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后汉书（七十八）——梁冀两口子的奢靡贪婪祸国殃民

                                 305、后汉书（七十八）

        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五月十九日，桓帝尊自己的生母博园匽贵人为孝崇皇后。同时加封给梁冀食邑一万三千户，加上从前的封赏，此时梁冀食邑已达三万户。恰逢当时的弘农人宰宣生性谄媚，想讨好梁冀，就上书说“大将军有周公辅成王那样的功勋，现在既已分封他的几个儿子，那么他的妻子也应该封为邑君”。桓帝见到上书，就下诏封他妻子孙寿为襄城君，除襄城的租赋外，还同时享用阳翟县的租税，每年收入共五千万，此外还比照长公主的规格，加赐给她赤色印绶。荣及妻子，也足见梁冀的得势了，不过梁冀的这位妻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甚至可以说她是唯一能制服梁冀的人。这集，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梁冀以及他这位不省油的妻子。

     梁冀的妻子孙寿颇有几分姿色，又善于打扮得非常妖娆，眉毛扁而细，两颊淡抹似泪痕一样得粉妆，发髻偏垂，扭腰作态，扮出一脸巧笑，然而生性善妒，梁冀对她非常宠爱，也有些惧怕。

      还在汉顺帝时期，梁冀的父亲梁商曾觅得一个美人叫友通期，将之献给顺帝，结果友通期却因犯错，被顺帝归还给了梁商。梁商不敢留下友通期间，就把她嫁人了，然而梁冀却看上了这个美人，恰逢那时梁商病重，梁冀就派人去将她给抢了回来。不久，梁商去世，梁冀处于守孝期，他与友通期偷偷地在城西同居，孙寿探知梁冀外出，就带了许多奴仆跟随，把友通期带回家中，剪去她的头发，划破她的脸皮，痛加笞打，并要上书给皇帝告发这件事。

      梁冀非常害怕，向孙寿的母亲叩头，请求她要孙寿别这样做，孙寿于是只能不得已作罢。而梁冀此后还是悄悄与友通期私通，并生了个儿子取名梁伯玉，把他藏着不敢让他出来。孙寿不久知道了这件事，就派儿子梁胤杀死了友通期一家。梁冀担心孙寿杀害伯玉，就经常把他藏在夹壁之中。

       如果说梁冀这是自己犯错，怪不得孙寿泼辣，但其实孙寿也不是什么好人，与梁冀半斤八两，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梁冀有个奴仆总管名叫秦宫，很得梁冀看重和信任，让他官做到了太仓令，还允许他可自由出入孙寿的住所。这孙寿于是就跟秦宫私通起来，每次一见到秦宫，就以有要事相商为由把待从全部支开。于是乎，这样的关系让秦宫在这梁冀两口子跟前都非常受宠，威名权力大增，刺史等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就任前都要向他晋谒辞行。

       咱们常说，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梁冀两口子私生活得混乱暂且不论，在贪财与祸乱朝廷一事上，两人倒是颇为默契。梁冀听从孙寿的话，剥夺了许多梁家人的职权，对外给人一种谦让的感觉，实际上抬高了孙氏宗亲的地位。孙氏一族中冒他人之名担任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等官职的多达十余人，这些人贪婪成性、凶暴荒淫。他们各自派遣亲信把所辖县内得富户记录在案，冠以罪名，然后收押，严刑拷打，让他们拿钱赎罪。有的人钱给的少了，还会被处死或流放。

        而梁冀也是仗着自己大权在握，行事嚣张跋扈，当时有个扶风人名叫士孙奋，为人富有但吝啬成性。梁冀见他富有便打上他的主意，赠给他车乘马匹，所谓无功不受禄，梁冀的东西没那么好拿，不久便向士孙奋借钱五千万。这士孙奋虽然不敢得罪梁冀，但是生性吝啬，怎么都觉得肉疼，就只给了梁冀三千万。梁冀随后大怒，通告郡县官府，说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管理财物的奴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金而逃走。于是郡县官府立刻把士孙奋兄弟关押起来拷打，害死在狱中，随后把他家的钱财共一亿七千多万全部没收，交给梁冀。

       之前我们就说过梁冀大建府第，而孙寿也在他的对街兴建院宅，两人互相夸耀竞赛，极尽土木工程之盛。不仅这两人贪，就连他们的守门人也一样，有客人来访，守门人不给通报，客人只好重金贿赂，以至于守门人的积蓄，都多达千金。

        如果这还只是贪财，那么梁冀有些行为简直可以说是草间人名。他增辟园林，园林之广阔方圆近千里，西边到达弘农，东面连接荥阳，南面与鲁阳为邻居，北面与黄河、淇水相接，，包揽山林沼泽，远衔丘陵旷野，其中有深山，也有丘陵和荒野，而禁令与皇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在河南城西兴建了菟苑，纵横数十里，调发所辖几县的兵士民夫修建楼阁，用了几年时间，方才营建完工。随后他向地方发出文告，搜罗生兔，然后将这些兔子剪去一撮毛作为标记，规定如果有人违反禁令，伤害了这些兔子，就要判罪重至肉刑或死亡。曾有一个西域来经商的胡人，不知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人们辗转告发，因此事株连而死者多达十余人。梁冀的二弟曾偷偷派人到上党山打猎，结果这事被梁冀知道了，他下令逮捕了他二弟的三十多个宾客，并全部杀死，一个都没能活下来。

         后来梁冀还在城西另建宅第，收容那些逃亡的难民，有人一听，这梁冀也要做好事的么，其实不然，因为他时常以此为由头，抓捕一些无辜的百姓，将他们作为奴婢，名之曰“自卖人”，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

        古人信奉天降灾难，是在惊醒世人，不是没有道理，当朝大员如此做派，也难怪天怒人怨了。这不，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七月，梓潼发生山崩。

        十一月二十四日，桓帝下令天下死囚减罪一等，迁往戍边。

        次年正月，京师发生疫情，桓帝派光禄大夫带着医生药品视察诊治，十六日，改元元嘉，大赦天下，因此此年为元嘉元年（公元1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