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收官《可爱的苏东坡2》

2023-05-31 11:32:3422:50 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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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公元1061年,苏轼当了第一个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天的陕西凤翔)签判。签判就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太守是市长。而陕西是京城开封的隔壁,等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做事,皇帝的用心不明而喻。公元1063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而英宗1067年就去世了,只活了三十五岁,当了四年皇上。1064年,苏轼在凤翔当了三年副市长后回京,担任职史馆,修改史书,写史书等重要的工作。当时他的上级兼同事是司马光。可是不幸,这年五月,苏轼妻子王弗小姐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第二年父亲又去世(享年58岁)。于是苏轼兄弟俩回到四川为父亲守丧三年。
  熙宁元年东。一场政治风暴袭来,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为什么变法,大家都知道,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当了皇帝,为了防止武将谋反,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兵权于一手,还常常调换兵将,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当官的人非常之多,常常是一官多职,导致“三冗”(多兵、多官、多费),国家积贫积弱。正是这个时候,宋神宗即位。他意气风发,决心变法图强,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进行变法。
  这时苏轼三年服丧满回京,担任殿中臣、直史官等职务。那么,苏轼同不同意变法呢?当然不太同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不反对变法,但反对做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太激励,应该要循序渐进。他还上书爱戴他的神宗,多次警告皇帝要悬崖勒马。形势异常火爆。苏轼这一系列反对变法的言论,王安石很不爽,变法派也在找证据,想要除掉苏轼。苏轼当时察觉,于是自请外放(到外地做官)。虽然神宗皇帝舍不得才华横溢的苏轼,希望他留下变法,当他知道不可能,于是批准了苏轼的请求,派苏轼去颍州任知州(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但宰相办公室的人却改为通判(副市长),有趣的是,神宗皇帝笔锋一转,派苏轼去杭州担任通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风景优美,物产丰饶,真是个美差啊。
  这一年,苏轼三十六岁。
  一说到杭州西湖,我们会想到一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饮湖上初晴后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尤其这两句我们都知道,实在是绝妙。
  苏轼在杭州当官,还引出了非常多的浪漫故事。
  一天,苏轼和朋友们去西湖旁一个亭子里聊天,忽然听见一阵筝声飘飘而来,渐渐的,一叶小舟缓缓而来,就像苏东坡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里的琵琶女一样。一曲未了,那女子对苏轼说道:“我从小就仰慕先生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出来露面,可今天听说苏大人来了这,我实在忍不住出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以来的夙愿,我给您弹上一首……”说罢就乘着舟,伴着筝声,离去了。
  伤感的故事,引得苏轼词性大发。他随后填词一首,它是: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江神子?江景》)
  我试着意译一下:
  凤凰山下,雨过天晴,清风流水,彩彻区明。水中一朵朵的荷花,美丽轻盈。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对白鹭,如果有意的,就和这荷花相映成趣。
  忽然听见江上传来阵阵哀怨的筝声,哀伤的声音中含着苦苦的悲情,让人感染动容!云销雨霁,隐隐约约的像是仙境。曲子停了,正想问你的姓名,你却早已不见,只留下一座座墨色的山峰在我眼前。
  我们不好说这是什么派别,有点像婉约派,至少不是豪放派吧。要说的是,苏轼创作词很晚,大概就是在杭州开始的,大约都三十多岁或四十出头。而其一出手,就又是传颂天下。他在密州,写过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来大概翻译一下:
  我姑且施展一下少年时打猎的豪情壮志,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随从将士们戴着华美鲜艳的帽子,穿着貂皮做的衣服,带着上千骑的随从疾风般席卷平坦的山冈。为了报答满城的人跟随我出猎的盛情厚意,看我亲自射杀猛虎,犹如昔日的孙权那样威猛。
  我虽沉醉但胸怀开阔胆略兴张,鬓边白发有如微霜,这又何妨呢?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人下来,就像汉文帝派遣冯唐去云中赦免魏尚的罪呢?我将使尽力气拉满雕弓就像满月一样,朝着弓矢西北瞄望,奋勇射杀西夏军队!
  苏轼在给他的朋友信中评价这首词说: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见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意思很清楚,无需翻译。其中提到的“柳七郎”就是柳永,奉旨填词柳三变是也,婉约词派创始人。而苏东坡开创了豪放词派,“豪放”一词,也是他第一个用来评论词作的。
  宋代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一天苏轼问他的幕僚,“我的词和柳七(柳永)的比起来怎么样?幕僚说道:“这比不了啊。柳永的词只需要一个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您的词作,需要一个关西大汉,抱着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笑得肚子痛。
  很多人以为这是在赞扬苏轼;其实,这是在贬抑。因为当时,词的风格就是要像柳永的词一样,婉婉转转,浅斟低唱。这是主流。但是词本身地位不高,因为是填给那些官妓、私妓们唱歌的。而苏轼当时就不写那种词(很显然他会写,能写),是他,开创了豪放派。后来者有辛弃疾。
  在密州,严重的蝗虫使得百姓离家失所,苏轼走进田间地头,和百姓一起研究剿灭蝗虫。
  在密州,苏轼骑马打猎,与民同乐。
  在密州,东坡写出了公认的古今最好的中秋词,那就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密州,待了几年后,公元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太守。
  一到徐州,没过几个月,一场洪灾给了他个下马威。
  黄河水携着泥沙,滚滚而来,冲击着徐州城的城墙。一些大户人家,赶着逃命,苏轼大喊,不要怕,别跑,有我苏轼在,你们就能活着!我不走,你们最好回去!终于将人们劝回城内,稳定了人心。
  紧接着,他调集人员,在城墙内又加了一道城墙,他还请求禁军们一起施工(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人不能擅自调配),禁军长官看到大人亲自动手,于是欣然同意,率领官兵一起施工。果然,城墙建好后,没多久,外墙的城墙就被大水冲破。幸亏苏轼加急建立了内墙,否则,徐州城内江沦为一片汪洋,后果可想而知。
  这场洪水在徐州外围肆虐七十多天,苏轼都没有回过家,就住在城楼上。渴了喝点凉水,饿了就啃个饼子,徐州城终于解围!百姓狂欢,载歌载舞。苏轼也高兴,他还有长远的计划,他上书神宗皇帝,请求中央拨款修建徐州防洪大坝,第二年,皇帝拨来了款,并准许地方使用部分财政、物资用于修建。神宗还给苏轼颁发了嘉奖令(载苏轼《奖谕敕记》)。八月份,大坝建成。这时,他命人在大坝旁建了个十丈(一丈≈3. 33米)的木楼,取名黄楼(黄土克水之意)。远在河南当官的弟弟苏辙专门写了一篇《黄楼赋并叙》,为哥哥道贺。黄庭坚也写了一篇。苏轼觉得弟弟苏辙的那篇更好,就叫人把弟弟的赋刻在黄楼前碑上,永垂千古。
  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干得不错,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就调到了湖州担任知府。可是,他不知道,一场大难,即将临头。
  苏轼到达湖州后,按照惯例,他要给皇帝写一篇感谢的上书,《湖州谢上表》。这封几百字的奏章被李定等人(变法激进派)挖出很多莫须有的“漏洞”,接着,他们上书神宗皇帝,说苏轼变相甚至直接抨击新法。凡是有地震啥自然灾害,苏轼会归罪与新法,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之后宰相舒亶、李定等人接连上书,要求处死苏轼,他们收集苏轼写的各种诗集,交给御史台(监察机构,类似于今天的“检察院”)。不久,苏轼就被打下大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因写诗获罪的文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救他的人非常多,各色人等。退了休的老臣,比如三朝元老张方平。居然还有王安石!他那时也退居了,由他的学生们在改革。他写信神宗皇帝说:“哪有圣明的皇帝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连王安石都这样说了,皇帝当然慎之又慎了。
  苏轼很幸运,仁宗的皇后(神宗的祖母)也说话了,她问神宗说:“最近看你不高兴啊,有什么烦心事吗?”神宗回答说:“最近有个叫苏轼的人老写诗抨击新法。”曹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俩兄弟?”神宗吃了一惊,问,祖母您怎么知道?太后缓缓说道:“有一年,仁宗皇帝回到宫里高兴的对本宫说,他选了两个宰相之才,就是苏轼和苏辙,说他‘自己老了,用不了他们了,但要留给子孙们用不是也十分好吗?’,如今你怎么能杀他呢?”太后又说:“因为写点诗入狱的事,我朝从来没有,我患病已久,你们千万不要做有伤天下和气的事了”连皇太后都打苦情牌了,神宗皇帝不得不有所作为,所以他打算大赦天下,但皇太后说,不必释放那些有罪的歹徒,放了苏轼就行(语载宋?方勺《泊宅编》)。
  而“杀苏轼”的呼声不减,神宗皇帝也纠结。有一晚,一个小太监突然跑到苏轼的牢里扔下包袱就睡,苏轼也没管,继续呼呼大睡。半夜,小太监摇醒了苏轼,笑道,苏学士,恭喜恭喜!苏轼摸不着头脑,小太监说,你就安心睡觉吧。原来,那个小太监是神宗皇帝派去的。他就是看看苏轼心里到底有没有鬼,结果苏轼睡得可香了,啥事都没有(见《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被判“诽谤朝政、妖言惑众”,贬到了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是个犯官,毫无实权)。但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捡了条命。
  乐天的苏轼,因写诗入狱,刚一出来,就又写了两首诗,一首是: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大概意思是:面对着酒杯,老夫我啊,好像做了个梦一样,拿起笔来,还是下笔如有神呐。大难不死,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都是有原因吗?
  苏轼写完这两首,毛笔一丢,搓搓手掌,笑了一句:“我真是不可救药啊!”(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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