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字惜纸。图源：《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
十九世纪初，广州珠江边。阳光逐渐暗淡下来，一天的忙碌告一段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马礼逊收拾起公司的文书，通过地下通道，走向后面一排的房屋，那是他休息和学习的地方。
一个蓝色长袍马褂的身影从后排房屋中踱步而出，匆忙跟上马礼逊。天色全然暗黑下来，房屋里亮起光。透过窗户上油亮的窗纸，屋内人影绰绰，投射在对面的墙壁上。两个人相对而坐，朗朗的读书声压抑着响起。
英国人马礼逊正在学中文，他有两个中文老师，一个是李先生，秀才文凭，据说中文根底很好，毛笔字写得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另一个是容关明，小名阿沛，30岁，稍显拘谨，但幽默风趣。
李先生应该是广州土著，教授马礼逊粤语；容关明是山西人，教授官话。二人交替进行教学，二对一，形似私塾，豪华待遇。马礼逊所在的东印度公司支付二人费用，而且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并不是英国人大发善心，或者公司条件优渥，钱多得用不完，而是清廷严禁老外学中文，严禁教老外中文，违者砍头。为了避人耳目，马礼逊的老师们别无他法，只得吃住在公司里面，免得被人揭发。马礼逊是老外，自然不能学中文，思来想去，只好应聘到东印度公司当翻译，挣点生活费，主要是有个遮掩的幌子，他应该也不太想掉脑袋。
两位中文老师有一个共同点，每人随时随地随身携带一包剧毒的毒药，万一被人告密或有衙门狱卒闯入进来，可以第一时间服毒自杀，以死殉“教”，免受牢狱刑罚之苦。
英国人麦高恩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笃信和热爱教育。”此言不虚。中国自古尊重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以说是热爱教育、敬惜文字的典范。对教育的崇敬和热爱，简直成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清代的老师。图源：《横穿克里塞——从广州到曼德勒》）
清朝人信仰教育、崇拜教育，体现在对外、对内的两种极端表现。
拒绝文化交流：不教老外中文、不卖给老外中文书
清廷奉行严苛的闭关锁国政策，这种政策延伸到教育文化领域，表现为拒绝文化交流，禁止百姓出行，严禁百姓出国，严禁老外学中文，严禁教老外学中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中文学了去，肯定不干什么好事，还可能坏了大清的风水。
上述马礼逊学中文的情形，绝非个案。刚一开始，马礼逊找不到中文老师，中文书籍也一片空白，完全没有，只好通过《康熙字典》《拉丁文—中文字典》来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作为马礼逊的后来者，卫三畏遭遇的境况仍未改变。清廷仍然闭关锁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经济基本自给自足，况且千年以来“万国来朝”的、自居老大的心理优势，完全不屑于与蛮夷之国往来。那些个未开化的蛮荒小国，来进贡“表忠心”还差不多，吾皇倒是会赏赐些许牙慧给他们。
教老外中文？这还了得，那可是里通国外，死罪一条，斩立决！为了防止有人突然强闯进来，被抓现行，中文老师给卫三畏上课时，总是带着一只外国女人的鞋子，并将它放在桌子上。仆人到门口窗外四下里巡视一圈，看看确无人跟踪或埋伏在附近，主仆之间对上暗号，师生二人这才对着那只外国女人的鞋子，胆战心惊地开始教与学。如果有陌生人闯入，中文老师立即拿起那只女人的鞋子，装作修鞋匠，装模作样，偷梁换“鞋”，瞒天过海。
清廷的语言文化政策，马礼逊和卫三畏等人的遭遇，堪称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葩。容关明和李先生，这两位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文化交流的先行者，值得后来人记住！
马礼逊离职时，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行提出切实忠告。鉴于中文老师冒着生命危险来教中文，他建议，其平均年薪应该达到300元，才比较恰当。如果中文老师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聪明伶俐任劳任怨，则还需要继续上调。进到商行之后，中文老师不再频繁出入，只能待在商行之内，因此，年薪之外，需要长期给中文老师免费提供食宿。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必须提前做好预案，研判形势，应付突发事件，有合理的、可行性强的应变办法。必要时，帮助中文老师躲过官府的缉捕和杀头，逃命要紧。否则，要找到中文老师，就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马礼逊不压价，多给钱，包吃住，还主动为老师“逃命”出谋划策，考虑周全，可谓良心之举。
（马礼逊与中国学者一起编写《华英字典》。图源：《南方日报》）
清廷严禁中国人把中文图书卖给老外，违者重罚。严禁帮助洋人刻制或印刷汉字，严禁私自印刷书籍，违者斩首。马礼逊编写的《中英会话》和若干中文刻板正在广州印刷时，被官府察觉，中国籍印刷工人被抓走，他的另一个老师兼助手高先生得以逃脱，侥幸活命。严禁印制基督教书籍，蛊惑人心，引诱百姓走入歪门邪道，违者“立即斩首”。严禁信奉洋教，不愿改邪归正的百姓，流放黑龙江。
“敬字惜纸”： 用“神炉”焚烧字纸，跪地默念祈祷
对教育的重视，直接引发对文字的重视。客家人仍然信仰这样的说法，读书要识字，读书就是识字。
文字的创制与由来已经被神化。但文字确实对中华民族的统一、日常交流、文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出使清廷，途径广州时，正是通过汉字与当地官员和船夫进行“交谈”。
文字是过往事件、生活经验、祖先智慧、中华文明等层层积累代代相传的载体和纽带，阅读文字，几乎等同于与祖先“对话”。这在祖先崇拜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斯坦因在中国西域考古时发现，中国古人发明的楔形木牍竹片，上面刻写文字，两股麻绳将木牍竹片捆绑起来，麻绳通过槽沟，槽沟与印槽连通，形成十字形。穿槽而过的麻绳用泥盖住塞满，再在印泥上盖上印章，麻绳、印泥、印章三保险，绝对可以防止私拆书信，保证书信的安全和私密。木头削片有多次刮削的痕迹，说明古人勤于练字，急于把书法练好。
（楔形木牍与写满汉字的木牍片。图源：《西域考古记》）
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们，通过科举考试中的乡试、会试，直接进入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相当于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领导层，拿到金饭碗。最不济的，通过院试，也是个秀才、文化人。文化人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违法犯罪，也可以免于受刑。他们可以充当位高权重的乡绅，教化乡民、调解矛盾，和谐邻里关系；可以在私塾里充当德高望重的老师，敲打顽童、传承文化，稳固社会秩序；可以代写书信、说书言事、算命占卜。
（看相。图源：《市井图景里的中国人》）
古人对文字的重视到了崇拜乃至迷信的地步，视为神明，认为敬重文字和写有文字的纸张，可以积德。生前，可以获得财富、长寿、声誉；身后，可以免遭地狱酷刑的折磨。
万物有灵，世事轮回，对文字和有文字的纸张不敬的，死后要忍受阴间十殿中第六殿的折磨，“第六殿同样分成十六个部。在第一部里可怜的罪人必须终年坐在铁球上，第二部站在粪堆里没到脖子，第三部被打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第四部嘴被铁钳撬开、用针填上，第五部被老鼠咬，第六部被扔进带刺的网里让蝗虫咬，第七部被煮成肉汁，第八部刺伤四肢，第九部往嘴里填火，第十部有火苗舔他们，第十一部要吸进令人厌恶的臭气，第十二部被公牛顶、被马踢，第十三部抓破他们的心，第十四部刮去他们的皮、直到头盖掉落，第十五部被劈开，第十六部最终被剥皮，然后卷起来。”简直惨不忍睹，“死”不如死。
（地狱里的惩罚。图源：《环沪漫记》）
如何对文字和有文字的纸张表达敬意？
古代读书人家里设有专用的废纸篓，而不是如今那种海纳百川的万能垃圾桶。城市的街道上，临街的墙壁上，帝国的主干道，江河湖海的码头，乡村主要路口，田野中，举凡人流密集的地方，都设有收集废纸的篮子和箱子，篮子和箱子外面贴一张纸条，写着“敬字惜纸”。人们自觉地虔敬地把废纸放到篮子箱子里。
慈善团体、行会组织、读书人等，会雇佣一些小贩，小贩定期上门，挨家挨户收集每一张被废弃不要的字纸。他们也在城市乡村、街头巷尾、集市戏院游走巡视，捡拾遗落在地的碎小纸片。破碎小瓷片也在被捡之列，瓷片上一般烧制有文字，也不能随意抛弃。这些纸和瓷器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记载着国家的丰功伟绩，神圣非常，岂能毫无规矩，弃如鄙履，任人践踏。
小贩要么挑着两个深厚的大竹筐，要么肩膀上斜挎个篮子，要么背着篓子，上面无一例外写有“敬字惜纸”。他们配有一副修长的竹夹或者一根嵌有锋利铁钉的竹竿，专门夹取和扎取纸片，十拿九稳，手到擒来。
（收集字纸。图源：《中国与中国人》）
野外的山火、灶膛的炉火、祠堂的香火，都太过低俗，不堪如此神圣高尚的重任。收集起来的废纸汇聚在一起，在和尚道士的吹拉弹唱声中，大张旗鼓郑重其事地送到当地的寺庙里。寺庙中建有专门的焚纸场，焚纸场精心设计，建造精妙，外围是高大的围墙。围墙之内有花园，绿水青山，古树鲜花，鸟语花香。还有一间雅致小屋，供举行焚烧仪式时的主祭使用。花园的正中，是一座高约50英尺的方形塔，曲折而上，高耸入云，这就是焚烧字纸的神炉。焚烧时，大家纷纷跪在地上，目视神炉中熊熊的火焰，默念祈祷。
（化纸炉。图源：《一位美国工程师的中国行纪》）
更有甚者，“书呆子”们把燃烧后的纸灰收集起来，不让其自生自灭，不让其日晒雨淋，不让其风起“灰”涌。收集起来的纸灰倒入涓涓细流，让叮咚的清澈溪水把它们带向“诗与远方”，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近海的城市和乡村，把纸灰装入瓦罐，放入江河，随波逐流，漂向大海，确保灰烬与大海融为一体，文字绝不遭受任何形式的亵渎。
文字 刘小程
主播 大圣神功六王爷
编辑/制作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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