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国家能力”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却收起来不准我们用

本文改编自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绍光的新著节选。

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东西大分流”。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军事革命、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大规模殖民主义、大规模奴隶贸易、税收增长。

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而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我认为基础性国家能力有七个方面至关重要：强制能力，即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汲取能力，即国家能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濡化能力，即国家使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在亚当·斯密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

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那么，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军事国家的强制能力与财政国家的汲取能力。

莫里斯对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强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曾提出：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

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