和如何伺候好婆婆的起居。
     在树人心中，旧式的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早被新式的精神领域的举案齐眉并由此产生的共鸣和幸福所代替，而在朱安心中，相夫教子的传统概念却无从实现，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一种嫁做人妇的精神牌坊供族人敬仰。
     1909年，树人终于回国，并在离家只有一小时路程的绍兴学堂做教员兼监学。虽然离家很近，树人却几年不曾归家，只是借故留在学校描描写写，除了偶尔信致安好之外，再无任何消息。
     1918年，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狂人日记》，随后名声鹊起，被称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从此一发不收，佳作连连，海内共仰。
     直到1919年末，朱安才有生以来第二次见到了这个在当时已经领导了新文化潮流的举国共识的自己婚约之内可以称之为丈夫的男人。
     就在这一年，困窘到底线的周氏家族生计维艰，不得已将绍兴老宅变卖给大地主朱阆仙，举家进京投靠鲁迅。也就在这一年，始终与鲁迅一起从事域外小说翻译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京城与母兄团聚，于是鲁迅在北平西直门外买了一处院套。
     朱安惴惴不安地以为经过漫长的十三年，自己操劳恪守的回报至少是夫君的回心转意吧？没想到的是鲁迅仍然与其形同陌路，这是一套三进的院子，外院鲁迅用做书房，中院安排给朱安与母亲同住，里院则是弟弟周作人与其日本妻子的住所。形式上鲁迅一直承认朱安原配妻子的地位，但却没有任何婚姻以内的实际内容。经常有朋友或是学生到家里来说古论今，朱安只是以女主人的身份端上茶水便撤到后院，而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对友人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只这一句便把朱安定性为伺候母亲的下人和使丫头。“她是母亲强加给我的一件不甚美好的礼物，我可以心存感激地收下，也可以不动声色地还物奉还。对于她，我只有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