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末章-第9章《写作》之二

2024-01-26 23:18:0024:22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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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第9章《写作》之二

唐代晚期的代表性诗人白居易在诗歌中表现了另一种个性。虽然白居易在描写自己新奇荒唐行为时，也常常模仿李白的表达方式。但他通俗、平易的写作风格，更体现了他“自然”和亲民的形象。据说他常常朗诵自己的诗歌给老妪听，以检验其是否通俗易懂。

诗歌这个行业的创作者不知疲倦地“耕耘”，努力使技巧尽善尽美，这种观念在唐代有好几种表现方法。早期的例子是孟郊，他与朋友韩愈一起，为中唐诗歌的形成做出了很多贡献。孟郊认为受到苦痛折磨是真正诗人的标志，忍饥挨饿是一种正面价值，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他完全反对诗人满足于财富和权势。在他的诗篇中，常常包含这样的诗句：“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

之后的一代人对诗人职业又有了不同的看法。贾岛和姚合不再把困苦诗人当作道德楷模，他们认为，诗人是孜孜不倦的收集者和润色者。与禅宗的自律及苦行主义相关，诗歌成为作者为之奉献一切的生活目标。他们认为诗人的“执着”体现在“苦吟”这一词中，也就是贾岛所说的“推敲”，这才是诗人最伟大的品质。

与孟郊类似，贾岛也过着贫苦的生活，但他最为人称道的逸闻并非安贫乐道而是对创作的专注。传说中，他在街上骑驴行走，完全沉浸于对诗句的推敲中，不料冲撞了高官刘栖楚，给关押了一夜。同样，又有一次他冲撞了诗坛领袖韩愈，韩愈却帮其完成了诗句。

早期中国诗歌理论将诗作描述为个人对真实情景自发的、真实的反应。相比之下，晚唐诗人却将诗歌视作一种长期思索的产物，是需要无止境的钻研才能掌握的技艺。这种创作模式最著名代表是诗人李贺，尽管26岁早逝，却留下了二百余首诗作。李商隐是深受李贺影响的诗人，据说他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个锦囊，任何时候有了关于诗句的想法就匆匆记下放入囊中。返回之后，再取出这些想法写作成诗。这些范例将一种印象和看法混合起来，即诗歌创作是一种博学多才的职业，诗人既要拥有天赐灵感，也需要对诗歌创作拥有“毒瘾”一般的迷恋。

在以诗歌创作为终身职业的观念下，唐代后期的诗人们开始编选自己的诗集，将一生的作品变为其个性和勤奋的精心表达。与其他诗人相互“唱和”的诗作和往来信函也被列入诗集，展现出诗人的社交范围和自身地位。而像《白居易全集》那样用诗写成的日记，几乎可以完整地再现诗人的一生。事实上，根据诗人的诗集撰写他们的传记，在随后的朝代里成了文学领域里的传统，这种风尚正是始自唐代。

与诗歌创作的职业化相关，唐代“职业”诗人逐渐显现出利用才能来获取财富的趋向。从680年进士举开始以诗赋取士开始，诗歌写作成为获得高官厚禄的康庄大道，但同时也产生了不甚崇高的专业用途。据说温庭筠就是通过在风月场里出售诗歌来养活自己。有人说他“以文为货，识者鄙之”。然而，温庭筠可能并不是唯一靠才华获得收入的人，许多有名望的诗人都把自己的诗歌看作财富的一种形式，由此，唐代也发展出了文学财产和作品所有权的新概念。白居易在《题文集柜》一诗中写道：

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

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

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

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

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

……

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唐代传奇

20世纪早期，作家鲁迅指出，今天被称为“唐传奇”的经典短篇故事是中国最早有意识创作的小说。实际上，这些故事里通常包含着重大事件发生的详细时间、城市的准确布局，甚至还有真实的人物，这说明当时的作者和现代的小说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虚构故事。然而，从“小说”一词源于“设计”或者“制作”这一点来看，“小说”的名称确实体现了唐传奇的新意所在。与更早的“志怪”故事相比，唐传奇不仅仅提供了消遣和娱乐，而且还是一种需要表达技巧的文学形式，可以对其进行美学鉴赏。

这些文学表达技巧至少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唐代作家创造了一系列文学性的表现手法，让原本简单和熟悉的故事变得更复杂、更曲折，也更有趣。许多此类短篇小说以前都曾被记录为奇闻逸事，所以在故事重新修订写作时，作者更专注于讲述的方式，而不是重复大家熟知的情节，显示出文学创作者的精心构思。

第二种，梦境在一些故事中处于中心地位，诸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都叙述了有抱负的年轻学子梦见自己一生努力奋斗，并获得政治成功，醒来却发现只是一个持续了几分钟的梦境。这些小说的源头都是《庄子·齐物论》中的简短故事《庄周梦蝶》，在这个故事里战国哲学家庄周梦见自己是一只快乐的蝴蝶，醒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周。惊慌之余，他无法确认究竟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在梦里变成了庄周。而《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都承袭了这种梦与非梦的荒诞元素，并围绕梦境改写为当代人物故事，增加了大量故事情节和细节，在并不超出现实生活经验的前提下，不仅保留了故事的哲学深意，也让叙事更加曲折生动。

第三种技巧是讲述人与妖的恋情。如著名的《任氏传》。故事始于一个男子在长安街头邂逅一位神秘美人，与她在美人城郊的华屋中共度了良宵，次日早上发现“华屋”只是一块被遗弃的荒地，当地人告之那美人其实是一个狐仙。这本是一个民间流传已久的狐仙故事，原来的情节到此为止。但作者沈既济却将此作为一个叙事起点，重新铺陈展开，在浪漫复杂的人物三角关系中，一步步揭示角色个性，并以任氏的悲惨死亡为结局。这类作品批判性地解构了早期民间传说的框架，以文学技巧创造了他们的新故事。

最后一种方法，是在小说中大量插入其他文学形式的内容，包括诗、信、以及经典作品中的引文，以此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评论，并增加作品的感染力。最为常见的方式是恋爱中的男女角色以诗文传情，或是插入旁观者角色的评论诗句。如张鷟zhuó的《游仙窟》讲述了一个男子与女神发生浪漫关系的故事。然而在这个故事中，叙事只是为主人公和女神，以及作者之间频繁的诗歌酬答提供了一个背景。更著名的是元稹的《莺莺传》，书中大量“援引”两位主人公之间的诗和信，以及男主人公朋友们的诗，其中一首还来自作家本人。这些精心制作的诗文使得许多同类短篇小说成了文学表达的典范，或者让它们极具感染力。同时，这种嵌入作者观点的方式也赋予了故事的意义，并成为中国后来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

之所以这些文学技巧出现于唐代，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是因为一些重要的作家，包括韩愈、柳宗元、元稹、沈既济和白行简等人，开始运用小说来探讨自身的境遇。同一时期，白居易、韦庄和其他重要诗人创作了涉及这些故事相关主题的长篇叙事诗，有时还配以散文或诗序来叙述同一故事。

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不仅仅作者是文人，主人公是文人，而且故事内容也都是那些唐代后期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事，从他们梦想实现的抱负到萦绕在他们梦魇中的恐惧。由于文人们既是作家又是读者，因此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和性。明代学者胡应麟是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用经典词语“传奇”来称呼唐代小说的人。他在揭示性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密切关联时说：“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胡应麟认为小说是黑暗和可耻的，等同于色情和肉欲的描写，人们对其进行道德谴责却又着迷地追求。实际上，写作者像被他描写的对象一样着迷于这些故事，这无疑也是唐代作家写作小说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爱情故事为文人提供了能够逃避事业和家庭约束的私人空间，在幻想世界里逃离世俗社会，邂逅女神、女鬼或者狐仙。实现一种基于共同爱好和高雅情感的自由恋爱，一个逃脱包办婚姻的梦想。这个梦想往往来自文人在备考的岁月中和妓女相处而产生的情感经历，在他婚后与宠妾相处时可能又会重温这种激情。因此，虽然小说的女主人公并不明确为妓女，但她们的举止和情感方式，都仿照了文人作家们在风月场中的见闻。

唐代小说的另一个新鲜之处在于，小说中隐约透露出了金钱的力量。虽然激情爱恋中的情侣自愿选择平等相处，但是大部分故事都会涉及到经济状况使这样的短暂“自由”昙花一现。许多恋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是由财源枯竭而引发的，或者某件大事，诸如科举考试改变了男主人公的前途和境遇。金钱的力量常常随着男子家庭的压力而出现，吞没了男子爱的意志，他最终屈从于此。这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一般都虚弱、顺从，没有个性，而女主人公则积极、果断，并且成为故事的情感中心。

中华帝国早期，感情被视为一个危险事物，统治者或文人都需要控制感情以确保自身地位稳固，生活安稳。但同时许多作家又喜欢把“柔情”或“多情”赋予他的主人公，他们认为这可以将有教养的人与粗鄙人群区分开来。这种纠结或许也是中华帝国晚期的文人们，一种普遍心理特征的雏形。

散文

唐代的经典散文作品，即所谓“古文”，被公认为是堪称典范的智慧成就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但是，古文只是在“安史之乱”后关于政治和文化的诸多散文体裁中的一种，其他类型的散文还包括文学选集的前言、个人书信以及其他形式的杂文，古文只有放在这个开阔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到它的独特价值。

这个散文的高峰首先基于从隋朝就兴起的、批判矫揉造作、倡导文学复古的思潮。尽管他们更多是出于政府行政效率的考虑，但在这场运动中，很多作家将古代经典视为永久的文学之道和评价所有作品的标准，这为古文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后，关于唐王朝如何复兴的讨论也推进了古文的发展。叛乱前的时代既然已被追忆为黄金年代，恢复那时的秩序就成了所有文人关注的焦点。8世纪晚期和9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散文作家，拥有保守的“复兴派”共识，其核心观念为：权力应该重新集中到中央，地方节度使、盐铁使和宦官的权力必须受到节制；而商业和军事专业技能成为通往权力的途径也必须得到根本改变。他们认为，权威的地位应该通过文学造诣来证明。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唐代早期秩序，促进中央再次集权。因此，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来重新阐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复兴派”的学者们指出，唐代早期文学并没有能够挽回南朝后期严肃文学的颓势，相反继续强调修辞而牺牲了道德。诸如李华、萧颖士和贾至等散文作家认为，这种趋势只有通过采用经典作为文学模板，并根除科举考试中的浮华辞藻才能彻底转变。他们的最终的文学理想是“理”与“文”的结合，既兼顾道德的正确与有效性。又全方位地精通文学体裁和艺术风格。

这种复兴皇权的思潮与兴起于8世纪末的古文运动相互重合。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作家们，将从前的实用写作形式，如随笔、序言、书信、碑文等转变并创新为重要的独立文学体裁。后世的文人称颂韩愈“以文为诗”，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文体间的界限，将各种体裁的技巧相互借鉴，使文学得以重振。在韩愈看来，“复古”不是复制，而是对当代陈词滥调的否定和革新。

他在《答李翊书》中叙述自己的写作体验时说，创新是最困难的事情，必须敢于面对别人的非议嘲笑。他说：“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在这条创新的道路上，别人讥笑你，要“以为喜”，别人赞誉你，要“以为忧”。只有这样经年累月坚持下去，方能获得写作的真谛，“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引下，韩愈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富有特色和个人化的，简单地模仿古人并不能实现真正的风格。对于古圣先贤的价值观，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做自己的主人，发展出独一无二的个人表达。

韩愈和他的追随者们经常使用“奇”、“怪”和“异”这样的形容词作为对作品的好评。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说：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

虽然早期文人偶尔也称颂个性，但只有到了唐后期，个性才成为一群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明确价值观。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精英，被凡夫俗子所排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一生都会处在困顿和贫寒之中。这些孤独的天才看上去很像那些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以一种近乎疯狂的、“作为内在冲动的异常”的观念，遗世而独立。

韩愈周围的文人群体还形成了一种对统治者和朝廷的新看法。这可能缘于这些人的经历，他们大部分在远离帝国中央的地方政府度过许多时光。因此坚持认为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并不是统治者的核心作用，而是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

柳宗元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了统治者的重要性，他提出人和自然界是分离的，因此天与道德无关，并不会用自然天象来向统治者传达自己的意思。在传统理论中，天子按天意统治天下，只有他能够与天联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皇权理论中的基础。而柳宗元至少在三篇不同的散文中否定了这种以统治者为中心的世界观。

韩愈思想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他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唐代大部分文人将佛教、道教看作精神的向导。然而，在《原道》《论佛骨表》中，韩愈谴责宗教的广泛传播毁灭了真正的道，并且呼吁禁止宗教。

无论如何，唐代文学的创新发展使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显要地位。这个创新都与都市文化的出现有关，一个更加城市化、商业化的社会促进了新的私人或半私人空间的出现，既提供了写作的新环境，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主题，使文学的重心从汉代以来即为文学中心的宫廷脱离出来。有关金钱的社会作用、以及有关文学财产的主题，也在此新背景下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