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晚唐五代的枭雄李克用是沙陀人出身，但是何谓沙陀，很多人或许还是不甚清楚。沙陀在诸多古籍中都被视为是西突厥的一支，其记载主要见于《通鉴》、《新唐书·沙陀传》以及《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的有关人物传记。《通典》把沙陀作为西突厥的一支提到，《册府元龟》的外臣部对其也有所涉及。
《新五代史·庄宗本纪》中记载，“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其别部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数，盖其小者也；又有处月、处密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处月别部之号耳。”《新唐书·沙陀传》中说：“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认为沙陀是西突厥属下的处月部的分支。沙陀原是地名，而非族名，只是由于处月居于“金娑山之阳，蒲类(今新疆巴里冲)之东”，此处“有大碛，名沙陀”的缘故，而将这一支部族名为“沙陀”。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酋长乙毗咄陆可汗建立“北庭”，其下包括处月、处密、射脾以及西域许多部落。此时，处月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东南，巴里坤以东地区，这里也是处月最早的活动地区。
贞观十六年(642年)，处月部跟随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攻打伊州(今新疆哈密)、天山(今新疆托克逊北)，被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西突厥叶护贺鲁与处月部的首领朱邪阙俟斤阿厥率众投降唐军。
唐高宗永徽三年(653)，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渐渐又有叛离唐朝之心。由于阿史那贺鲁渐趋强大，处月部也追随其反叛唐廷。此时的处月酋长朱邪孤注率处月部军队据守牢山，但是被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芯何力打败，九千余处月部人被俘。
为了安置这些处月部降人，唐朝在今日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境内设都督府，以其首领拔野为都督。有关这个都督府的建置，很多人以为其名为“沙陀都督府”，其实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庄宗本纪上》的末尾中所说，“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材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事实上，贞观年间并未有什么“沙陀都督府”。虽然《新唐书·沙陀传》中说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的说法。
但是，同样还是《新唐书·沙陀传》记载，“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从上面这个记载看，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当过金满州都督，而且他们家族几代人都世系这个职位，却没有提到什么沙陀都督，可见当时只有这个金满州都督，所谓的沙陀都督是不存在。
至于为什么会有“沙陀都督”的叫法，或许是因为这个职位是用来羁縻沙陀人的。唐德宗贞元中，沙陀历史上重要的领袖朱邪尽忠出任都督。这一时期，吐蕃正急攻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沙陀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在吐蕃强势进攻之下，贞元五年（789年）冬，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贞元六年（790年）六月，北庭沦陷，“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
吐蕃将归降的沙陀部举族七千帐安置于甘州。在对唐王朝的战争中，由于沙陀人的能征善战，吐蕃常常以其为先锋。不久，沙陀部首领朱邪尽忠受到吐蕃的猜忌，被怀疑在对回鹘的战争中通敌。吐蕃人并不信任沙陀人，于是酝酿“徙沙陀于河”。
吐蕃人不信任沙陀人，那么唐朝这边就开始了对沙陀的争取拉拢。当时，唐朝坐镇朔方的是振武节度使范希朝，是一位很有建树的边帅，被人比作西汉的赵充国。在范希朝的策动下，元和三年（808年） ,朱邪尽忠及其长子朱邪执宜共同商议，决计脱离吐蕃的控制。他们率领沙陀人众部落三万循乌德犍山东行，边走边与追击的吐蕃人作战。
这场投唐之行的代价很惨遭，酋长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身负重伤，只剩下骑兵两千余人、战马七百骑、杂畜千余头，辗转来到了灵州(宁夏灵武西)。沙陀人归顺，唐朝政府对其很是优待，将其安置于盐州(大致在今陕西定边及内蒙古盐池县境)，并设置羁縻性质的阴山府，授朱邪执宜为阴山府兵马使，其弟葛勒阿波为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府都督。
沙陀降众与范希朝之间的个人依附色彩很严重，这也就会导致很多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变化。元和四年（809年），范希朝从振武节度使专任河东节度使，坐镇太原，沙陀部族随之继续东迁。迁徙至河东的沙陀人一部分被安置于神武川的黄花堆(今山西应县西北)，一部分被安置在定襄川(今山西定襄县)。
河东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西接长安，南临汴州，北捍蛮夷，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迁徙至此的沙陀部族将会以此为基业，搅动天下风云。范希朝对于手下的沙陀人，也是做到了人尽其才，“料其劲骑千二百，号沙陀军”，建立了一支骁勇彪悍的沙陀骑兵。沙陀部族在唐帝国内部合法的军事化似乎有利于唐军武力的加强，但更重要的是助长了沙陀势力的发展。
元和五年（810年），继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远比范希朝有忧患意识，他认为“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愿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采纳了王锷的建议，“建十府以处沙陀”。但是，唐朝的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并不彻底，没有将其部族打乱与别的民族混杂在一起，他们仍然是聚族而居，仍具有极强的部族凝聚力和自身的特点。沙陀人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壮大。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因“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于是奏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镇守北部边疆。这时，沙陀不但居于代北，而且具有地方权力，其自治政权的色彩愈发突出，其与唐朝的关系也更加复杂。
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他的儿子朱邪赤心接班了。朱邪赤心继续为大唐帝国东征西讨、四处作战，曾经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朝讨伐回鹊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844年），因为参加平定泽潞镇，因功升为朔州刺史、代北军使。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吐蕃联合党项及回鹊袭扰河西地区。朱邪赤心又奉命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河西战事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因功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年)，桂州（广西桂林）戍卒拥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发动叛乱，从桂州一直打到徐淮地区，还攻陷了彭城（江苏徐州）。
一时之间，帝国震动······
朱邪赤心又率部随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康承训前往镇压庞勋之乱，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又迁为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还被赐予唐朝国姓李氏，朱邪赤心因此得了个荣耀的汉名李国昌，“预郑王属籍”。突厥别部沙陀人从此成为荣耀的陇西李氏，隶属于大唐皇族，被这对于沙陀集团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一直被唐廷所防范。唐廷之所以会把沙陀人从灵州迁到代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
但是，到了代北之后，还是被唐朝当贼防着，河东节度使王锷又向朝廷提出一个“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建十府也是分散削弱沙陀人的办法，但效果并不怎么样。
尽管沙陀的势力并未被分散，反而越来越强大，但是管辖他们的河东节度使始终会采取各种手段戒备沙陀势力。朱邪执宜、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予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
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庞勋之乱改变了这一切，朱邪赤心变成了李国昌，还当上了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振武节度使。
虽然大同、鄜坊、振武在当时都算不上强藩，但这毕竟是藩镇，李国昌也正式跻身地方节帅序列。另外，赐姓一事意义重大，沙陀人的汉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加速时期。后来李国昌的孙子李存勖建立后唐，被宋人视为正统王朝，这恐怕与赐姓关系甚大。
势力越来越大的沙陀李氏集团，必将与唐帝国发生冲突，与忠诚与否无关，这就是势！
沙陀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克用是李国昌的第三子，是将沙陀李氏带入辉煌的关键领袖。李克用生于大中元年(847年)九月，根据《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记载，“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
十五岁的少年英雄李克用以自己的勇猛和战功在军中建立了威信，庞勋之乱被平定之后，李国昌被授予振武节度使的职务，“飞虎子”李克用也成为云中牙将。成年之后，李克用又当上了云中守捉使，其上司是云中防御使支谟。
在军中崭露头角的李克用渐渐显露出桀骜的本色，发生于乾符五年（878年）的斗鸡台事变就充分暴露了枭雄的野心。支谟之后出任云中防御使的是段文楚，就是那位名臣段秀实的孙子。李克用则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当时，代北连年荒旱，百姓饥寒。既然百姓饥寒，那么军粮供应也会紧张，漕运不济，粮食运输成本比以前增加数倍，而且承运重役常使供差者破产毙命。
段文楚怜悯百姓可怜，于是下令缩减军士粮饷，“而且又用法稍峻”，所以引起“军士怨怒”。这时候李克用的叔叔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乘机派部将康君立秘密到了蔚州，怂恿当时担任副兵马使的李克用起兵，以取而代之。
李克用对这件事起初还是很犹豫，对康君立说：“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康君立说：“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乎，李克用这才下定决心发动兵变。那边李尽忠连夜率部攻入云州，抓了段文楚和节度柳汉璋，自己掌控了云中军政大权。然后，李克用得知叔父得手之后，率领一万多兵马驰抵云州，军驻斗鸡台（今山西大同城郊）。
李尽忠是想捧李克用出来做头领，将防御使大印送给了李克用，请他做云中防御留后，也就是代理防御使的意思。李克用要上位，段文楚就不能活，数日之后，李尽忠将段文楚一家五口送到李克用驻军的斗鸡台下。晚唐藩镇的骄兵悍将兵变作乱，杀掉节帅，其实不足为奇。但是，李克用杀死段文楚一家五口人的手段实在是残忍至极，《资治通鉴》上的记载是“克用令军士剐而食之，以骑践其骸”，将人家杀死，还吃了人肉，再让战马去践踏尸骸，这还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
李克用在杀掉段文楚一家之后，堂而皇之地“入府舍视事”，以防御使自居了。事情发生之后，朝廷的反应似乎很淡定，在给予云州的诏书中写道“若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则事出权宜，不足猜虑。若便图军柄，欲奄大同，则患系久长，故难依允。”
朝廷意思是说，斗鸡台事变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兵变，骄兵悍将不满待遇降低而引发的，李克用如果能乖乖听从朝廷进一步人事安排，那就算不得大事。但是，如果李克用的心思是进一步占据大同，那就要收拾一下了。
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似乎对这场兵变真的不知情，他在事情发生之后，立即上书朝廷，以表忠心：“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李国昌的态度让唐廷觉得这事情并不大，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唐廷下旨，任命大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并且命李国昌去劝诫李克用，让他安分守己，听候发落，同时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为了增强控制效果，四月又进行了进一步人事调整，“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看上去，李国昌还是忠于大唐的，但是到了五月，形式急转直下，李国昌竟然被儿子李克用说服了，也参加了叛乱。这一事变的主谋之一李尽忠就曾分析当时的形势，“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夭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
所以，五月之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父子二人合兵造反了！李国昌父子想要的是整个代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幕后的主谋究竟是谁，那就真的不好说了。
代北沙陀自进入河东以来，长期经营代北（雁门关以北）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稳定的军事政治力量，但是在唐廷的刻意分割削弱下，始终没有能真正完全掌控代北地区。自从李克用等人发动斗鸡台事变，占据云州之后，朔州和蔚州也很快被沙陀李氏集团控制。至此，代北之地全为李克用所据。
势力膨胀的沙陀李氏集团很快就主动南下侵扰唐朝州县。五月，李国昌就与李克用合兵，攻陷遮虏军，并进击宁武、岢岚军。六月，“沙陀焚唐林、崞县，入忻州境”。很显然，斗鸡台事变的后果很严重，唐廷政治解决的方案失败了，只能以武力对武力了。在代北完全失陷的情况下，唐军只能依靠雁门关及太原作为支撑点进行防御，但是“太原屡隙警急，雁门不足提防”，形势非常危急。
唐廷当时虽然衰弱，但还没到等死的地步。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在唐朝的严厉打击之下，广明元年(880年)六月，沙陀酋长、李国昌的族弟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向北逃入鞑靼部落。
在取得对沙陀李氏军事胜利之后，唐廷任命吐谷浑酋长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人契芯璋之手。李克用不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这在沙陀李氏集团的发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没有后来的黄巢之乱，沙陀李氏就看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年)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救援京师。
李友金的兵马到了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对监军陈景思说：“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于是，李友金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代北之众是李氏集团的老班底，是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基本盘。
这个李友金当时投降唐朝，原本就是迫于无奈，更有人认为他是奉李国昌之命假投降，借以保存实力，李国昌是“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不论真假，李友金是肯定希望沙陀李氏能够复兴的。于是，李友金就以自己驾驭不了代北军士为理由，怂恿监军陈景思上奏朝廷，请求赦免李国昌父子，让他们带兵平叛。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唐廷下诏赦免了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李友金奉诏去鞑靼部落迎接。
在平叛的旗号下，沙陀李氏迎来了复兴的机会，势力急剧膨胀。中和三年（883年）李国昌就病死了，李克用取代了父亲成为沙陀李氏的主要领袖，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后来的后唐王朝奠定了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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