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人间词话背景谈（9）休谟和他的怀疑主义

｜9｜休谟和他的怀疑主义

接下来需要介绍一下叔本华哲学的另一块基石：康德。不过，在正式进入康德哲学之前，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从逻辑顺序上，皆有必要稍稍提及伟大的怀疑论者休谟。

我当年学习休谟哲学的时候，吃惊地发觉它与佛教义理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度，以至于我无法克制自己做出这样的想象：佛陀亲自认可休谟证得了阿罗汉果位，我们从此可以称他为休谟罗汉，因为他以无可辩驳的逻辑成功证明了“诸法无我”的真谛。

休谟在写出他的哲学名著《人性论》时还只有二十几岁，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居然可以对人性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似乎只有晚年的孔子，甚或是魏忠贤一流的人物才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然而事实上，我们凡夫俗子所在意的人性问题与哲学家所在意的人性问题分属两个范畴。中国传统更在意“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休谟关于人性的学问与文章只需要敏锐的智力与严谨的逻辑而已，世事与人情甚至不具备锦上添花的琐屑意义。

在《人性论》里，休谟和佛陀一样指出所谓“自我”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人类习焉不察的一个谬见罢了。“我”究竟是什么？“当我亲切地体会我所谓我自己时，我总是碰到这个或那个特殊的知觉，如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痛苦或快乐等的知觉。”在任何时候我们想到“我”的时候，按照休谟的说法，我们“都只是那些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道理，休谟做过一个“心灵舞台”的比喻：

心灵是一种舞台；各种知觉在这个舞台上接续不断地相继出现；这些知觉来回穿过，悠然逝去，混杂于无数种的状态和情况之中。恰当地说，在同一时间内，心灵是没有单纯性的，而在不同时间内，它也没有同一性，不论我有喜爱想象那种单纯性和同一性的多大的自然倾向。我们决不可因为拿舞台来比拟心灵，以致发生错误的想法。这里只有接续出现的知觉构成心灵；对于表演这些场景的那个地方，或对于构成这个地方的种种材料，我们连一点概念也没有。

在这段话里最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休谟并不曾否定“我”的存在，而仅仅说明了“我”的存在与否、性状如何，以我们的认识能力都是无法获知的。

常人当然很难理解这样的哲学，我们不妨本诸常识抛出一个很有力的质疑：此刻我正在写这部书稿，我动一动念头，我的手就举了起来，抚在电脑键盘上开始打字，可见我是一个运作流畅的统一体。

休谟对这个质疑必将做出的反驳，是他的人性哲学里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你无法证明“你动一动念头”导致了“你的手举了起来”，你只能证明前者发生在后者之前，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仅此而已。哪怕“你动一动念头”继而“你的手举了起来”这个过程重复了一万次而无一例外，你也无法合乎逻辑地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休谟转而成为佛陀的顽固对手，因为佛教最核心的理论根基就是因果律，正所谓没有无因之果，没有无果之因，因果链条环环相扣，而休谟所要阐明的是：因果律只是我们的一种思维习惯而已。“你动一动念头”，继而“你的手举了起来”，你发觉这两个现象从来都是先后发生的，于是在且仅在你的心里，“你动一动念头”和“你的手举了起来”这两个观念被联系在了一起，你相信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

可资参照的是，笛卡儿的追随者提出过一个“两个时钟”的理论：有两个时钟，它们的运行速度一模一样，只是时钟A比时钟B快上一秒，它们一成不变地以一秒钟的间隔先后报时，然而它们彼此都不是对方报时的原因。

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中国人很难理解这样的哲学。在我们的传统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是正确的治学之道。读万卷书，是为了掌握理论；行万里路，是为了增进阅历。理论与阅历相结合，付诸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新知且验证旧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在西方的哲学传统里，中国式的求知之道属于归纳法，由归纳法获得的知识远远谈不上真理，至多只是“经验”而已。

由归纳法获得的经验知识总是靠不住的，譬如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从书本中的讲述还是根据实践中的观察，我们发现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事实上我们无法据此推断出下一次遇到的天鹅也将是白色的，更无法得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一个抽象命题。只有演绎性的知识才是确定可靠的，比如数学。就连欧式几何都算不上一种确定可靠的知识，虽然它的演算方式是演绎法，但所有的演绎法完全基于那几条公理，而那几条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却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的。所以我们需要率先弄清究竟哪些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继而在这一点微薄却可靠的基础之上以严苛的方式逐渐推演出新的知识。笛卡儿那个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为的正是这样一个目的。

而在中国传统里，没有人耐烦去想如此不切实际的问题，更不屑于以不切实际的纯书斋的方式证明之，所以普通读者对西方哲学或多或少都会感觉有一点接受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