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习惯叼着烟管的小脚女人身上,鲁迅找不到他的爱情,而同样在这个名动一时的新潮人物的身上,那个乡下村妇的爱情,同样是她所不知道的。荒如沙漠的十三年之后,朱安心中仍然只能守着一份残酷的孤寂,而已经年逾四旬的鲁迅对这个比自己尚大三岁的面目丑陋毫无美感和兴趣可言的乡下女子更提不起任何同床共寝的美妙感觉,他依然坚持着与朱安在名分以内的互不侵扰相安无事。也就在这一年,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中如此留下了心情写照:“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帐。……”
清晰可见鲁迅的无奈。
四千年的旧思想鲁迅想一锤敲碎但却力有未逮,与朱安离婚是看来最快刀对乱麻的手段,但新名词的“离婚”在那些旧思想根深蒂固的年月里就约等于“休妻”,而一个被夫家休掉的女人,定是遭人唾弃惨不如死的。虽然从未有过夫妻之实,也从未对这个老态龙钟的朱姓女子有过什么好感,但毕竟娶了回来,且多年如一的孝敬操持毫无擅越,如此灭绝人性的事,鲁迅是做不出的,他只有痛苦的冷漠,冷漠的淡视,淡视朱安的爱,也淡视自己的痛,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远远避开,因为似乎无所不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带路人,偏偏对自己的婚姻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他可以指挥文字和思想,却无力指挥父母之命,他可以革了文化的命,却革不掉几千年旧思想的命,至少一下子、短时间内,是没有效果和办法的,他无能为力。而淡漠得几近沉默的朱安却还在婆婆的膝前端茶送饭,时不时信致一句“纳个妾吧,你是周家长子。”不缠绵,不婉转,不妩媚,只是晓之以情的规劝,而婆婆鲁瑞无意间提及此事,朱安的回答便多少有些埋怨,“大先生(她一向称鲁迅为大先生)碰都不碰我,甚至连句话都不说,我怎么会有孩子?”少许的愁郁中透着轻轻的怨,淡定得很平静,平静得很无奈。
几年之后,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因为政见不合分道扬镳,决定搬出去另买新宅,鲁迅问朱安是准备回老家呢还是跟着一起搬出去。朱安的回答很明确,“嫁做人妇自然夫唱妇随,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没有豪言壮语,却透着无比的坚决。
新居同样不大,同样的四合院,只是这次再没有他人干扰,只是单独的一家,虽然仍是各住各的,但却至少可以安然相处。每每落日时分,鲁迅伏案奋笔,朱安会蜷坐在婆婆身边,吸一管烟,琢磨着下一顿的饭菜。毕竟,她还是这宅子的女主人,毕竟,她习惯了这种漠视,习惯了漠视之下的家务操持。
三
一九二五年,鲁迅任职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许广平的学生躲进了鲁迅的家。
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自然引起了众多师生的反对和强烈抗议,许广平是抗议的发起者之一,而鲁迅正是许广平的激进思想启蒙者。鲁迅广博的知识、硬朗的外表、新潮的思想和迎合年轻人的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许广平深深向往、敬佩和沉迷。于是在警察大肆搜捕抗议学生的时候,走投无路的许广平躲进了鲁迅的家一住数月,而朱安则以师母的身份笑脸相迎茶饭伺候,这个四合院里,这个男人的身周围,朱安永远与新潮无缘,永远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永远脱不开灶火和茶饭,革命,和她是讲不通的。
此后鲁迅与许广平师生二人书信频繁,情意暗合。虽然鲁迅身为师长,平时不参与到学生集会之中,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学生之后,鲁迅再不可忍作文声讨,称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其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便写在此时。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被通缉,惊恐焦急之下肺病发作入院,让朱安有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丈夫的亲密接触。在鲁迅入院其间她尽心尽力。近二十年来丈夫对她视而不见,而这一次,她是他身边唯一一个嘘寒问暖端饭倒茶的人。
就在这一年七月间,病愈的鲁迅因被政府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南下厦门,而与他同行的就是那个叫许广平的比鲁迅小十八岁的女学生。
朱安继续陷入无边的等待之中,一直等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出生,一张三人合影寄到老宅。做为周家长媳,这一次,在没有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基础上,朱安彻底的失望了。“我就象一只蜗牛,虽然爬得慢,但只要不停,总会爬到有阳光的墙头上去。可是现在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了,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说归说,对于丈夫有后,朱安还是兴奋异常的,“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而这时候,婆媳二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
四
鲁迅去世后的凄苦日子里,周作人与许广平虽然会按时寄些家用过来,但局势动荡,物价飞涨,区区毛厘之数无异于杯水车薪,婆婆苦熬到一九四三年春也撒手去了,朱安独守空房,周作人以“俸母之优”为名的资助随即中断,而许广平也因故入狱,第二年朱安已欠债数千元,破旧的老宅与那个落寞得憔悴不堪的女人一样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周作人建议朱安卖掉老宅里保存着的鲁迅手稿和藏书以期勉强度日。随即派人携款来取,朱安“逊谢不收”,;因信告之:“虽感竭蹶,为顾念汝兄你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个骨头钢硬的弱女子由此将鲁迅手稿遗物保存到今,实为忠烈之极。那一日她私自做主将鲁迅的一支钢笔卖与他人,信中无意提及此事,立即招来许广平严辞批评,责怪她擅自做主处理先生遗物,并随即在报上刊登启示称“我夫一切遗产若无广平首肯,私擅出售绝不承认。”这时的朱安多少有些怒意了。“要保护大先生遗产,我同意,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也是大先生的遗产啊,你们谁来保护我啊?”而这句话之后,她甚至连一个冷笑都没有得到。
而对待鲁迅的亲子,她却不遗余力,就在如此艰难日子里仍不忘他们孤儿寡母,多次去信称“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相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倘许妹稍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余无不接受。”在心底深处,她一直自视为鲁迅的长妻,“大先生即殁,老母亦终,余可勉为顶门立柱之事而不敢稍有怠迟。”此时的朱安将自己视为周家主人,为的只是顺养鲁迅遗孤,坦荡胸襟令人汗颜。她将周海婴视为周家命脉,也视为已出,无微不至细致周详。而略显小器的许广平却心存感激之余以周氏传人生母的身份对朱安遥加指挥,甚至当朱安想祭拜一下大先生的时候也被以“时局不稳,路途凶险”为由拒绝。朱安逆来顺受不以为忤,一如既往地对海婴照顾有加,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贫困交加的朱安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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