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派西河大鼓

河豚鱼也叫气鼓鱼，当它受到威胁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大，为了让身上的刺立起来就会膨胀身体，以此来恐吓入侵者，消除威胁。河豚虽然有毒，但也会有天敌，这叫一物降一物，就象乌贼会喷墨，各有奇招。

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商鞅变法后
更激起了统一中原的雄心。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因而颇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权术有心计的君子，已不再是孔子倡导的那种 “温文尔雅”、“坦荡荡”的醇儒。这些观念，体现出法家察势和用权的精神。与儒家主张恪守礼义一以贯之的君子之道显然相悖。因而被儒家正统学派认为是投机。以至子夏的再传弟子荀子也曾指摘子夏城府深沉：“正其衣冠，齐其颜色，俨然而终日不言。”（《荀子·非十二子》）。但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 “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河洛大鼓，河南汉族地方曲种之一，一种以说、唱为艺术表演手段，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歌唱社会生活的传统音乐。当地人都称河洛大鼓为“说书”，至今在洛阳一带常把“说书唱戏”联在一起。河洛大鼓的演唱艺术形式有十一种词牌，知名的艺人有段雁、胡南方、李禄、张天倍、程文和、段界平、王小岳等。2006年5月20日，河洛大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京韵大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鼓界大王”的刘宝全，与刘宝全齐名的还有白云鹏和张小轩（张筱轩），并形成刘派、白派、张派三大流派。刘宝全的学生白凤鸣，早期师承刘宝全的唱法。其长兄白凤岩曾任刘宝全的弦师，他根据白凤鸣嗓音较宽、较低的特点，吸收借鉴了白云鹏的演唱艺术，与白凤鸣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共同创造了苍凉悲壮“凡字腔”见长的“少白派”，并对后来天津“骆派”（骆玉笙）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民国初年，专门教唱京韵大鼓的名教师王文瑞等培养了一批女演员，民国三年（1914）后，北京天桥建立有女演员演唱大鼓的书馆，又名落子馆。民国五年（1916）后发展有环翠轩、藕香榭、振华园等近十家。最著名的演员（当时称鼓姬）有冯凤喜、于瑞凤、良小楼、白银宝、何金桂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在天桥德意轩、西城桃李园演唱的有李兰舫、吴大平、汪淑贞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北京培养成长的女演员小黑姑娘、小岚云、小映霞、阎秋霞等纷纷去天津演出，有的成名后在当地落户。
在天津以唱大鼓而出名的女艺人，还有更姑娘、富贵卿、汪金兰、林红玉、赵宝翠、张金环、桑鸿林、小彩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