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原文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渊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黄诚甫问的，是《论语·卫灵公》的“颜渊问邦”：
颜渊问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
颜渊问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礼乐用舜代的韶乐。放弃郑国的音乐，远绝巧言谄媚的人。因为郑国的音乐太淫，而佞人太危险了。”
黄诚甫问的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引用的程颐的话：
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
程颐说：问政的人多了，唯有跟颜渊才说这些。因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要与时俱进，有所损益，时间太久远了，不可能没有弊病。周朝衰微，圣人不兴，所以孔子斟酌取舍三代的礼制，立为万世常行之道，提出这几条纲领。由这个原则去推理，其他的自然都明白了。
又引用尹氏的话：“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这些事，孔子颜回当时做不到，但后世终究会按他们说的做。
这就是黄诚甫所问，先儒所说的万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
这几条是不是万世常行之道呢？
我们先看看夏历：
这里有讲究，对颜渊问邦这一段，朱熹注解第一句说：“颜子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曰为邦者，谦辞。”他说颜渊问怎么治理邦国，就是诸侯国。但是，颜渊的才干，是治理全天下的，不是治理诸侯国的，他问邦，只是谦辞。孔子对颜渊的定位，也是治理天下的，不是治理诸侯国的，所以孔子回答的第一条，就是历法，历法是中央定的，不是诸侯国定的。历法代表政权，是天子的事，不是邦国诸侯的事。所以朱熹说颜回问邦是谦辞，他问的是天下，孔子答的也是天下。
孔子身在周朝，他不是一直倡导要恢复周礼吗？怎么第一大事就要恢复夏历呢？这是实事求是，对前代政举实事求是地分析，加以损益，该删的删，该增的增，该继承的继承，该改正的改正。
前面说了，历法代表政权，历代新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改纪元，定年号，定历法。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民国，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确立公元纪年，改用西历，和全世界接轨了。
古代定历法，还要改正朔，把哪个月是正月也给改了。孔子说要用夏历，就是因为夏历、殷历、周历，正月都不一样。夏历，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阴历。殷历把正月提前了一个月，以阴历的十二月为正月，为一年的开始。到了周朝，又把正月提前一个月，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所以夏商周三朝，春夏秋冬的开始时间都不一样，各差一个月。夏历现在叫阴历，又叫农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正月就差不多春天来了，该准备播种了，符合春种秋收的节奏。所以孔子说应该恢复夏历。不过等秦始皇统一天下，他要和前朝不同，把正月又提前了一个月，提到阴历十月，春夏秋冬就全乱了。
最后谁听了孔子的意见呢？汉武帝。汉武帝恢复了夏历的正朔，他不能再折腾，宣布以夏历正月为正月，这才一直沿用到我们今天。我们过的春节，正月初一，就是夏历的正月初一，这是按孔子的意见办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历法这个问题上，孔子的回答确实是立了万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
第二件事，乘殷之辂，坐殷朝的车。辂，也写作“路”，本指大车前的横木，也指大车。殷朝的辂，又称木辂，就是木材做的，上漆而已。到了周朝，比较奢侈，周制有五辂，玉、金、象、革、木，前面四等分别镶嵌玉器、金子、象牙、皮革。孔子认为，木辂就可以了，车的大小规格，已经可以区别出身份高低尊贵，何必还要奢侈装饰。比如现在你用奔驰600做国宾车，已经可以了，不必再改装各种配置，搞得花里胡哨的。上面这么搞，老百姓开一个奥拓他也要改装，全民奢侈浮华之风就带起来了。
天子节俭，则全国节俭。天子奢侈，则全国奢侈。今天的八项规定，也是去除奢侈之风，这也是万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
第三件事，服周之冕。冕，是祭祀服装的礼帽，音“免”，也有“免”的意思，有一个带子系在下巴上，免得它掉下来。朱熹注解说，周朝的冕“虽华而不为糜，虽费而不及奢”，很华美，很费工费料，但又还不至于奢靡。孔子是最重视祭祀的。他不是说文质彬彬吗？在平常坐的车上，取质；在祭祀大典的礼服上，取文。
平时要节俭，但是国家大典，还是要庄严壮丽，这也是万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
第四件事，乐则韶舞。这个出自《论语·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舜帝的音乐。舜是尧禅位给他，得位中正平和，孔子也说过，无为而治的，恐怕只有舜吧，因为尧给他打好了基础，下面一班大臣也得力。所以舜的音乐，乐音尽美，又一片祥和，乐意尽善，尽善尽美。周朝的音乐是周武王的。周武王是革命伐纣而有天下，他的音乐虽然也美，但是有杀伐之气，所以尽美而不尽善。如今天下已经定了几百年了，孔子建议恢复舜帝的韶乐，不要再用武王的杀伐之乐了。
这么看，这也是万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法。
王阳明回答说：“颜子已经具备圣人之体，他对于治理国家的大本大原都已经具备，孔子平时对他已经非常了解，不必多言，所以只在典章制度上说一下。不过这方面也不能忽略，必须如此才能尽善。颜回是一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担心他对外面的细枝末节有所疏略，所以就他不足之处帮补他。如果是其他人问，那就要跟他讲《中庸》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政在于得人，而得人在于君王自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君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政无不举也；要讲《中庸》的达道——天下之大道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要讲《中庸》的九经——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还有诚身等许多功夫，才做得了治理天下的工作。如果只是坐了殷朝的车，穿了周朝的冕，耳闻目见舜代的韶舞，天下就大治了吗？后人看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孔子也跟他讲这个，就把这当成天大的事来看了。”
王阳明的解释，和朱熹的注解角度不一样。朱熹的意思是说，颜渊虽然问的是如何治理诸侯国，孔子回答的却是王天下之法。法律政事，那是下面的具体事，天子最重要的，是顶层的历法和礼乐，这些才是真正天大的事。王阳明解释说孔子是在颜回不足之处“帮补”，这个认识差距很大。
读者采信哪一说，要自己考虑了。就我而言，我以为还是朱熹老师认识深刻。
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孔子为什么要跟颜回说一个“放郑声，远侫人”呢？在这方面，孔子对颜回还不放心吗？
不放心，不能放心，对自己也不能放心，一定要警醒！
侫，同“佞”，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才智，比如“不佞”就是“不才”的意思；二是巧言谄媚。侫人大都有才智，特别是有口才，能谄媚巴结蛊惑他人。这样的人特别多，互联网时代更多，因为蛊惑人的渠道更方便了。
侫人殆：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殆，就是完蛋，你别不信，侫人能让你完蛋。侫人和郑声一样，都能惑人心智，把人导入歧途。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会变成什么人，这是人的本能，所以，要非常谨慎地选择自己接近的人，选择自己玩乐的圈子。远小人，是最重要的修身原则，也是最重要的管理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自信”，不要相信自己能“出污泥而不染”。或者自以为能把握住，能限制住小人。过分自信是成功人士最大的弱点，是“致命的自负”，会吃大亏，遭大难，殷鉴不远，谁呢？齐桓公小白。管仲临死，要他疏远易牙、开方、竖刁，他不听，继续重用三人，结果等他生病临死，诸公子争位，三人作乱，都没人给他送饭吃。齐桓公是活活饿死的，饿死之后，尸体停了六十七天没人管，生了蛆，蛆虫都从窗户爬了出来。等公子们争位尘埃落定，新君无亏才把他葬了。
齐桓公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因为他自信，他认为自己把握得住，控制得了，其实任何人也把握不住，控制不了。你能相信自己比齐桓公还伟大吗？
君王为什么需要佞臣呢？因为佞臣能让你舒服！如果周围都是像李世民的魏征那样的人，像爸爸一样盯着你，限制你，实际也是一种道德控制，那有时真觉得了无生趣。我成了一部治国机器，我也是人！我就不能享受生活吗？
但是，真的不能。后来的李隆基就享受生活，太享受了，把国家给享受垮了。
诸葛亮总结了六个字：“亲贤臣，远小人。”这个一刻也不能放松。不过，他这话写给阿斗，也是对牛弹琴。
“亲贤臣，远小人”这六个字的著作权是诸葛亮的，往前追溯，是孔子的思想，再往前呢，是黄帝时期的一个牧马童提出来的。
《庄子》记载，黄帝出游迷路，问谁都不知道，碰到一个牧马童，他知道得清清楚楚。黄帝说：“你啥都知道呀！那我问你，你知道怎么治天下吗？”
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何异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小童说治天下和牧马没区别，就是把害群之马清理出去就是了。黄帝马上下拜，说这牧马童是上天派来教他的老师。
清理害群之马，比找出千里马还重要。因为千里马其实不用你找，环境好了，他自己会冒出来。取人以身，不是靠猎头公司，而是靠你自身的修为。但是有害群之马，这组织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引用张载的话：“礼乐，治之法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则德可久，业可大。郑声佞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远之。”
在“放郑声，远佞人”上，一天都不能不谨慎！过分自信是成功人士最大的弱点，以为自己有主见，不会被身边的人影响，大错！被身边人影响是人的本能，所有人都一样。所以，一定要谨慎选择在你身边、有可能影响你的人，在这一点上，孔子对颜回也不能放心，除了国家历法礼乐，这就是最大的事。
原文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蔡希渊问的，还是《大学》八条目的次序，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蔡希渊问：“朱熹编辑的《大学》新本，先有格物致知，然后才有诚意功夫，似乎和《大学》旧本的次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按先生您的说法，格物致知不是格物穷理，是格正心中的善恶来致良知，这样的话，似乎‘诚意’应该在格物致知之前了，先有诚意，才能去格善恶、致良知啊。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王阳明说：“《大学》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就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致知。以诚意为主宰，去下格物致知的功夫，这功夫才有着落，这着落就是为善去恶，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都是‘诚意’的事。朱熹的新本《大学》，自己添补了一段格物致知的解释，说格物致知是穷尽事物之理，这茫茫荡荡都是外物，到哪里去穷，又穷到哪里算是结束？都是没有着落的事。如果要着落，那还得在前面加一个‘敬’字，才能和自己的身心关联起来。然而这终究是缺乏关联的。如果需要添一个‘敬’字，为何《大学》的作者却把这最紧要的字都落下了，等到一千多年后再让人补出来？所以我才说以‘诚意’为主，就不需要再加一个‘敬’字。之所以提出个‘诚意’，正是因为这是做学问的根本宗旨。对此没有体察，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大体而言，《中庸》的功夫也只是诚身，诚身的功夫做到极致就是至诚。《大学》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做到极致就是至善。功夫总是相同的，现在这里补一个‘敬’字，那里补一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了。”
王阳明对《大学》《中庸》的概括，一语中的，从诚意到诚身，学习“四书”的次序，就是从诚意到诚身的次序，先学《大学》，诚意正心，然后经过《论语》《孟子》的学习，最后到达《中庸》，达到诚身，至诚无息，至诚如神，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至于蔡希渊的问题，就不必拘泥于文句再纠结了。
喜洋洋wsy
老师好！您讲的是那个版本？
听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