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涉江》赏析

九歌·山鬼

—她是山间的精灵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屈原《九歌·山鬼》

受小时候看的那些鬼神电视剧影响，提到“鬼”字，我脑子里浮现出的总是青面獠牙的怪物。后来看了王祖贤版的《倩女幽魂》，又恍然觉得，原来鬼也可以这么漂亮。山鬼不是鬼，却也是一样漂亮多情，她披着薜荔香草，骑着赤豹在山林间游走，是天地间最自由的精灵。

《山鬼》是屈原《九歌》之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山鬼也是我最喜欢的神话形象之一。她身上既有神仙的美丽与梦幻，又有精灵的野性和神秘。按照最普遍的说法，她是一位山神，因未获得天帝的正式册封，所以还不能称为神，只能称之为“山鬼”。我记得《西游记》里面的山神大多是瘦瘦的白胡子老头，相比之下，山鬼应该算是最美的山神了。

清人顾成天认为，山鬼就是巫山神女瑶姬，这一说法得到了郭沫若的认可。郭沫若的解释是，“采三秀兮於山间”这一句中的“於山”即巫山，因为《楚辞》中的“兮”字具有“於”字的作用，若於山非巫山，那么“於”字就是累赘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於”字在古代就念“巫”。郭沫若这一解释说服力很强，以至于“山鬼是巫山神女”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仔细想想也对，像屈原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他所创造的作品又怎么会在炼字方面留下瑕疵。

相比山鬼，巫山神女的名号可就响亮多了，一般人都听过“楚怀王梦中遇神女，神女自荐枕席”的故事，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女主角也正是巫山神女瑶姬。

传说瑶姬是天帝的女儿，她曾帮大禹治水，后来化作神女峰守护楚地的百姓。还有一种说法是，瑶姬是炎帝的女儿，精卫（原名女娃，淹死后化作鸟填海）的姐妹，她未嫁而死，葬在巫山脚下，精魂成了守护巫山的神灵。

《山海经·中次七经》记载：“又东二百里，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菟丘即菟丝子，又名女萝，是一种藤蔓植物，常依附在其他植物身上。

我一直觉得瑶姬挺冤枉的，人家也没犯什么错误，就因为楚怀王的一个春梦，她一下子由高高在上的神女沦落为“自荐枕席”的 *** ，以至于“巫山云雨”、“阳台门”也成了男女欢好的代名词。

宋玉《高唐赋》中有这么一段：“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这段话把瑶姬描写得大胆奔放，在面对楚怀王时，她的姿态亦是谦卑的，根本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该有的表现。我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楚怀王一厢情愿罢了，有征求过人家神女的意见吗？很显然，没有。瑶姬的名声就这样稀里糊涂被败坏了。而宋玉就像现在的狗仔队，写了一篇花边新闻，曰，神女和楚怀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再加上宋玉的文笔确实很好，这消息一传出，也就坐实了瑶姬“自荐枕席”的事。

为帝王者总是贪婪的，拥有人间的美女还不够，连神女也想染指。个人觉得，楚怀王这一行为跟《封神演义》中题诗亵渎女娲的纣王没什么两样，女娲一怒之下可以策划“武王伐纣”，瑶姬却只能背着这个黑锅，简直比窦娥还冤！

由于实在太爱巫山神女这一形象，不知不觉又扯远了，还是来说山鬼吧。

山鬼之所以被认为是瑶姬，除了郭沫若的解释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她的装扮和生活环境。她“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正是菟丝子，也就瑶姬所化之“瑶草”；她“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这一场景，和瑶姬“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形象也十分吻合。

我曾在自己的小说中这样描写瑶姬：“她的眉如远山含黛，眼如秋水凝波，明明不带半点哀愁的眉眼间却像是锁着一层迷蒙的烟雨，氤氲缥缈，神秘莫测。那浓密的三千青丝用一支簪子随意绾着，松松散散披在背上，让人没来由地想到了山间的薜荔香草‍‌‍‍‌‍‌‍‍‍‌‍‍‌‍‍‍‌‍‍‌‍‍‍‌‍‍‍‍‌‍‌‍‌‍‌‍‍‌‍‍‍‍‍‍‍‍‍‌‍‍‌‍‍‌‍‌‍‌‍。”

这段描写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山鬼》的影响，对于山鬼的真实身份，我虽没有特别倾向哪种说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我心里早已把她和瑶姬当作一个人了。

山鬼这一形象被屈原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比《九歌》中的其他神仙，像湘君、湘夫人、云中君等等都要灵活生动，她有着人、神还有精灵的共性，痴情、神秘、灵动，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她的自由烂漫。她披着薜荔、女萝、石兰、杜衡，骑着赤豹在山间游走，身后还跟着“随从”文狸。山中就是她的地盘，她可以无拘无束，无忧无虑。

屈原《九歌》里面写的全是祭祀神仙的乐歌，《山鬼》如题，祭祀的正是山鬼。她的遭遇和湘君相似，与情人有约，满怀喜悦地赶到了目的地，情人却没来。她在风雨中痴痴等着，直到天色完全变黑，她的内心开始忧伤，甚至绝望。

无疑，山鬼是美丽的。她周身香草环绕，赤豹当坐骑，文狸为跟班，美丽的同时可以说还挺威风。女为悦己者容，约会的时候总想以最美的形象出现在恋人的面前。山鬼的美足以令女人都为之动容，更不用说男人了。只可惜她的情人太不识好歹，美女的鸽子也要放。

等不到爱人的山鬼幽幽感叹：

我在幽深不见天日的竹林中穿行着，道路艰难险阻，我独自来得迟。孤身一人伫立在高高的山巅，看雾海茫茫，云卷云舒。白昼昏暗如同黑夜，东风狂舞，神灵降下了大雨。我痴痴地等着你，甚至忘记了回去。红颜凋零，岁月老去。道路的险阻，天气的恶劣，一切的一切都不能阻止我追寻你的步伐。

山鬼的爱情如此坎坷，比起湘君有过之而无不及。湘君在等待的时候好歹能看看洞庭的美丽风景，策马狂奔发泄一番。山鬼历尽艰险来到约会之地，不仅情人没出现，上天也没因此怜悯她，她在狂风暴雨中痴痴守候，凄冷而孤独。

我相信一种说法，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在爱情中沦陷，女神也是如此。湘君等不到湘夫人，可以安慰自己，豁达离去；山鬼等不到情人，却依旧苦苦等待，忘了回家。

她在山间采集能延年益寿的灵芝仙草，岩石陡峭，藤蔓四处缠绕。至于她为什么采灵芝，也许和湘君一样，想把它送给情人吧。善良如山鬼，心里对情人还是存有抱怨的。

我如此思念你，心中怅然忘却归去，你思念我吗？为什么没空来找我呢？

天色渐渐变黑，雷声滚滚而至，雨下得越来越猛烈，山中的猿猴似乎感觉到了山鬼心中的悲哀，开始呜咽悲鸣。在风雨飘摇之中，孤独的山鬼心中定然也是无限悲凉。比起天气的恶劣，恋人的失约给她的打击要大得多。

我不明白屈原的真正用意是什么，为何在那些祭祀的山歌中，他塑造的都是等不到恋人而惆怅独悲的神仙形象，以此来迎接神灵。他生活的楚地是个充满神话传说的国度，那儿的百姓都信奉神灵，尊重神灵，在他们心中，诸如湘君、湘夫人、云中君等等，定然也如山鬼一般美好。

屈原《橘颂》赏析如下：

《橘颂》中诗人通过赞颂橘树灿烂夺目的外表、坚定不移的美质和纯洁无私的高尚品德，表达了诗人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和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诗人以橘树自喻，全诗细致而又精确地描写橘树的生长气候和外在美，又进一步地赞颂它高洁、孤寂超脱、特立独行的内在品质。表达了诗人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意志的坚定。她用绚丽芬芳、明洁丽朗、富有个性的诗句来体现出诗人的风格。

创作背景

《九章·橘颂》当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学者认为是诗人任外交官出使齐国时作。南国多橘，楚地更可以称之为橘树的故乡。《汉书》盛称“江陵千树橘”，可见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产橘而闻名遐迩。不过橘树的习性也奇：只有生长于南土，才能结出甘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北地，就只能得到又苦又涩的枳实了。

《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四句诗，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也写出了它的广阔、深邃和迷离。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诗一开头，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掠过南国大地：辽阔的千里江南，黄莺在欢乐地歌唱，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傍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一一在望。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摇荡的原因，除了景物的繁丽外，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因此，开头如果没有“千里”二字，这两句就要减色了。

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诗的前两句，有红绿色彩的映衬，有山水的映衬，村庄和城郭的映衬，有动静的映衬，有声色的映衬。但光是这些，似乎还不够丰富，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彩。“南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四百八十”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然后再接以“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唱叹，就特别引人遐想。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全诗三章。三章诗的开头都是写景。“汜”、“渚”、“沱”，上面的译文都从支流这一意义上翻译，而在弃妇心目中，这一条条不同的支流都是看得见的具体存在。她住在“汜”、“渚”、“沱”一带，她丈夫当年从水路而来，最后又从这些支流中的一条乘坐小船悄然离去。从表现手法说，各章的首句都是直陈其事，用的是赋体；从江水有支流，引出“之子归”的事实，则在赋体之中又兼有比兴的意味。

诗中的丈夫是一位薄情郎。在三章诗中，那弃妇分别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来诉说丈夫对她的薄情。“不我以”，是不一道回去；“不我与”，是行前不和“我”在一起；“不我过“，是有意回避，干脆不露面。丈夫在感情上是如此吝啬，做的是那样地恩尽义绝，无需再添加笔墨，其薄情薄意已如画出。

诗中的弃妇是一位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她相信自己在丈夫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预言丈夫今日的背弃行为，日后必将在感情上受到自我惩罚，这就是各章结句所说的“其后也悔”、“其后也处”、“其啸也歌”。值得注意的是，丈夫将受到的感情上的自我惩罚与他背弃自己妻子的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我以”引出“悔”，“不我与”带来“处”，“不我过”导致“啸歌”。其愈是绝情，其后果也就愈加严重。当然，这只是弃妇一厢情愿的假想之辞。事实上，那男子很可能事过境迁，在感情上并不引起任何震动。对于理解这首诗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弃妇自信的论断日后是否会成为事实，而是隐藏在这一论断背后的弃妇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弃妇设想故夫日后会后悔今日的背弃行为，其中就隐含了弃妇对于夫妇关系重归于好的企盼；预言故夫今日的轻率必将招致日后的痛苦，这又泄露出弃妇恨过于爱的报复性的心态。这是她的软弱，也是她的坚强。由此决定了这首诗风格上的特点，既一唱三叹，极尽缠绵，又柔中见刚，沉着痛快。

此诗每章的前三句叙事，后两句抒情。其中第三、四句重出——男子的薄情集中表现在这一句，女子的痛苦不幸也根源于这一句，因而采取了反覆咏叹的形式。重出的这一句子中的关键字，各章不同。从一章的“以”，一转而为二章的“与”，再转而为三章的“过”，愈转愈深，丈夫如何薄情，做妻子的又是如何痛苦不幸，都因了这一关键字的置换而得到一层深于一层的表现。全诗形式整齐，结构严谨，用字精审，笔法却极为自然，语言又十分浅近，达到了精工与自然、深入与浅出的完美结合，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水平。

全诗以“江有汜”起兴，反复申述，大意是：不让我陪嫁，你会后悔的，你就痛苦去吧，你就一个人哭去吧。诗中“有”字为语助虚词，“汜”、“渚”、“沱”都是具体的水名，“以”、“与”、“过”都是动词，表示“陪同”（随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