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ell Baker的In My Day文章翻译

　　在我那个年代（拉塞尔·贝克）

　　母亲80岁时狠狠地摔了一跤，这是她最后一次摔得这么严重。此后她的大脑便在时间长河中自在神游。有时候她去参加了半个世纪前举行的婚礼或葬礼。有时候又会沉浸在星期天下午为孩子们做晚餐的情景中，而这些孩子们现在已到了两鬓斑白的年纪。而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是卧在床上的，但她的思绪却能穿越时空，在年代久远的时间当中穿梭，其速度之快，之容易是自然科学无法企及的。

　　“拉塞尔在哪儿？”有一天我去养老院探望时她问道。

　　“我就是拉塞尔。”我说。

　　她凝视着体格高大的我，难以想象她的儿子会长这么大，很快地否定了我的回答。

　　“拉塞尔只有这么大。”她说着，将手抬起约离地两英尺，手心向下比划了一下。那时的她还是年轻的村妇，从后院可以看见苹果园后面暮霭蒙蒙的弗吉尼亚群山，而我对她来说是一个年纪大得足可以做她父亲的陌生人。
　　 一天清晨，她给在纽约的我打电话，“你今天来参加我的葬礼吗？”她问道。
　　 这个难回答的问题使我睡意全无：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在说什么？这是我所能做出的最佳回应。
　　 “今天我就要下葬了。
　　”她轻快地说，就像在宣布一项重大的社会事件。

　　“我会再打给你的。”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而等我大会取得时候，她已经“正常”了。
　　尽管她实际上并不正常，当然我们都知道她不正常。

　　她一直是个体态娇小的女人—矮个子，小骨架，体格纤细—但是现在，在医院白色罩单下的她愈发显得瘦小，令我想到有着大眼睛、目光犀利的玩偶。她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强悍劲儿。当她发表见解，迎接挑战似地生气地扬起下巴的时候就露出这股劲儿，而他总是那么热衷于发表言论。

　　“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她总喜欢炫耀，
　　“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有什么就说什么不一定总是上策。”我曾经提醒过她。

　　“如果他们不喜欢，那就太糟糕了，”这是她惯有的回答，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她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女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要使对手屈从的女人。她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这股热情使她看上去总是在奔忙。她曾经手持斧子追赶鸡群，决意要杀掉一只做成晚餐；她铺床时风风火火，摆饭桌时也匆匆忙忙。有一面的感恩节她烫伤得很严重。当时，她从地窖里上来，手里端着过节要吃的火鸡，上楼时绊了一跤，滚下了楼梯，结果火鸡裂开了，她跌坐在一堆鸡内脏和滚烫的肉汁中。生活试验场战斗，而胜利不属于那些懒汉、胆小鬼和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属于那些唯唯诺诺、不敢直言的人。她一生忙碌奔波。

　　如今不再忙碌了，一时间我竟不能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当我坐在她床边时，总是有种冲动想把她唤回现实。在我第一次去巴尔的摩医院探望她时，她问我是谁。

　　“我是拉塞尔，”我说。

　　“拉塞尔去西部了。”他提醒我说。

　　“不，我就在这里。”

　　她却回应道：“猜猜看今天我从哪儿来？”

　　“哪里？”

　　“从新泽西来。”

　　“不对。你已经在医院待了三天了。”我坚持说。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持续到医生进来对母亲进行常规的问诊时才结束。她回答得一塌糊涂，要么答错，要么根本不答。接下来却出人意料。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医生问道。

　　“1897年11月5日。”她说。正确，完全正确。

　　“你是怎么记得的？”医生又问。

　　“因为我是在盖伊·福克斯纪念日出生的。”

　　“盖伊·福克斯”医生问道，“谁是盖伊·福克斯？”

　　她以一首歌谣回答了医生，这首歌谣这些年来我听她反复地吟唱过好多遍。

　　“请将11月5日铭记于心，火药阴谋粉碎于那日。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绝不应该忘掉火药阴谋。”

　　然后，她便盯着这个年轻医生，他竟对1605年盖伊·福克斯妄图用一桶火药讲詹姆斯一世赶下王位最终失败的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你知道很多医学知识，但你显然对历史一无
　　所知，”她说。她把医生的想法完全说出来之后，就在此抛下我们去神游了。

　　之后医生诊断出他患有不可治愈的衰老症或是血管硬化。
　　我却认为并不这么简单。这是多年来，她把自己用来与生活作斗争的强悍逐渐化为一腔怒火，愤怒自己因上了年纪而身体虚弱、生活无趣以及缺少关爱。而今，自从这次重重地摔了一跤后，他仿佛打碎了那根将她禁锢在令他厌倦的生活中的锁链，并重新回到了她被爱被需要的那个年代。
　　浅浅地，我开始明白了。

　　三年前，我偶尔从纽约到她居住的巴尔的摩去看她。又一次探望之后，我给她写了封信，信里是劝人的套话，鼓励她乐观些，多看自己幸福的一面，而不是用她的苦恼为他人徒增负担。我猜想这封信对她来说无异于是一种威胁，威胁她如果在我探望期间表现的不够高兴，我便不会经常去探望她—孩子们总是能写出此类信件。这封信是出于一种孩子气的信仰，认为父母具有永恒的力量；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以为衰老与虚弱可以通过意志力去克服，而她也只需几句鼓舞就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她以一种不同寻常地轻松欢快的语气回了信。我猜想，这是她在努力补救自己做法的一种表示。在提到我的探望时，她写道：“如果有时候你见到我不快乐，那么我的确是不快乐的。不过对此谁都无能为力，因为我只是太累了，太孤独了，我只有睡一觉，把这些全忘了。”
　　那年她78岁。

　　三年后的今天，在这重重的一跤后，他已经忘记了那些疲惫和孤独，重新找回了快乐。我很快便停止了对她的劝说，不再试图把她拉回到我以为的“现实”中来，并且尽力同她一起踏上那些神奇的旅行，回到那些过去的岁月当中。一天，我来到她床边时发现他容光焕发。

　　“今天挺精神的嘛。”我说。

　　“为什么不呢？”她反问，
　　“今天爸爸要带我坐船去巴尔的摩。”

　　那时的她还是个小女孩，站在码头，和他的父亲一起等候着切萨皮克湾的汽轮—她的父亲已经去世61年了。那时，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正在白宫执政，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展现在它面前是一片光明灿烂的前景。
　　“上帝赋予的绿色星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若我能进入母亲的时间机器，或许就能听到外祖父这样说。
　　关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我母亲的童年以及她家人，我几乎一无所知。那个曾经存在并已逝去的世界尽管与我血肉相连，我对它的了解不会比对埃及法老的世界了解得多。此时，想让母亲告诉我也是在做无用功。她思想的轨迹很少触及眼前的问话人，即使触及也是稍纵即逝。

　　坐在她床边，始终无法与她沟通。我想着我自己的孩子，想着那阻碍父母与孩子之间互相了解的断层。在自己成为父母之前很少有孩子想知道自己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当逐渐增长的年龄激起他们的好奇心时，父母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什么。如果父母真的揭开一点帷幕透露一点点的话，也常常是讲述过去日子如何艰辛的故事，而结果就是震住孩子们。

　　我曾为自己这样做过而后悔。那时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孩子还小，生活衣食无忧。当我想到他们的童年这样惬意而我的却那么清苦，我就感到烦忧，于是养成了将过去的苦日子搬出来给他们说教的习惯。

　　“在我们那个年代，晚饭只有通心粉和奶酪就很高兴了。”

　　“我们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

　　“在我们那个年代...”

　　“在我们那个年代...”

　　一天晚饭时，儿子的一张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单惹怒了我。正当我清清嗓子准备教训他时，他却直视着我，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屈从的神情，说：“爸爸，请您告诉我，您那时候是怎样的。”

　　我对他的行为很生气，但我更气愤的是我自己居然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古董，专门挑过去的某些事情回忆，这些回忆显然连孩子们也觉得不可信。他用一种令人不安眼光看待那些曾是我的未来的年代，我的未来便是他的过去，可因为年轻，他对过去不屑一顾。

　　当我徘徊在母亲的床边，接收着她从遥远的童年发出的零星信号。我意识到，同样的分歧也曾存在于我和她之间。当她年轻时，生活展现在她面前，对于她而言，我就是她的未来，而我却不以为然。我本能地想要挣脱，想要自由，希望我不再被她的时代所界定。我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可从我自己的孩子身上，我看到我那振奋人心的未来正在变成他们乏味的过去。

　　经历了母亲最后日子里的这些无望的探望，我后悔，不该那么轻易抛弃往日的时光。每个人都来自过去，孩子们应当知道他们传承了什么，他们应该知道，生命是由过去到未来无数人的生命编织起来的一条人类共同的纽带，他不可能被简单定义为一个个体由生到死的生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