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中国知青 好梦一场

好梦一场

    “小康，根据你这些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表现，大队党支部决定推荐你去参加这次工农兵大学生的入学考试。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大队二十来个下放学生就这一个名额。你好好准备一下，要能考上了，就是你的福份了，再不用拾掇泥巴，可以远走高飞，闹腾个大出息了……。”

   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着白天常大娘说的那席话，心里激动得无法入眠。这真是个让人羡慕死的机会，正像大伙儿说的那样，一张上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可把我直接送到家里的地板上。大学毕业后，分配个理想的工作，成为让人瞧得起的知识分子。我美美地为自己的将来盘算起来，下决心从明天起，就开始收集学习资料；从明天开始每天天亮早起背代数公式、英语单词；从明日起，每天熬夜……

   煤油灯里细细的火苗上下跃动着，发出微弱的亮光。数学公式里的a、b、c字母，一个个地从书本里蹦出来，在眼前晃来晃去。我揉了揉眼睛，睁眼还是一片晃晃悠悠的数字与字母，什么也看不进去。茹燕她们劳累了一天，早已进入梦乡。不知谁在酣睡中还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咂嘴声，诱得我又是一连好几个哈欠。面对着摊在饭桌上家里寄来的大堆中学课本，我一筹莫展，恨不能一口吃下肚去，然后自然消化。书本里上百条的数学、物理、化学公式，对我来讲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文革开始时，我才上初一，学校就停课了，书本一扔到今天，学过的没学过的，看了都一样的陌生。修理地球这些年，脑瓜修成了大木瓜，这个文化考试就像古人进京赶考，谈何容易。可这是唯一可以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成败在此一搏，这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败，我得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精神。我起身去锅屋舀了瓢透心凉的井水，用手指蘸水往脸上一抹，继续苦苦啃读那堆书本。

   我捋下梳子梳下的大把头发，放在手里，心疼地看着风把头发吹向远处。这一个多月来，没日没夜地绞尽脑汁，苦心读书，多年不用的大脑可能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超负荷连续使用，我的头发天天大把脱落，两条小辫细成了原来的一半粗。队里人见了我都说那些书把我害苦了，小脸瘦成个尖下巴壳。那天在管店粮站，一脚踩上磅秤，自己也吓了一跳，整整轻了十二斤！

   可我心里有了底，数理化初中课本基本上啃了下来。考语文写作文，我已把准备好的十篇各种类型的作文，背得滚瓜烂熟。我报考的英语专业是我最拿手的，无需准备，多亏小时侯母亲督促我跟着广播电台学英语，现在获益匪浅。再说这次大学招生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文化考试，考虑到考生来源于工厂、农村、部队基层，文化程度有限，考试形式为开卷考。这样一来，我的把握就更大了，上大学的梦有希望了。

   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坐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长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一个男知青，检查完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

  “把裤子脱下，躺到那张检查台上，”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对我说。我一听，满肚子疑惑，过去学校里体检可从没经历过这个项目。那张检查台窄窄的，铺着皱巴巴，布满黄迹的白布。我慢吞吞地爬上检查台，直直地躺下。

  “脱下裤子，快！”女医生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

   我难为情地退下了裤子。

  “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在我两腿中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在干吗？她打手电筒弯腰凑近看了看，拔出器具，飞快地说了声“好了”，转身洗手去了。

   我如释重负重，拉起裤子，从床上一蹦而起，逃也似地跑了出去。

   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的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的回生产队去了。

   县一中成了临时考场，我们坐在教室里，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考试的铃声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我的心跟着击鼓似地跳到了嗓子眼，我有十来年没碰过考卷了。我接过数学试卷，手便不听起使唤来，歪歪扭扭地写下我的考生号码。我两眼急急地在第一道题上走了一遍, 可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做了几下深呼吸，告诉自己必须集中注意力。事实上, 题目并不难，都在初中范围, 加上开卷，答题在书中可找到例题为依据。我开始平静下来，在塞满了各种公式的大脑里紧张地搜寻解题用的正确公式，信心满满地写下答案。教室里一片寂静，只听得笔纸沙沙的摩擦声。偶尔有人猛抓头皮，发出无耐的叹息，一定是解题不顺，给困住了。

   我写下了最后一题的答案，看一下表，还剩十几分钟。我仔仔细细地检查每一道题，在手心上写下答案。

   考场外一片喧哗，经过两小时紧张考试的人三三两两地聚成了团，忙着对答案。这儿那儿不时发出激动的拍掌欢呼或是悔恨万般的捶胸顿足。

   “小康，考得不错吧，看你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路西公社的小梁问道。

   “全答对了，我把写满数字答案的手心朝他晃了晃，兴奋地回答。

   我浑身轻松地走在回生产队的路上。这次考试，英语口试主考老师一声“ Very good!”给我吃了个大定心丸，其它几门文化考试打的也都是有准备之仗。据说，这回大学录取根据考试成绩，出生成份不太重要，主要看接受“再教育”的表现，每个大学还有专门名额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呢。上大学的梦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我的心儿在歌唱。

   “黎琳，我昨夜作了个梦，说也奇怪，怎么梦见了县高考办公室，窗户敞开着，一阵大风刮进来，把办公桌上堆得高高的一摞高考卷子哗地一下全部吹到地上。那梦没头没尾，来得快，走得也快。帮我释释这个梦，似乎不吉利。”在田里干着活，我忽然想起了昨晚的梦。

   “哎，你又在瞎愁了，要我是你，作美梦还来不及呢！ 好了别叫我们眼馋了，就耐心地等你的入学通知书吧。”黎琳老说我是杞人忧天，懒得理我。

   收工回家，土墙上的广播喇叭吱吱啦啦地开始了一天的公社播音。“……人民日报社论……张铁生的‘我的一张答卷’……” 我木楞在广播喇叭下。

   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写了“我的一张答卷”这篇文章，一夜间成了轰动全国的“白卷英雄”。他认为文化考试把工农兵排挤在大学的校门外，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其作用如同我梦里的那阵大风把所有的考卷变成了废纸。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改变了方向，张铁生进了朝阳农学院。而我呢，只是作了场好梦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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