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秦汉音乐

1. 李延年

答：李延年（？一约前90年之后），汉武帝时代乐府领导人。中山人（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父母兄弟都以音乐为职业。李延年早年因犯法受腐刑，当了太监，后因“性知音、善歌舞”而得到汉武帝的宠爱，被封为协律都尉，主管乐府。李延年善于歌唱，史称“每为新声变曲，闻着莫不感动”；李延年还擅长作曲，作有《郊祀歌》十九章，即为武帝祭祀天地而制作的歌曲乐章，并将西域乐曲《摩诃兜勒》改编成“新声二十八解”，成为最早明确记载运用外来音乐进行加工创作的音乐家。西汉乐府形成重视民间音乐的传统并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与李延年的才华和卓越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后来李延年命运多舛，最终全家被处死，成为封建时代音乐家不幸命运的缩影。

2. 乐府

答：我国古代音乐机构。据《汉书・礼乐志》载，乐府创立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但从出土文物看，乐府于秦朝始建，应当是汉武帝时进行了扩建或改建。汉代乐府是主管俗乐的机构，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谣、加工配乐、创作并填写歌词、创作和改编曲调、研究音乐理论、进行演唱和演奏。至汉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撤销乐府，汉代乐府共存在了105年的时间。汉代乐府重视民间音乐的态度，不仅促进了汉代民间音乐高度繁荣，而且对其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此后几朝朝的乐府在此方面大为逊色，晋代有太乐乐府，《隋书》中太乐与乐府不分，至唐代大乐署之外无乐府，此后也不再有乐府机构。

《乐记》这部理论著作两千多年来对于我国吉代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是我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3.鼓吹乐（温大14年）

答：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演奏为主的音乐形式。鼓吹乐以鼓、排箫和笳为主奏乐器，中间有歌唱。

据王瓛《定军礼》载，鼓吹乐自秦汉代以来起源于我国西北边境地区。据郭茂倩《乐府诗集》记载，鼓吹乐根据主奏乐器和表演场合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于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一般把鼓吹乐按用途分为四类：黄门鼓吹、骑吹、短箫铙歌、横吹。鼓吹乐的具体划分并无严格界限，并随时代而异，愈近后世各类之间区别愈小，最终统称鼓吹。其音乐成分最初是以外族音乐为主的，两汉间与相和歌清商乐等民间音乐关系密切，横吹则与西域音乐《摩诃兜勒）有关；汉魏以后与北狄乐及北方箫鼓有关。鼓吹乐源于民间，后供奉于官府，其后又逐渐向民间发展，明清以来的民间吹打与鼓吹乐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4.短箫铙歌

短箫铙歌歌鼓吹曲的一种，以排箫和铙为主奏乐器，一般都有歌词，可以歌唱，后来

这种形式用于军乐。今犹存汉代“铙歌”十八篇，如《上邪》、《有所思》、《战城南》《朱鹭》、《思悲翁》、《芳树》等，文辞皆为杂言，乃其音乐为“西域胡曲”之故。

5.横吹曲

它的特点是以鼓和角为主奏乐器，于军中马上奏之。所以横吹曲也叫“鼓角横吹曲”。最初的曲调是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一曲改编的新声二十八解。现今所传最早的横吹曲辞，是北朝民歌中著名的叙事长歌《木兰诗》，反映了北方民族崇尚武勇的性格特征。

6.相和歌

答：汉代汉族各种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最初的表演形式是清唱的“徒歌”，后发展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最终形成了以乐器与歌唱相和的形式。

《晋书・乐志》载：“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即是指在弹弦乐器和吹管乐器的伴奏下击节而歌，可见此时的相和歌已经发展成唱奏并重的形式。事实上，这几种歌曲形式并无绝对的界限，只是艺术加工的程度不同而已。

相和歌常用的乐器有节、笙、笛、琴、瑟琵琶（汉琵琶，即阮）、筝等，主要的三种调式清、平、瑟三调。相和歌大部分来自民间，是乐府歌曲中的精华部分。

7.简论“相和歌”与“清商乐”的联系和区别。

区别：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宋书·乐志》。它是在汉代民歌的基础上，继承了周代“国风”和战国“楚声”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即歌唱者自击一个叫“节”或“节鼓”的击乐器，与其他伴奏的管弦乐器相互应和，即为相和歌。

#清商乐，简称“清乐”。它是在南方民歌“吴声”、“西曲”的基础上，继承了相和歌的传统发展起来的新乐种。“吴声”是流行于江浙地区的民歌，“西曲”是流行于湖北荆楚地区的民歌。它们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宫廷中的“旧乐”大部“散亡”，在东晋初年出现了“音韵曲折，又无识者”（《晋书乐志》）的局面，因而不得不转向下层，采用新的民间音乐；另一方面，也由于“吴声”、“西曲”形式新颖，曲调婉转动听，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喜爱。

    联系：

清商乐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或称“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其中的“吴声”与“西曲”，一方面从相和歌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发挥其原有的音乐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它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享乐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感情表现，却也另有其时代的需要。

7. 相和大曲

相和大曲含有多段体的大型歌舞作品，为相和歌的最高发展形式。结构包括：“艳”、“曲”、“解”、“趋”四个部分。《宋书・・乐志》记载了汉魏时期的十五首相和大曲的歌辞。

《陌上桑》乃东汉时期的相和大曲。从《陌上桑》的歌辞可以了解，“艳”、“趋”乃是引子和尾声，多为器乐演奏形式；“曲”是歌唱部分；“解”是器乐伴奏下的舞蹈部分。因此，“曲”和“解”是“大曲”的主体部分，构成了歌舞音乐之核心。“乱”是全曲高潮，属于一种表现手法。这首作品中，能歌善舞的主角罗敷无疑是全曲最有光彩的女性形象。由此可见，《陌上桑》结构完整、形式新颖、格调清新，说明我国两千年前汉代的歌舞伎乐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8.《广陵散》

答：古琴曲。至晚在汉末已经出现，根据蔡邕《琴操》的记载，琴曲表现了聂政刺韩王的悲壮故事。现存《广陵散》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谱中有“刺韩”、“冲冠”、“发怒”、“投剑”等分段小标题。

琴琴曲共有45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着重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之后则表现了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和赞扬。正声则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刻画出他不畏强暴、字死不屈的复仇意志。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气贯长虹、声势夺人的音调一直为封建的道学家们所咒骂，宋代朱熹所说：“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由此，《广陵散》也成为我国现存琴曲中唯一一首具有杀伐战斗气息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9.京房六十律

答：汉代京房（公元前77ー公元前37）所创律制。京房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发现“仲吕极不生”问题的律学家。

据《后汉书・律历志》载，他在传统三分损益法生十二律基础上，继续往下推算直至第60律。当生到第54律“色育”（仲吕以后各律京房皆自创律名）时，与黄钟的音差只有3．6音分，人耳已很难辨别。因此，京房认为仲吕还生黄钟的要求已基本达到，在六十律中基本可以实现周而复始旋宫转调。

六十律的提出，揭开了中国古代律学史第二个发展阶段一探求新律时期的序幕，对后世律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10.京房准

“京房准”京房还采用弦律，制造了十三弦律准，后世称之为“京房准”。所谓“准”，就是弦律的正律器。京房是我国律学史上第一个将管律和弦律加以区别的人，又自制弦准，从而开创了律学实验的新天地，对后世律学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11.声曲折

声曲折汉代有一种歌谱，称“声曲折”。在《汉书・艺文志》的“歌诗”部分，在“河

南周歌诗”7篇之后，另有“河南周歌声曲折”7篇；“周谣歌诗”75篇之后，又有“周谣歌诗声曲折”75篇的记载。

由于汉代歌谱“声曲折”尚无实物可凭，目前很难肯定其记写曲谱的具体模式。汉代的乐律理论研究和歌谱“声曲折”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深入发展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