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导言

第四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导言

从唐代后期到宋帝国早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变标志着中华帝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断裂。北方士族依靠着家族谱牒而延续的“旧世界”，最终在唐末到五代十国的混乱和内战中消失了；随着士族的衰亡，他们那套治国之道也渐渐被忘却和遗落。一个全新的士大夫阶级出现了。他们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并通过了科举考试，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朝代像宋朝这样，主动去重塑和改革整个社会。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把宋朝称作开启了现代性曙光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想当初，汉帝国是在秦朝的疆土和行政基础之上建立的，而唐朝建国则得益于之前隋朝的统一。但是，宋的开国者则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更为困难的形势。宋太祖和宋太宗在王朝建立之后，还要去征服四川、山西以及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小王国，直到把它们统一为一个国家。第三任皇帝宋真宗采取巩固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日益严峻的军事威胁，他创立了一套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

这三位皇帝希望长久地维持王朝的稳固，他们知道必须建立一个不仅适合自己也适合后代继任者的统治典范。通过确定儒家价值观的中心地位，并结合宋朝面对的内政和外交态势，他们开始创建一套新的统治模式。

和汉唐的皇帝一样，宋代统治者在进行变革时也求教于儒家学者，但是他们不仅如此，还会把这些贤哲的忠告应用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中。儒学的再次被应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种新型的精英统治制度出现了。

鉴于晚唐到五代十国的混乱年代里军队所导致的惨痛后果，宋太祖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文官政府。在他之后的宋代皇帝都特意把文官的地位抬高到武官之上。面对辽、西夏和金的军事挑战，宋朝都尽可能和他们签订和约。对内，则专注于对经济、赋税和财政进行改革，同时鼓励学者在众多生产领域进行发明创造，并且鼓励商人把这些创新迅速运用到市场，使帝国即使最遥远的角落都充满了商业氛围。

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宋朝更为开放的城市设计导致了全天候生活方式的出现。而这也相应地促进了本地市场和全国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舞台上产生了新的娱乐形式，绘画中也出现了精致的新技法。哲学家们在整个认识领域里扩展了他们的知性认识，并拓宽了对意识和人类成就进行的系统分类。在法律领域里，儒家训言的传播和应用使得死刑大大减少。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宋代都优于中国之前的模范朝代——唐朝。

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是形成精英文官阶层的基础。因此，接受正统教育成为获取财富、名望以及权力的关键。这些新型官员是从士大夫精英、地方士绅和商人家庭的孩子中选拔出来的。这个时代，书籍不再是手抄卷，而是由日渐繁荣的印刷业来生产印制。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也可以阅读，并在私塾或官学里接受教育。南宋宗室名臣、学者赵汝愚在1194年担任科举主考官时曾说一位儒生应该庆幸他能够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从这时开始，一直到1905年科举被废除为止，金榜题名始终是历朝历代有雄心壮志的男人的第一志向。

宋代是一个多阶层的社会，社会最底层是贫穷的、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们；而社会最上层的人们则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在这两极中间的是低级官吏、商人和自耕农。农民的生活条件比以前的朝代要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要为解决日常生计、获取足够食物而奔忙；那些接近于金字塔底层的、默默无闻的自耕农不仅承担了税赋和劳役，确保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宋朝大量的散文和诗歌见证了普通百姓和富贵者的不同生活状况。诗人们同情劳动者，对官员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进行了控诉。但最终 诗人们还是把大多数人的命运视作一种自然状态。罗烨在其《新编醉翁谈录》中说：“自古以来，分人数等，贤者清而秀，愚者浊而蒙。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但事实上，历朝历代都只有少数人能够逃脱所谓“蒙者”的身份，宋代的“蒙者”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忍受着地主和监工的呵斥和鄙夷，还得承受官吏的腐败，在债务陷阱中苦苦挣扎。而文人们并没把他们作为审美和哲理思考的优先对象，他们热衷于具有深刻哲理的问答唱和，对人们蒙受的巨大苦难其实并不真正在意。

如果说宋朝从它繁荣的市民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它也为其军费的短缺而付出了代价。应该说，到宋朝为止，农耕的汉族人已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处了许多个世纪，对那些民族的需求以及如何应付他们的侵略、如何与他们作战，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宋朝面对的是比之前朝代更为复杂的局面。唐亡之后，中国的北方和东北方地区一直就被外族统治。而中原地区和中南部也在五代十国时期被分裂为多个国家，军阀分据，各自为王。对于宋朝来说，唐朝的广大版图就如同一件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现在却无法赎回的抵押物一样，成了最棘手的遗产。

宋朝皇帝和官员们从一开始就忧心于来自北方的威胁。在这方面，宋朝的精英们始终不敢把自己和辉煌的汉唐相提并论。他们的心理障碍一直没法克服。宋朝领土最多时 是260万平方公里，而唐朝鼎盛时期，领土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在宋朝之前和其后没有一个朝代像它这样，整个中国被分成几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种族和文化认同，也有自己的官僚制政府，它们中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一国独大。因此，宋代的历史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地方主义的范例来研究。即便如此，宋朝在领土不断缩水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没能免于灭亡的命运。

按照宋代知识分子的看法，边境上的蛮夷与汉人大不相同。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各式各样的价值观。他们的服饰不一，头发蓬乱或者干脆剃光，完全不符合汉人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地位等级差别的礼数，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女有别，这些礼仪对汉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汉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蛮夷并不生活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在其边缘。当这些外族部落在政治上与宋平起平坐，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时，汉人还是会在文化上鄙视他们。

尽管在今天看来，儒家的文献中存在不少排外倾向，但他们的观点主要是从文化上，而不是从种族上进行论证的。对儒家来说，一个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决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国人还是蛮夷。

在韩愈之后大约250年，北宋的哲人邵雍阐述了他对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理解，他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洛阳”。

经过了“靖康之耻”后，南宋的文人们更表现了对蛮族文化的敌视和轻蔑，哲学家陈亮在描述中华世界里的蛮夷之地时说：正如古代圣人不与蛮族共享中原的土地一样，“中国亦不与戎狄共礼文”。的确，在宋朝边境的这些异族中，唯有最终吞并了宋朝的元帝国能够给中国的文化价值和实践留下深深的印记，其他似乎都只不过是历史的过客。

1126—1127年，由于金人的入侵，宋朝廷被迫放弃了传统京城开封，迁移到陌生的南方地区。他们在南方继续统治了152年。面对着军力强悍、甚至能让当时的整个世界都瑟瑟发抖的北方对手，北宋和南宋能够竭尽所能，延续了200多年的王朝统治，这已经很令人惊奇了。儒家学说在原则上是谴责战争的，和平之路被视为王道，而战争则是霸道。在实践中，军事战略家和道德思想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争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甚至朱熹——这位新儒学道德伦理的捍卫者都宣称，女真人就是敌人，中国人是不能和他们在同一天空下生活的，因为他们杀害了汉人的父辈。但是，那些主张对异族政权采取军事主动的官员却总是在朝廷处境不佳，因为大多数朝廷官员喜欢和平共处的政策。

甚至当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宋朝仍旧采取陈旧不堪的防御策略。朝廷在1005、1123、1142和1208年与北方政权签订过四次屈辱的和约。在合约中，宋朝的地位也从王朝降为了地方诸侯，其“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原则遭到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按现实原则与北方强邻签署维持和平的条约。那些务实的宰相在影响国家经济的财政事务上经验丰富，他们劝说皇帝，每年给异族支付岁币，这远比把金钱投入到结果无法预知的长期战争中更为划算。

从军事威力、战略创新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无疑是个虚弱的朝代，最终它也是被外族所灭亡。宋朝的苟延残喘以至最后灭亡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它面对强敌一味重文轻武的国策确实是让国家日益衰弱和消沉的重要原因。但是就社会的繁荣程度而言，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也最有思想内涵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在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儒家意识形态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政府政策也深受这种古代哲学伦理和教化观念的影响。由宋朝那些有创造力的统治者、士大夫和艺术家们所创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价值观的复兴和重建，为后世历朝历代的教育、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并强化了汉人子孙的中国意识，这种意识的影响在宋代之后一直持续了很久。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