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圈评价常宝华

梅尔维尔于1970年自编自导的《红圈》(Le Cercle Rouge，又译《血环》或《仁义血环》)被公认为他本人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被誉为“极其纯粹而达至完美和经典”的电影，堪称警匪片的示范本。《红圈》由阿兰·德隆(Alain Delon)、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布尔维尔(AndréBourvil)三***国巨星，及意大利性格演员日昂-马利亚·沃兰特(Gian-Maria Volonte，曾凭《马里奥·列齐之死》荣获1983年第三十六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等知名演员联袂演出。本片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取得极大的成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法国电影之一。《红圈》具有多层次的主题和丰富的内涵，因而既可简单地把《红圈》看作一部经典警匪片，也可以经过更深层的思索去理解它所蕴涵的微言大义。
首先是本片的宿命主题。在《红圈》的片头就直接引述了佛祖悉达多乔达摩(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本名)的一个典故：佛祖悉达多曾用红垩石画了个红圈，并说：“尽管人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相遇。就算他们的人生际遇各异，他们所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到了特定的那一天时，他们终究会在血环(红圈)中会合”。片头的这段典故对理解整部电影极其重要，导演梅尔维尔在谈论《红圈》时说过：“血环是魔鬼的标记，它画出了某些人的命运，并使他们同普通人类社会分隔开来”。显而易见他想要表达的观点：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终究无法逃脱他的宿命。那可能是活着，也可能是死亡。
梅尔维尔常把一些游走于社会边缘、与社会体制格格不入甚至是对抗的人和故事搬上银幕，把那些凶杀抢劫的人和事理想化，并通过他导演的作品表现出来。我们在《红圈》中能看出他的这种完美追求。《红圈》通过释囚大盗科莱(阿兰·德隆饰)、因被革职而酗酒成性的前警察神枪手让森(伊夫·蒙当饰)、从老警长马泰(布尔维尔饰)手中逃脱并正被马泰追捕的现行在逃犯福格尔(日昂-马利亚·沃兰特饰)三人的经历和联手抢劫珠宝的故事主线，将警匪片中常有的黑道间的殊死拼杀、盗亦有道、仁义与荣誉、忠诚和情谊等主题表现得更为深刻动人，别具一格。影片更进一步隐喻性地将以上主题引申升华至游走于社会和法制边缘的特殊群体与强大统治强权对抗这一社会哲学层面和高度，三人最终在死亡的血泊之中会合的悲剧结局也呼应了片头佛祖释迦牟尼“血环”的典故，并折射出在强权势力压制和围追堵截下，对抗体制者无奈的悲剧性命运和无法逃脱的宿命。

《红圈》最为人称道的还在于影片相当冷峻沉着的风格，对话亦极为精简，极富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个人特色和独特风格。这点可以用影片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为经典驰名的“奇谋夜劫珠宝店”一幕以作剖析。这整场戏包括：第89分26秒起始的第16段“行动开始、入屋”（长14:18）和第17段“劫掠珠宝”（长12:29）。
尽管在整整长达近半个钟头的戏里几乎没有一句对白，但梅尔维尔通过影像与音效精准非凡的完美结合，将这幕戏行云流水地呈现给观众。他以出色的摄影和风格冷峻的镜头影像，出其不意的剧情编排，复杂而多变的场景之间出色娴熟的镜头调度和流畅凝炼的剪辑，使整场戏极具可观性。同时也利用环境声响和特殊声效，以及点到即止的精简配乐音符的配合。这些声音蒙太奇的出色运用为影片增添了无穷的紧张感，令整场戏充满戏剧逼力和张力，异常扣人心弦，观众无不紧张得屏息静气。这整场戏无愧为展现“此时无声胜有声”意境之典范，也是最为人乐道和最经典驰名的电影片段，其匠心独运的电影技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电影示范教科书。
另外，本片中神枪手让森首次露脸的那场戏，梅尔维尔采用超现实主义手法画龙点睛地挑明了让森沉沦酒海的可悲境况和他内心无助的恐惧感，同样也是影片中的神来之笔。

金庸：我觉得华山天下最险，有险峻挺拔的武林味道，华山有仙气、灵气。

贾平凹：

八月登华山，云开日灿烂；

我从云中来，奇逸人中仙。

余秋雨：华山把黄河边黄土高原上的那种特殊的精神风貌，表现得特别典型、率真、雄浑、险峻。它是北方大汉的形象，北方大汉就是它塑造的。

唐·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余华《活着》的评价

“子非鱼，安之鱼之乐？”此句出自《庄子》，可让我将此句融于生活，真正理解，却是在读完余华的《活着》之后。我只是我，因此无权评论除我以外任何人的人生，甚至于评论自己都要等到那油尽灯枯的弥留之际才能做出真正客观全面评价吧。还是来谈谈这部小说：

       初读此书的时候未解深意，常常会想，明明是名为活着的一本书，为什么总是在写死亡？也许是想用福贵身边至亲一个接一个的离开来凸显其活着的孤独和痛苦；亦或是想表明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活着的不易与艰辛；还是说，活着本身，就是不幸，就是不断地趋于死亡？读完后，我才顿悟活着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不仅讲述了福贵一生的悲欢离合和起落盛衰，还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

       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记得作者余华曾在序言中这样写到：“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样的思想其实有些倾向于海明威式的虚无主义，人生仿佛虚无，活着亦只是其本身。虽然人生的本质如此，但若活着漫无目的则仍难以领悟人生的意义，即使这个意义只是虚无可我们仍要心怀希望，就像“太阳明天依旧会升起”。似乎战后的人们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后往往更容易将思想沉淀下来，陷入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就如美国战后文学流派“迷失的一代”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中国抗日、解放战争后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文学创作者莫不是如此。他们描写现实，述说苦难，也许《活着》的作者还要加上这么一句：描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余华明白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务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可一本书就像是作者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每个字句都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使其很难成为故事的旁观者，于是或多或少都有着自身经历或是主观性的代入。因此作者在描述福贵的故事时，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由福贵讲述他所经历过的种种，去讲述他整个人生中由时间所创造出的诞生和死亡、幸福和痛苦、平静和动荡；创造出的记忆和感受、理解和想象，才有了故事和神奇。最后，便有了这一部《活着》的经典，其自身也成为了活着的艺术。

       不记得是哪位文学大家说过∶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因此短篇小说往往有着许多出人意料的情节。余华的《活着》虽说是一篇长篇小说，但充满了戏剧性，他为我们解释的活着一词是充满力量的。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福贵一家，最后活着的只有那个富贵中堕落、贫穷里安然的福贵，他最是平庸亦最能忍受现实。命运像是在和他开玩笑一般，每当给了福贵一点幸福而稳定的日子，接下来马上就有一场事故等待着他。每一场事故的发生都随着一个生命的逝去，生命在这样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诡异。突如其来的死亡是飞来横祸，而那么多的死于非命又使冥冥之中命运那不可臆测的成分变得越来越大。生命可贵，活着不易，命运让福贵的人生曲折不已，也正是这份曲折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吸引力。余华认为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有着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可实际上作为读者的我却仍然觉得命运朋友对福贵采取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所谓的携手同行也不过是上帝般冷漠的怜悯罢了。命运让这部《活着》成为由死亡序列组成的整体，死亡串联着福贵的人生，而他无法抵抗，总有一天，他也要走向死亡，和家珍、凤霞、有庆一同在那片他们劳作的土地中安眠。

       看过电影，张艺谋导演的《活着》，由这本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是葛优。观影过程中除了对葛大爷演技的惊叹，感触更多的还是张导对这本书的领会与理解。将文学作品与电影艺术完美融合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着迥异的表达效果。即是说人们在声音画面中所领会到的东西，其重点往往与在在文字中所领会的完全不同。这就表示，若想使两种表现手法得到同样效果甚至产生超越原著的升华，电影制作者势必要在小说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一定的修改，而如何修改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电影和小说中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便是福贵的职业。枯草衰杨，曾为歌舞场。福贵和他父亲一样是败家子，父亲败了家财的“半壁江山”，而他却败光了整个家，也在赌桌上输掉了自己的人生。从此，他失去了少爷的身份，同时失去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即使后来家珍有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但刚沦为穷光蛋的他还是好好领略了一把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滋味。今后的人生还要继续下去，可究竟要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电影中福贵拉起了光幕，唱起了皮影戏，而小说中，福贵租了曾经自家的五亩地，成为了佃农。皮影戏在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中是一个经典的意象，不仅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还用唱词和那些变幻着的光影隐喻了人生如戏，而土地在小说中也有着非凡的深意。

       土地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首先就代表着广大与包容。土地是广袤辽阔的，它从不计较，并永远纯净、朴实。中国上千年来的农耕文化让人们对土地饱含深情，农民更是对土地有着虔诚的崇敬。所以虽然皮影戏的艺术感更强，可小说中的土地作为《活着》中表现时间与生命联系的意象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引发最深层的思考。微弱呼吸着的悲怆残阳中，那个被无意感染了的午后黄昏下，带着些许的悔悟，带着些许的惆怅，带着些许的淡然，有人在缓缓讲述着自己的过往。人要靠记忆来慰藉，要靠倾诉来释然，要靠平静来概括，要靠回首来彻悟。然说者不觉，听者感伤。在这片有着古老历史的土地上，有多少个福贵就这样活着等待死亡？

       福贵一生映射出的是那个不成熟的时代，一个不理性、不民主的时代，人权遭到践踏、法制形同虚设的时代。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躁动与不安，战争、饥荒、革命使得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潮流中显得摇摇摆摆，难以把握。人们经历的越多，彻悟的就越深，当他们明白了死亡必然中的偶然，懂得了死其实是另一种的生，才能懂得如何活的真实、宁静、淡然。有人说福贵在死亡中的挣扎是有价值的，是对生的期盼，是超越了孤独和痛苦的勇敢。我相信，正是这份勇敢让他得以活着，而人生的价值便是能有所追求，有所期盼。

       人生是一部悲喜杂剧，没有纯粹的喜，也没有纯粹的悲，而世上能做到不已物喜，不以己悲的贤者没有几个，我们不如活出真实的自我。人生那么长以至于有那么多的苦难，又那么短不过一弹指的光景，俯仰之间新楼成陈迹，红颜为枯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活着是门艺术，需要一生去探索。这也许是我目前能给出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