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上）

前面两集我们引出了精神熵的概念，并且谈到了通过在工作中找到“心流”，降低精神熵，从而提高幸福感。这一集我们要谈另外一个与精神熵和幸福感都有密切关系的话题，那就是生活中的苦难。一个人所经历苦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ta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幸福感。 

实际上，在这个专辑中，苦难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如果你还记得，在讲解黑天鹅和不确定那一集，我们就谈到了对苦难的应对，比如人身意外、疾病、失业等等。不过，在那里更多是从确保人身安全和降低经济损失的角度来谈。在这一集，我们更多从心理、精神和意义的角度来看苦难，试着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苦难是否有意义？怎样找到苦难的意义？在苦难的打击下幸福感还有可能保持吗？回答这些问题，主要会用到心理学以及佛学的模型。 

生活中的苦难是如此普遍。在介绍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的那一集，我就曾提到释迦牟尼对人间疾苦的观察，他总结了八种普遍存在的大的痛苦，称为“八苦”。这八种痛苦大致能与马斯洛模型的层级相对应，比如在生理和安全层面的生老病死，与人际关系层面的爱别离、怨憎会，与自我实现相关的求不得等等。 

显然，苦难对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但容易忽略的是，人们对待苦难的态度也对幸福感有巨大的影响，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过苦难本身。 

比如一种常见的态度是这样的：面对苦难，我不但感到不幸，而且对遭遇苦难感到耻辱。经历苦难似乎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再往深处看，这种态度的原因在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认为“我不应该经历痛苦”。 

实际上，这种态度本身就会加重悲惨和不幸的感受。 

这里我想起来一个心理学中的调查结果：在瑞典曾经进行过一个持续很多年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是司机。多年来结果都是一样的：约90%的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超过平均水平。听了这个结论你可能会笑出来，这也太荒谬了吧？我们第一集就讲过，像驾驶水平这样的随机变量，大致服从正态分布的规律，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数基本是相同的。而且根据正态分布的规律——大多数司机，也就是有68%的人都在平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的区间内。 

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一种人类的偏见，那就是对自己的高估，对其他人的低估。在心理学中把这种偏见叫做“过度自信”。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我不应该经历痛苦”的想法其实就是认为“我的幸运程度应该超过90%的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过度自信带来的偏见。 

在当代社会，这种偏见会更流行。原因一方面在于财富和生活条件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当代人除了喜欢“炫富”，还喜欢“炫福”，炫耀幸福，社交软件的流行使这个现象更加普遍。打开朋友圈、短视频随便看一看，葡萄美酒夜光杯，承欢侍宴无闲暇，仿佛每个人都生活在天堂。这样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别人过得都很好”，所以当自己遭遇苦难时很容易有“凭什么我就这么不幸？”的哀叹。 

这是一种偏见。人们通常并不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苦难，所以，社交软件里的生活其实是化了妆的生活，如果看看素颜的现代生活，释迦牟尼所提到的“八苦”恐怕跟古代社会没什么本质差别。在前面讲精神熵那一集的时候，那些来自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道德经》里的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的运行自有规律，并不会许某人以偏爱。因此，你我必将经历苦难，把苦难看成生活的一部分，反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苦难也不再是一种耻辱，就像黑夜并不是耻辱，它只是一天中的必然。 

接纳苦难，才能度过苦难，维克多.弗兰克尔本人是最好的例子。还记得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吧？他在生命的前三十年中一帆风顺，被认为是行业内的天才少年。在纳粹进攻奥地利之前，美国政府主动给他签证，希望他去美国避难，但他选择与父母和家人一起留在维也纳。后来他们全家都被送往集中营，弗兰克尔作为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学者，要和所有普通百姓一样，被驱赶着去洗澡、剃须，每天穿着之前死去的囚徒的破烂衣服在寒冷的森林中做苦力。 

在书中，他对自己的内心活动并没有做过多的描述。不过，可以推测，他的内心并没有“我不应该经历苦难”这样的一种执念，否则在前后境遇的强烈落差之下，他的精神世界可能会被内心的巨大矛盾所摧毁。他在之前的工作中接触了大量因为抑郁症而想要自杀的患者，我猜想这段经历已经促使他建立了这样的认知，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我并没有对苦难的豁免权”。正是这种态度帮助他度过了在集中营的至暗时刻。 

接受苦难的必然性，并不代表面对苦难什么事情都不做。如果一个人不断经历无法控制的苦难，内心就会有越来越强烈的无助感，这种无助感慢慢就会滋生出抑郁情绪，精神状态更为消沉。以后即使遇到可以去改变的局面，很可能也会消极放弃，任凭苦难的摧残。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叫做“习得性无助”，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通过心理学实验所得到的结论。简单讲，就是在经历不可控的痛苦后，人会变得越来越消极和消沉。 

而现实中的的苦难，看起来恰恰都是无法控制的，甚至也无法预测。面对不可控的苦难，如果想降低内心的无助感，真的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而且值得做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2000多年前的佛学和近代心理学都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在佛学中有一个模型叫“五蕴”，用来描述人的精神活动与外界刺激之间的关系。那些不可控的苦难事件就是外界刺激，必然会激起人的内在的精神活动。按照五蕴模型，人的精神活动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分别叫做“受”，也就是感受、情绪；“想”，也就是思想、观念；“行”，也就是念头、动机。这三者之间有紧密的联系，比如遇到某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从而有要做什么的念头。

用五蕴模型来看，苦难事件本身是人不可控的，但是无助感以及抑郁感的感受不光取决于苦难本身，还取决于“想”，也就是思想和观念。通过调整对苦难的看法，感受就会自然改变。

这真的有用吗？ 

举个例子，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故事。当年爱迪生用了三年时间实验了1000多种灯丝材料，都失败了，他的投资人甚至包括他的团队都开始变得沮丧和消沉。面对当时的状况，据说爱迪生是这样回复的：“我不认为已经失败了，实际上，这三年我们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成就，那就是用实验证明了这1000多种材料都不适合做灯丝。在排除了这些选择后，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答案更近了。” 

我们用五蕴模型来看一下，在这个故事里，爱迪生面对不可控的苦难事件，也就是连续的失败，他自主调节了内在精神活动。在经过理性考虑后，他选择了新的“想”，建立了一种新的观念。从而内心的“感受”就不会那样无助和沮丧。可以想象，在这种“想”和“受”之下，他接下来的“行”会更有动力和士气。反过来，如果他认为这三年的实验确实毫无意义，那么内心必然感到抑郁，继续采取行动的动力就会非常疲软。 

实际上，“五蕴”模型带来的启发，跟现代西方心理学完全一致。还记得弗兰克尔本人创造的“意义疗法”吧？弗兰克尔认为，虽然苦难事件本身人是没法选的，但是，人永远可以选择对苦难的回应，寻找苦难所承载的意义感。这种选择的自由永远不会被剥夺，弗兰克尔把它称之为“人的终极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选择态度的自由，它的重要性在于：有些选择加重了苦难所带来无助和不幸，另外一些则能够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